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莫裡斯（Jan Morris, 1926—2020），原名詹姆斯•莫裡斯，英國作家、歷史學家、旅行文學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英軍服役，曾被派駐的裡雅斯特。在20世紀50年代，先後在《泰晤士報》和《衛報》擔任記者，前往世界各地報道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包括1953年的人類首次登頂珠峰、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以及1961年的艾希曼審判等。由於出色的海外報道，他曾榮獲1960年的喬治•波爾克新聞獎。
從60年代中期起，他成為自由撰稿人，行走世界，並開始從男性到女性的轉變。他終在1972年接受變性手術，並將“詹姆斯”改名為“簡”。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寫作生涯中，她出版了四十多部作品，包括多部有關大英帝國興衰的歷史著作、多部虛構小說、多部回憶錄，以及眾多旅行文學作品和散文集。憑借其敏銳的洞察和廣博的歷史素養，中東、遠東、歐洲、美洲、非洲、澳洲等地的歷史和現實、世情和人心都在她的筆下凝結成永恆的瞬間。
由於對旅行寫作的傑出貢獻，她在2004年榮獲托馬斯•庫克旅行文學獎特別獎，並在2018年榮獲愛德華•斯坦福旅行寫作傑出貢獻獎。她在2005年被英國筆會授予終身文學成就金筆獎，並在2008年1月，被《泰晤士報》評為“1945年以來50大英國作家”的第15位。
她於2020年11月20日在威爾士的家中去世，享年94歲。 方軍、呂靜蓮，同為資深翻譯者，雙方長期合作從事英語翻譯工作，合作翻譯的代表作品有《世界》《歐洲五十年》《確然書》《幽靈代筆》《恐懼的政治》等十餘本書。 方軍、呂靜蓮，同為資深翻譯者，雙方長期合作從事英語翻譯工作，合作翻譯的代表作品有《世界》《歐洲五十年》《確然書》《幽靈代筆》《恐懼的政治》等十餘本書。 

一卷歐洲的印像集，一部歐洲的微觀察史——代中文版序（李孟蘇）
以簡•莫裡斯人生的廣度、厚度與亮度，由她為歐洲留一部跨越半個世紀的印像集，再合適不過了。
50年間的時—空轉換，始於1946年一個溫暖美好的夏日，20歲的莫裡斯坐在的裡雅斯特碼頭的一根繫船柱上，寫一篇關於鄉愁的隨筆。多愁善感的莫裡斯啊，這時莫裡斯還叫詹姆斯，性別為男性，在英國軍隊裡擔任情報官員。
之所以選擇的裡雅斯特作為這段半個世紀旅程的起點，是因為這座意大利的港口城市是莫裡斯踏足的座歐陸城市。戰爭把歐洲所有民族拖入“一場腌臜髒污、分崩離析的噩夢”，歐洲“變得無法辨認”。而的裡雅斯特幸運地躲過了戰爭的摧殘，“一點兒也沒有被擊碎”，印證了莫裡斯童年時期對歐洲的浪漫想像：“一個玫瑰色的老德國風味的歐洲，並且是一個浪漫的整體。大作家和大音樂家漫步的街頭——有湖和涼亭的可愛的公園——古老榮耀的建築——陽光燦爛的咖啡館裡愜意的學生生活——飽含文化與歷史的莊嚴老城。”於是這座城市喚起了20歲青年“真誠的懷舊之情”，讓她“對一個隻在幻想中見過的、已然消失的歐洲充滿鄉愁”。
20歲的這篇隨筆沒有寫完，它試圖記錄的情緒卻給莫裡斯打上了終身烙印，“的裡雅斯特”也被她“永遠地同歐洲的概念聯繫在一起”。她以這座城市作為印像和反思的起點，踏上了重新看待歐洲、尋找自我身份的旅程。
