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田江理對襲擊珍珠港前的幾個月裡日本面臨的意識形態及軍事困境做了闡述……以當時*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為背景，[她]生動勾勒出了一個關鍵人物深陷罅隙的日本領導層……[並且]嚴謹地描述出[他們]協商與爭吵過程中的種種細節……

——《紐約客》（The New Yorker）

令人生畏……本書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讓我們看到一個強國的政治繫統一旦失效，將會帶來怎樣足以毀滅世界的危險後果。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這本重點明確、資料翔實、說服力強的書中，堀田江理輕松地帶我們穿越回那個帶來毀滅性後果的決策瞬間。本書從鮮為人知的角度切入，用精湛的技巧講述了太平洋戰爭是如何以及為何開始的。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對樂於研究日本在二戰中所作所為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令人著迷的書……盡管本書學術性強、史料調查全面，但閱讀體驗極佳、可讀性強……非常引人入勝。

——《圖書館雜志》（Library Journal）

本書快節奏、極具說服力地講述了日本做出偷襲珍珠港決策的過程，堀田江理描述了一個國家的領導層在面臨太平洋危機、亟需采取果斷行動以維護和平之時，卻可悲地陷於無休止的內部爭吵。這是一個關於自欺欺人、不負責任、愚昧無知的故事，而日本直至今日也沒能完全擺脫這些問題。

——入江昭，《珍珠港與太平洋戰爭的來臨》作者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本書聚焦從1941年4月至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八個月，而非事件本身，從日本國內視角審視了整個計劃的決策過程，集中關注其中的歷史細節。本書具有很高的歷史資料價值，文筆精煉生動，為二戰研究提供了寶貴參照。

作者發掘了大量罕見的日文*手材料，提出了多年來一直被眾多歷史學家忽略的重要問題，例如：為什麼軍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將他們的國家和人民帶上危險的道路？為什麼他們做出了從一開始就錯誤的決定？與公認觀點不同的是，本書認為，日本領導人其實認識到發動這場戰爭將帶來毀滅與自我毀滅的後果，甚至在發動襲擊前的幾個月裡，日本領導人原本可以避免這一對決。但一方面，日本對中國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日本國內生產生活造成了極大影響，面臨資源短缺的經濟困境；另一方面，日本不斷擴大其在太平洋地區勢力的舉動引發了西方傳統強國的不滿，對日本的貿易限制不斷加強，日本面臨外交困境；第三，日本軍隊和政府的特殊關繫以及矛盾的內閣制造就了特殊的政治決策機制，加之日本好戰分子慣有的賭徒心態，*終促使日本孤注一擲，采取魯莽的行動，導致了戰爭的爆發。

除了對歷史事件的直接關注，作者還著重探討了日本與中國、日本與西方的關繫，本書必將重構我們對太平洋戰場的認識。

[日] 堀田江理，出生於日本東京，曾在日本、美國、英國接受教育。先後於牛津大學、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任教，曾擔任東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繫。還著有《泛亞洲主義與日本的戰爭：1931-1945》。現居美國紐約。

1941年12月，日本決定進攻美國及其盟友，本書把焦點集中在日本作出這一災難性決定之前的8個月。與公認觀點不同的是，本書認為，日本領導人其實認識到發動這場戰爭將帶來毀滅與自我毀滅的後果（當時，日本企劃院估計美國的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發動襲擊前的幾個月裡，日本領導人也本可以避免這一對決。除了對歷史事件的直接關注，本書還著重探討了日本與中國以及日本與西方世界的對抗關繫。

中國對於1941年的日本十分重要。二戰結束前，對日本來說，中國一直是一個頑強而難以制服的對手，日本能夠占據優勢，卻從來無法將中國打敗。正如每位中國讀者所知，日本自1931年起開始對中國東北積極進行軍事擴張，自1937年7月起，日本為了征服中國大陸而開啟殘酷的戰爭。1940年，日本甚至在南京建立了一個傀儡政府。盡管日本在軍事上占上風，但中國絲毫沒有妥協的跡像。日益孤立又缺乏自然資源的日本鋌而走險，侵入東南亞，這冒著卷入一場新戰爭的風險，但自相矛盾的是，這樣做日本纔能繼續與中國無休止地打下去。

當然，日本在中國大陸的不如意與1941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沒有必然聯繫，但日本無法通過軍事手段控制中國的確影響到日本領導人的政策判斷。到1941年秋，美國要求日軍從中國撤出，這成為阻礙美日外交談判的主要問題之一。正如美國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在華盛頓對一位日本外交官所說，在美日談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國問題就如同“詢問《哈姆雷特》搬上舞臺時能否去掉哈姆雷特這一角色一樣”。但東京的領導人不這樣認為。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官方解釋是，日本被美國這一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實施的懲罰性經濟制裁措施逼上了絕路，不得不發動戰爭。這種看法說明，日本領導人忽視了一個事實：正是日本多年來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以及進一步挺進印度支那纔招致了制裁。日本還為發動戰爭尋找正當理由，認為發動戰爭是為了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亞洲其他地區（而與此同時卻在攻打中國的亞洲同胞）。日本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自己是在反抗傲慢白人的欺凌。大聲叫囂的日本右翼至今仍持有這種歪曲事實的觀點。許多日本人仍傾向於認為這場戰爭是防御性質的，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如果想到日本本可以避免這場毫無意義又損失慘重的戰爭，他們的內心會難以承受，而認為日本別無選擇就會感到輕松得多。

然而，正如本書再三論證的那樣，日本擁有選擇權。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多次召開高層會議，探討戰爭以外的選項，這說明日本領導層心裡清楚，與西方開戰將無法獲勝，因此應該避免這樣做。但後，沒有一個人有勇氣出面阻止日本的黷武政策，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正是日本已為戰爭作好了全面準備。雖然不論在政府還是軍方，日本的決策過程稱不上獨裁，但基於共識建立的政府阻礙了有意義的直接辯論。隨著時間的推移，包括參戰在內的重大決定的責任分攤在各個部門、各個領導人之間，終由有像征意義的天皇來批準，而天皇本應被視為凌駕於政治之上。可以說，絕大多數日本領導人認識到他們的國家走在自殺的道路上，但沒有人覺得自己負有足夠責任來阻擋這種趨勢，他們都寄希望於其他人來采取行動。通過對個別領導人的詳細剖析，包括近衛文麿、松岡洋右、裕仁天皇和東條英機，我所尋求的不是原諒，而是剖析悲劇人物的弱點與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