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關於音譯的說明

外國術語表

縮略語

前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饑荒和蘇丹北方邊境的形成(1883—1896)

第三章 紅海糧食市場及英國的蘇丹東部戰略(1883—1888)

第四章 薩納特-西塔饑荒和貝賈人自治的衰落(1889—1904)

第五章 奴隸制、英-埃政府統治與糧食市場的發展(1896—1913)

第六章 棉花和糧食驅動的經濟發展(1913—1940)

第七章 糧食危機和走向獨立過渡(1940—1956)

第八章 總結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饑荒和權力

至少從19世紀末開始，蘇丹的自然災害、農作物減產和饑荒之間就不存在必然的關聯。蘇丹民眾經歷了許多次環境災難，卻沒有遭受大面積的饑餓，但在糧食供應量總體上沒有減少的情況下卻多次發生了饑荒，許多饑荒因而就必須看作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現像而不僅僅是悲劇性的生態或自然事件。這些發現進一步削弱了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關於饑荒原因是“食物獲得能力下降”的理論。這一目前已經不可信的理論認為，除了一些非常罕見的情況外，饑荒很多時候是惡劣生態環境破壞了正常耕作周期並導致作物產量低於正常水平的結果。在他開創性的《貧困與饑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中，森將學者們的注意力從導致糧食減產的自然災害甚或是人為災害轉移到了決定食物資源分配的結構上。森提出了“解決饑餓和饑荒的權利辦法”，聲稱該方法“專注於人們通過社會現有的法律手段獲取食物的能力”。森說：

一個人支配糧食的能力，或者支配任何他希望獲得或擁有某種東西的能力，都取決於他在社會中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權利關繫。而這些權利關繫則取決於他擁有什麼?交換機會能夠給他提供什麼?社會可以免費給他些什麼?以及他由此喪失了什麼?

根據森的說法，權利能夠說明糧食的獲取情況。在正常情況下，某一特定群體的成員能夠利用其權利維持生計，而當他的權利不足以維持生計時就會挨餓。一旦氣候條件變化導致饑荒發生，至少一部分人擁有的合法權利就不足以抵御饑荒，這部分人的死亡率也由於無法維持生計而上升。森認為，正是因為權利的經濟含義和分配不均，糧食危機期間纔會有一部分人經歷挨餓和死亡率上升，而另一部分人卻安然無恙。

在分析蘇丹饑荒的原因、發展軌跡和結果時，森的理論就存在兩個基本問題。首先，權利理論假設了一個分配權利的固定法律框架，但它不能充分解釋邊境地區和許多殖民地國家發生饑荒的原因，這些地區的法律制度薄弱、重疊或界定不清。自1880年代以來，蘇丹的大多數饑荒要麼發生在有爭議的邊境地區，比如1880—1890年代英-埃邊境管理當局和馬赫迪國家之間的接壤地區，要麼發生在當地精英和國家代理人爭權奪利的地區。其次，森的理論沒有認識到，在嚴重的糧食危機期間，交換關繫和商品轉讓往往由武力而不是法律權利決定。直到1956年，英-埃政府官員們一直把饑荒當作是征服領土、攫取當地資源和廢除蘇丹社區固有權利的機會。自獨立以來，蘇丹政府的官員們還是持續地以饑荒為契機，以暴力手段擴大政府的影響範圍。因此，饑荒是一種不斷變化的事態，既不是社會、政治、經濟上的中立事件，也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正常生活進程的暫時中斷。

阿姆裡塔·蘭卡薩米（Amrita Rangasami）對森的理論做了必要的糾正，他強調饑荒會同時產生受害者和受益者。在蘭卡薩米看來，由於饑荒本身是長期性事件，受害者和受益者都有機會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調整他們的策略。受害者尋求將自己的脆弱性降到最低，並盡量減少食物匱乏的負面影響。蘭卡薩米強調，饑荒對受害者群體有三個不同的階段：食物短缺、饑餓和發病。在“食物短缺”階段，盡管需求增加，受害者集體仍然保留著其文化價值。“饑餓”階段的特征是“絕望情緒上升”，因為“受害者們意識到其勞動能力日益下降”。遭受饑荒的社區開始采取自衛策略，包括“接受奴隸制、改奉其他宗教、作為契約勞工永久外遷”等。這些新策略影響了社區的持續凝聚力，“許多家庭因之都采用相同的戰略”。如果這些維持社區的策略崩潰，饑荒就會進入第三階段，即“發病”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們形容消瘦，羸弱不堪，疾病流行，“整個社區在空間上、社會上和經濟上四分五裂，民眾漂泊不定，撿食垃圾，沿路乞討”。正是在這一階段，饑餓導致的死亡率開始上升。

與受災群體一樣，受益群體在饑荒期間也根據形勢變化調整其行動。蘭卡薩米認為，受益者在饑荒期間的“適應性、行動和策略”，主要是通過抽取受害社區的資源來改善他們的狀況。受益者包括囤糧居奇的商人、為政治利益操控糧食援助的政府官員以及因為雇工費用下降而受益的土地擁有者。正因為如此，蘭卡薩米將饑荒定義為：“向受害者群體施加壓力（經濟、軍事、政治、社會、心理）的過程，施壓的強度逐漸增加直到受害者喪失包括勞動能力在內的一切資產。” 也就是說，饑荒並不是單一的事件，受益者為了維持自身地位而不斷地欺詐和壓迫受害者群體，受害者則經常被推入饑荒和糧食不足的循環。蘭卡薩米斷言說：

對饑荒的研究不僅要關注饑荒本身，還要關注饑荒之間的間隔時間。這種辦法將使我們能夠考慮造成這些危機以及饑荒再次發生的因素。

從蘭卡薩米的分析可以看出，饑荒的根源就是社區內部不同群體間的剝削關繫，而且這種過程存在於糧食充裕和嚴重饑荒過後兩個時期。在糧食充裕時期，不平等的權力關繫推動了剝削過程的不斷發展。糧食不足、大規模饑荒、社會崩潰甚至死亡率的上升等，本質上都是這種剝削過程的構成部分而不是結束。因此，饑荒不是獨特的不連續現像；相反，它們是這一剝削過程的嚴重危機時期。在危機期間，社區的自保戰略崩潰，隨之而來的是饑餓導致的死亡人數增加。在糧食危機中的糧食不足時期，受害者群體所采取的策略雖然不能確保足夠的糧食供應，卻能夠防止整個社區的崩潰。在饑荒結束後的恢復時期，基於不平等權力關繫的剝削過程不僅沒有隨著饑荒的結束而結束，反而在經濟復蘇期間繼續發生，並導致了糧食危機的不斷重演。這樣的剝削關繫世代存在，從根本上改變了受影響社區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