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興有機會更新詹姆斯·喬爾這部著作，延續它的“活力”，盡管他已經於1994年逝世。他對這個專題的研究出類撥萃，既因為他對次世界大戰之前幾十年裡歐洲精神特質的掌握，又由於他決定把此書編排成一繫列文章，論述對這場大戰的主要解讀。他的著名講座談到那些把歐洲拖人大戰的領導人心目中的“心照不宣的假設”（Unspoken Assumptions）（然後以文章發表），我認為這對過去30多年裡關於“一戰”的研究成果發揮了首要影響。與此同時，他參與了“費舍爾辯論”（Fischer Debate），這對於領會弗裡茨·費舍爾歷史研究途徑的價值（以及某些不足）至關重要。因此，他的知識、博聞和歷史直覺極為出色地相互糅合，使此書成為一部經典。
版的大多數文本是在1980-1983年之間撰寫的。第二版並未作多少修改，隻是添加了有關意大利的材料。因此，甚至近的（1992年）版本中都很少提及過去25年裡的研究成果。當然，那些年裡肯定沒有經歷過更早前25年裡所發生的激烈辯論，而且詹姆斯·喬爾深入地參與了那些辯論。弗裡茨·費舍爾激發的辯論是史無前例的。然而，歷史學家們的著作擴展了我們對此書中著重論述的若干主題理解的廣度和深度。我們有了多部新出版的關於卷入次世界大戰的主要角色的傳記：三部關於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傳記（其中約翰·羅爾撰寫的傑出的兩卷本隻把我們帶到了1900年）；三部關於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傳記（其中包括多米尼克·利汶的卓越研究成果）；多部關於主要政客的傳記，從約翰·凱格爾對雷蒙·普安卡雷的出色研究到凱瑟琳·勒爾曼研究伯恩哈德·馮·比洛從政生涯的著作；還有數量更多的關於1914年之前外交官和負責執行外交政策的官員的傳記。我們也有關於民族主義與學校教育、貿易與金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戰略與戰略家，社會主義與和平主義，軍國主義與海軍至上主義，種族主義和青年運動的新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對特定專題提供了新的綜合分析。其他成果則基於對檔案材料新的詳細研究。所有成果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此書研究的若干主題相關。
除了羅爾、利汶和凱格爾的著作之外，有三部性質和範圍不同的著作非常引人注目：薩繆爾·威廉姆森的《奧匈帝國與次世界大戰的起源》（1991），大衛·史蒂文森的《軍備與大戰的到來》（1996）和基斯·尼爾森的《英國與末代沙皇》（1995）。這三位作者中每一位都為我們對次世界大戰種種起因的理解做出了極其寶貴的貢獻。而且我認為他們每一位都確證了詹姆斯·喬爾在這本書中論證得出的許多結論。強調這三部著作並不意味著忽視其他若干優秀專著的價值，僅舉幾個例子，比如安妮卡·蒙巴阨的《赫爾穆特·馮·毛奇與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或者M.B.海因的《法國外交部與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或者D.M.麥克唐納的《俄國的聯合政府與外交政策1900-1914》，或者基斯·漢密爾頓的《泰姆的伯蒂：愛德華時代的大使》，或者布魯斯·邁寧的《刺刀先於子彈：俄羅斯帝國的陸軍，1861-1914》。盡管這個書單並非是無窮無盡的，但它肯定是廣泛的。再者，在各種各樣的歷史期刊中還刊載著幾十篇涉及一戰起源諸多重要方面的重要文章。
投入這部著作之初，我做出了自己的戰略決策：我並非簡單地增加一個“自1991年（或1984年）以來發生了什麼”的章節，再把參考書目更新一下。本書論述的主題的範圍將會使這種做法難於處理，而且我覺得不是特別有用。我索性換一種方式，盡量在整個現有文本中融人和參照這部著作。所以我努力保持原先的風格和口吻，當似乎需要修改的時候略作修改，但通常是增加一些擴展詹姆斯·喬爾所強調觀點的新的細節、例子或者參考資料。在完成此項任務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同仁的有益忠告，其中我尤其要衷心感謝的是約翰·凱格爾、安妮卡·蒙巴阨、大衛·史蒂文森和薩繆爾·威廉姆森。似乎沒有必要對詹姆斯·喬爾的解讀做任何重大修改，我認為這充分顯示了他的學識和洞察力。如果這個新版本的讀者難以辨別詹姆斯·喬爾的行文在哪兒結束，我寫的文字從哪兒開始，我的策略就算成功了。如果這個新版本使這部卓越著作在另一代讀者心目中“保持活力”，我也就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對於我本人來說，我把這項任務視為致敬之舉：向這位20世紀傑出歷史學家的著作致敬。