此後，莫裡斯的人生也分為了一段段旅程。作為記者、旅行作家和歷史學家，莫裡斯自述“在35歲以前就以走馬觀花但異常歡愉的方式幾乎觀光了全世界”。莫裡斯的職業生涯頗為成功，她自述做記者時經歷、目睹了很多改變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標志性事件：“首次登上珠穆朗瑪峰，各大國在莫斯科的較量，使得戴高樂重新掌權的阿爾及利亞事件以及汽車首次駛過阿曼沙漠等。”她還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看到站在防彈玻璃後受審的阿道夫•艾希曼，采訪過“貓一樣敏捷的”切•格瓦拉。《經濟學人》雜志贊譽她是“我們這一代的首席記錄者”。
20世紀60年代，莫裡斯辭去新聞界的工作，改變寫作方向，成為專職作家。她一生著述頗豐，40多本著作中除了三卷本的巨著《大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更多的還是旅行文學。旅行寫作給她的頭上戴了一大堆“20世紀秀旅行作家”的高帽子。美國科幻小說作家托馬斯•迪什稱贊她的旅行文學寫作，“對其他旅行作家來說就像約翰•勒卡雷對其他間諜小說家”。但是2016年她接受BBC采訪時卻說，她不喜歡被稱為“旅行作家”，因為她寫的不是旅遊休閑指南和遊記，而是關於某個地方和人的文字。
莫裡斯自稱，她的寫作方式“大多數情況下就是無所事事地閑逛，看看世界，讓世界看看我”，每到一地她都要去當地的法庭旁聽審案，因為法庭能反映“一個地方的社會、政治和道德狀況”。接下來再去市場、火車站。就這樣，她幾乎走遍世界，為威尼斯、牛津、悉尼、西班牙等城市和國家留下了印像派風格的文學肖像畫，而不是旅行指南、導遊手冊。
終於，在1997年，莫裡斯為的裡雅斯特、為歐洲獻上了一本《歐洲五十年：破碎大陸的返航》。書以的裡雅斯特為起點，結尾又落回的裡雅斯特；全書分五個主題，每一部分都以這座城市為出發點，延伸到歐洲各地。
寫作此書時，莫裡斯已過古稀之年，距離在碼頭上寫懷舊隨筆的20歲，過去了50年。漫漫50年間，莫裡斯擺脫了對英帝國的認同，重新發現自己的威爾士身份，做了外科手術完成性別轉變，形體和外觀從男性轉變為女性，名字從詹姆斯變為簡，歐洲大陸又經歷了什麼？她用一個個觀察、思索的片段，寫出《歐洲五十年：破碎大陸的返航》，為歐洲描摹出一卷印像畫冊。
從藝術角度看印像派畫作，印像派藝術家描繪的是大自然展現在眼前時那一刻的視覺效果，表現的是瞬間的光影效果、色彩變幻；也有看不慣的人說印像派的作品“雜亂無章”。
用這兩種視角來看《歐洲五十年：破碎大陸的返航》，都不為過。莫裡斯呈現的“歐洲五十年”是碎片式的瞬間，記錄的是她在歐洲各地見到的普通人、平凡事，是從個人角度寫的歐洲微觀察史。她沒有刻意尋找一個邏輯來寫50年的編年史，即便給每一章都取有標題，也是晦澀的。每一章裡，莫裡斯做著隨機、發散性的觀察、思考，相似的話題反復出現，似乎沒有經過組織。看似雜亂無章的安排反而帶領讀者踏上一趟有趣的旅程，每一段行程結束後將轉到哪一個方向，我們永遠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以為《歐洲五十年：破碎大陸的返航》是一本“雜亂無章”的書，就被莫裡斯騙了。采用片段式寫法，莫裡斯有意而為之。