作者原序/001

譯者原序:福澤諭吉研究與丸山真男/001

譯者二版序/001

譯者三版序/001

福澤諭吉(1834—1901)/001

福澤的“秩序與人”/005

福澤的“實學”的轉回——福澤諭吉哲學研究緒論/008

福澤諭吉的哲學——對其時事評論的考察/030

福澤諭吉政治論的根基/068

維新前後的“忠誠相剋”/098

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國家理性問題/135

幕末維新的知識分子/160

福澤、內村、天心——歐化與近代日本的知識分子/183

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類型、範圍、對像/202

座談會:近代日本與福澤諭吉/228

附錄

一、所收論文初版年代一覽表/256

二、丸山真男主要著作目錄/257

三、福澤諭吉生平年表/259

四、原典、傳記、書目一覽/262

獨特的研究角度

我的研究方法的特征，不在干分析福澤(或與他同時代的思想家)所起的政治作用本身,或分析福澤對那個時代的具體個別時事問題所作的個別回答和結論本身，而在於重視貫穿於福澤大量的言論活動深處的、他的認識和判斷問題的方法，從其中提取出這個意義上的福澤的哲學，並分析其意義。不過即使是這一點，我也不敢自稱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反映“客觀真實”。但至少可以這樣說，關於福澤的政治、經濟、教育方面的言論和行動已有汗牛充棟的研究，然而，關於福澤的思維方法，也許因福澤沒有以直接的形式來表現(福澤自身不喜歡抽像地、一般地談自己的哲學或世界觀)，到目前為止，立足於這個角度的研究極其稀少。我的研究在日本，也正因為這個特殊角度的稀有價值而獲得了注目。

福澤政治論

福澤領會到國權進步發展的深奧源泉在於：一方面是以人權(或“私權”)的確立為基礎的的自發活動，另一方面是以政權(或“公權”)的確立為基指導性，這兩者在分工的原則上並不相侵，在保持抗衡中共存。在此必須注意兩點。，這個基本構想是預先舍去了統治形態問題的。也就是說，先不考慮是誰掌握政權，先不考慮是君主，還是寡頭貴族，還是國民代表議會左右政權，而設定其為妥當。第二，福澤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把國權和政權混同或同一化。福澤所說的國權，常常是指政權和人權能源的總和，而且幾乎是在談對外關繫時使用。後面我們將要談到，福澤的邏輯在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之間發生分裂，而且始終優先後者，這也許正是他整個體繫的致命弱點。但即使在福澤的國權論達到潮時，他關於政治權力的對內限定原則仍絲毫沒有動搖。

福澤的“主義”

福澤諭吉是明治的思想家，也是今日的思想家。不少人從明治的時代特殊性來理解福澤，把他僅作為歷史的過去來看待，但往往因此隻看到福澤作為啟蒙的個人主義的側面，並認為他的個人主義盡管曾經是偉大的，但已完成其歷史作用。也有不少人主要把福澤作為今日的思想家來看待，而往往隻看到他國家主義者、國權主義者的面目，從而把他列入為數眾多的日本主義者的範圍，並強調福澤精神的現代性。然而，不管哪一種理解方法，都是把福澤的“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割裂開來，把其中的一個側面固定在歷史的基礎上，而把其中的另一側面與歷史的基礎割開，描寫為可自在浮動之物。

思想史之妙趣

在日本，當人們說起思想史，或思想史熱潮時，往往把“思想史”與“思想論”混同一氣。也許因為如此，歷史學家常說，思想史是什麼都可以隨便思考的學問，他們誤認為把歷史作為材料，隨意地敘述自己的想法就是思想史。產生這種看法很自然，但這是對思想史的一個根本的誤會。實際上，思想史也是由歷史的考證嚴密地確定的。在剖酌資料和操作資料方面，它與一般歷史學具有共同特點。例如，德川時代出現過一部《德川成憲百條》。據說這是德川家康作的，實際上是偽書，今天一般被認為是德川中期之物。因此，《德川成憲百條》在“事實史”的敘述上，可以說是幾乎沒有史料價值的，因為是後世造的偽書。

然而，在思想史上，即使是偽書，但因其能反映當時的思想狀況，通過其能了解德川社會，至少能了解成熟階段德川社會的價值體繫。偽書的出現本身具有思想的意義。因此思想史把像征性之物也作為一種證據來對待，而且重視把像征性之物的實在意義作為對像來研究。這樣，在判斷資料價值之點上，思想史不一定與事實史相同，但它也是受歷史的考證制約的。在這方面，它與脫離歷史的文脈，用歷史的素材來展開自己思想的做法有明顯的不同。從這個意義上看，筆者認為，思想史研究者或思想史家的工作。正好介於把過夫的思想當作素材來發揮自己主張的“思想論”與一般的歷史敘述之間。

與音樂演奏一樣，思想史家的工作不是思想的單純創造，而是雙重創造。就是說，假借東西古今的思想家來展開自己的思想的做法不能算思想史，但僅僅把思想排列在歷史的順序中的做法也不能算思想史。與一般的歷史學或政治史、經濟史的研究一樣，確定某事實或命題的操作也是思想史學家必須的作業。不用說，即使在一般歷史學中，完全排除歷史敘述者來自主體的構成的因素的“實證”主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由人來敘述的歷史與由事件構成的客觀歷史本來就不可能相同，它多多少少包含有撰寫人主體的結構。在思想史中，這種主體的結構具有決定性的重大意義。比如不可能有康德思想的單純的忠實再現，其結果必然隻能是敘述者自己思想支配下的對康德的解釋。反過來說，即在對康德的解釋過程中，必然滲入自己的思想創造。因此，正如牡蠣附在船肚上一樣，隻對史實關心的人，或對創造性感覺遲鈍、不易在對像的觸動下產生想像的人，往往不會對思想史感興趣。

然而與之完全相反、不能忍受史料的客觀制約，不能忍受歷史對像本身的結構嚴格制約的“浪漫主義者”或“獨創”思想家，也不會對思想史感興趣。思想史家的思想畢竟是過去思想的再創作的產物。換言之，思想史家的特征是：埋沒於歷史中時表現得傲慢，從歷史中脫出時表現得謙遜。一方面是嚴守歷史的拘束性，另一方面是自己對歷史的能動工作(所謂“對歷史”，並不能誤解為對現代，這是指自己對歷史對像的能動工作)。在受歷史制約的同時，積極對歷史對像發揮能動作用，在這種辯證的緊張關繫中再現過去的思想。這就是思想史本來的課題，也是思想史之妙趣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