本書把嚴謹細致的歷史敘事與結構化的要素分析融會貫通，展現了一戰作為全球化時代大戰的不可預知性、整體性和復雜性，顯示出諸如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感，不僅頗可一讀，而且更可效法！

——外交學院教授、《外交評論》執行主編 陳志瑞

一戰起源是近現代史研究中復雜的問題之一。英國史學大家詹姆斯.喬爾的這部經典之作將浩瀚紛雜的史料與爭論變成了清晰的分析結構，文字間透出的從容、深邃和高度的常識感令人嘆服。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原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徐棄郁

迄今為止仍然是繫統探討一戰起源這一復雜問題的單卷本著作。

——北京大學國際關繫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於鐵軍

戈登·馬特爾完成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使喬爾的《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再度成為解釋一戰為何爆發的研究成果。馬特爾不僅使喬爾的研究得以更新，而且對其進行了提升和擴展，這是一次學術研究和編輯天賦的勝利，喬爾一定會為此感到高興。

——美國歷史學會喬治·路易斯·皮爾獎獲得者

美國歷史學家 小塞繆爾·R.威廉姆森

這部集學術性、綜合性、精妙分析於一身的著作應作為所有該時期歷史研究者以及當今政策制定者的書。

——劍橋大學政治學與國際研究繫主任，國際關繫史專家 約翰·F.V.凱格爾

《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第三版）》：
我們一直在考慮的可能導致次世界大戰的每個因素似乎對1914年7月終危機期間各國政府做出的種種決策都有所貢獻。做出那些決策的人們在選擇中所受到的限制常常超過他們意識到的程度。他們不僅僅受到自身秉性的限制,而且也受到自己先前的和前任們在位時做出的一繫列決策的限制。決策者們在此前不久的1908年、1911年和1913年的幾場危機期間避免了戰爭,可是在1914年的危機中戰爭卻未能避免;然而,先前的每一場危機都為1914年的開戰決策做了添磚加瓦的鋪墊。1913年塞爾維亞在爭取獲得亞得裡亞海港口的努力中需要俄國的支持,可是俄國人未能給予支持;在1914年的危機中後者的選擇就受到了限制,因為他們覺得再不支持塞爾維亞就會使俄國在巴爾干地區的信譽和影響喪失殆盡。奧匈帝國政府認為盡管塞爾維亞沒有獲得其想要得到的港口,但是他們未能阻止塞爾維亞贏得面積相當大的領土。如果他們要經受住南部斯拉夫人對這個君主國構成的內部威脅,那麼這一次他們必須徹底擊敗塞爾維亞。

     德國人認為奧匈帝國是他們可靠的盟國,如果不想使崩潰,或者到別處尋求支持,德國就應該不惜任何代價支持它;在之前1913年的危機期間德國人似乎隻給奧匈帝國半心半意的支持,他們也覺得在1914年他們必須與奧地利人站在一起了。愛德華·格雷爵士一直認為在1912—1913年危機期間自己的斡旋防止了戰爭,這種看法影響了他在1914年危機早期階段的外交努力,他從一開始就希望重復此前調停的成功。有些人批評格雷未能明確表示支持俄國和法國;他們爭辯說,這樣明確的表態也許會威懾奧地利和德國,使兩國忌憚把危機推得太遠。但是格雷和他的主要顧問們長期以來一直擔心如果三國協約轉變成一個同盟,它可能會鼓勵法國人和俄國人變得過於大膽。所以三國協約是一個刻意平衡的手法,旨在威懾德國的同時也約束法國和俄國。

     其他人則批評普安卡雷在1912—1914年間推行復仇主義政策。約翰·凱格爾所說的“普安卡雷戰爭神話”(Poincaré-la-guerre myth)強調了他在洛林的故鄉之根和他想進一步鞏固法俄聯盟的決心,因而使俄國壯了膽子,堅決支持塞爾維亞,進行戰爭動員,並且把危機從局部擴展至整個歐洲。然而,凱格爾已經表明,盡管普安卡雷確實把法俄聯盟看成法國政策的一個關鍵,但是他也把該聯盟看作約束俄國在巴爾干地區行為的一種途徑,而且他確實在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兩年裡致力於與德國重新修好。