莫裡斯的職業讓她深度參與進裡程碑式的新聞事件，但新聞報道、汗青史書中有資格出現的隻能是主角，是取得勝利或遭遇失敗的強悍之輩；更多的凡夫俗子極少能被記錄，隻是充當新聞的背景板、歷史的底色，用過即被撤下。莫裡斯終生用記者的眼光打量每一個從她身邊流過的人和物，這些於時間軸上微不足道的鮮活小人物，是對正統歷史細節的生動補充。她寫道：“戰後許多年，我經常在學者或同乘大巴的旅行者的手腕上發現集中營的文身標志。這讓我想起會員的秘密握手禮。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阨運留下的烙印就很少見到了。大多數幸存者已經逝去，在歐洲各處，他們都留下悲哀的空虛。”莫裡斯認為自己有責任為歷史補上一個個注腳。
正所謂：勝利者在高唱凱歌的時候，未被載入史冊的普通人也在低吟屬於自己的歡歌和悲歌。
莫裡斯是性別轉變的先驅，外科手術在生理上將莫裡斯從男性變為女性，這改變了莫裡斯對世界的看法，也改變了世界對莫裡斯的看法。或許是這樣的個人經歷，讓她格外關注弱勢群體、無名之輩：文德人，卡拉派，塞爾維亞人，飛地居民，島民，吉卜賽人，在海關被官員盤問的抱著嬰兒的黑人遊客，擠在梵蒂岡復活節狂歡人群中“老得驚人的患關節炎的女士”，教皇身後“雙手像螳螂一樣緊握的殷勤隨從”……
她寫南斯拉夫內戰期間，薩格勒布的一個女人：1925年出身於一個南斯拉夫王室，她記得1934年南斯拉夫國王遇刺的事，記得1941年德國軍隊入侵，記得“二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克羅地亞法西斯國、殘忍的烏斯塔沙軍隊、集中營和種族屠殺，記得自己的兩個兄弟參加過遊擊隊，記得1945年南斯拉夫聯邦成立時她加入廣場的歡慶人群中，記得1991年的南斯拉夫終結……莫裡斯沒有寫出這個女人的名字，我想她是有意沒有寫。這位經歷了20世紀所有戰爭苦難的女士，以及她的遭遇，正是莫裡斯所說的“歷史形成的碎片、小塊與不規則之地”。
莫裡斯筆下的這些“歷史形成的碎片”，猶如一粒粒閃亮的珍珠，每一顆都是大自然的造化。她對歐洲的觀察，是觀察太陽光通過稜鏡後分解形成的各種光譜，每一種光譜不同，各有其波長、頻譜。
莫裡斯博覽群書，她在威爾士的家仿若一間私人圖書館，藏書達六七千冊之多。在《歐洲五十年：破碎大陸的返航》一書中，幾乎任何一個主題都引發了她既博學又個人化的思考和反省。比如邊界問題，她思索歐洲真正的邊界是文化、語言、口音造成的；冷戰時期東西方政治陣營也劃分出邊界，隔離鐵絲網的東邊，工業化的住宅樓又對新舊生活方式做了重新界定，莫裡斯認為這種新的生活機器是對生活方式的扭曲。
莫裡斯的文風有英國媒體人特有的幽默、嘲諷、憤世嫉俗，行文中處處有古今對照，有借古諷今。她寫現實世界制造出來的“聖人”，特蕾莎嬤嬤與當紅的性治療師別無二致，都為了傳教，隻是各自負責疏通的堵塞管道有所不同。
威廉•福克納說：“過去的永遠不會死；它甚至不會成為過去。”莫裡斯的《歐洲五十年：破碎大陸的返航》用現在的眼光看待過去，恰恰驗證了這一點。智能手機時代，每天、每時、每刻，我們都能從各種社交賬號、私人媒體平臺、視頻號裡接收到海量的網紅旅遊打卡地信息，看到網絡“意見領袖”發布的快餐化旅遊攻略；當我們把視線轉回到莫裡斯的書頁上，會贊嘆，真是一個古典的浪漫主義者啊，她會不會是後一個甘願用漫長的半個世紀做時—空旅行，為我們做眼睛和耳朵的人呢？作為莫裡斯的讀者，我們是多麼幸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