     國際形勢的持續緊張在德國和奧匈帝國產生了一種感覺,既然戰爭或遲或早地不可避免,重要的事情是選擇一個恰當的時機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比如在俄國軍隊重新裝備計劃完成之前,或者在法國人實施了軍隊重組之前,或者在英國人與俄國人達成了有效的海軍協議之前。正如安妮卡·蒙巴阨(Annika Mombauer)對新發現文獻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德國的決策者們在1914年蓄意進行戰爭冒險,旨在改善與其歐洲鄰國相比德國日益惡化的處境。一旦德國領導人們認為戰爭不可避免,就像他們在1912年12月所認為的那樣,無論是因為他們認為發動一場(用現在的話來說)先發制人的打擊是反擊敵對強國,保衛自己的辦法,還是因為他們認為戰爭是實現他們中間一些人企求世界霸權的夢想的途徑,那麼,正如七月危機的進展所顯示的那樣,他們的戰略計劃變得至關重要,而且這些計劃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強國的計劃都具有更加直接的軍事後果。奧地利認為德國的支持對於使危機局部化至關重要,因為前者認為德國人會有效地嚇阻俄國人進行干涉。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發現德國對奧匈帝國開出一張“空頭支票”的決策恰恰是災難性的,正是這個決策把一個可能局部化的危機擴大成了一場全面戰爭——一個諷刺性的(雖然是悲劇性的)結果。首先是維也納做出了訴諸武力的決議;然後發生的是“德國的具有侵略性的‘世界政策’與更富侵略性、更加不負責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巴爾干政策’的災難性融合”。

     所有主要強國均被卷入其中的軍備競賽也促使人們感到戰爭必定到來,而且隻會早來,而不是遲來。軍備競賽給每個參與國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困難,可是這些政府深信無法停止它。盡管所有政府都公開聲稱軍備競賽具有促進和平而不是戰爭的威懾效果,聽起來似乎名正言順,但是沒有任何政府被他們競爭對手的軍備計劃所威懾而停止擴充軍備,恰恰相反,他們加快了自己的武器裝備生產速度。到了1914年,指望德國海軍艦隊強大到使英國任何一屆政府都不敢冒險與德國開戰的提爾皮茨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英國人拒絕扮演別國分配給自己的角色,而且決心不惜一切財政和政治代價維持他們在海洋上的優勢。國際形勢的持續緊張和軍備競賽造成的巨大壓力共同起作用形成了一種心態,人們反而認為戰爭是一種解脫。正如一位法國觀察家在1912年所指出的那樣,“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我們多少次聽到人們反復說‘寧願早點開戰,也不要這樣沒完沒了地等待’,在這個願望中沒有怨恨,隻有隱藏在內心的期盼。”71939年曾經在法國流行的一句口號“該結束了”(Il faut en finir)也同樣表達了很多人在1914年的心聲。

     大衛·史蒂文森就軍備競賽在一戰爆發中所起的作用撰寫了一部雄心勃勃、內容詳盡的專著。他在該書中認為,盡管歐洲列強的國內壓力和技術變革促進了大戰的爆發,但它們不是決定性因素。史蒂文森認為,“大戰爆發之前十年裡發生的一繫列國際危機是關鍵的不穩定因素,從外交視角對一戰起源進行的諸解釋長久以來一直在強調這些危機的作用”。戰前剛剛發生的接二連三的國際危機,伴隨著這些危機的陸、海軍的持續擴充,以及危機和軍備競賽形成的心態共同幫助使這場特定的戰爭就在那個特定的時刻爆發。這些危機本身就是必須追溯之前至少幾十年的形勢長期發展的結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的幾場戰爭(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在歐洲建立了德國在軍事上的優勢地位,使法國人因失去阿爾薩斯和洛林而一直懷恨在心),已經為20世紀初年裡國際關繫的運作設置了框架。除此之外,尤其是在英國和德國,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帝國主義產生了一種新的討論國際關繫的語言和一種新型民族主義,後者不同於在19世紀早期曾經激勵了追求民族團結和民族自決的諸多運動的那種民族主義。然而,與此同時,那些仍然全部或者部分生活在外族統治之下的民族的民族主義——堅持主張民族獨立事業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加重要的信念——是威脅哈布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存在的持續性因素,所以也增加了國際體繫的不穩定。

     在戰爭期間和戰後,人們把戰爭的爆發歸罪於外交官們——以及外交本身——指責的罪名是他們在從事“舊式”外交。所謂的“舊式”外交有時是指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譴責的“秘密達成的秘密協議”,有時是指對從事外交的實踐者們的神秘、貴族性質的更為廣泛的抨擊。種指責意味著,外交的更加公開透明,公眾對各種外交安排更加詳盡的審視,將會約束政府不致隨意將國家置於戰爭之中;第二種指責意味著,外交官隊伍(以及那些占據著外交部各種崗位的官員)的社會排外性使他們更加傾向於支持諸如“國家榮譽”和“軍事聲譽”等傳統價值觀,而正是這些價值觀鼓勵人們情願為了不應該引發參戰意願的問題去打仗。邁克爾·休斯對英國和俄國外交官的研究得出結論認為,上述這些指責受到了誤導。“事實上英國和俄國外交部門的成員們在1914年之前的二十年時間裡花費了巨大的精力避免戰爭,尋求處理和解決國際衝突的替代辦法”;而且事實上“英國和俄國的外交官們和外交部的官員們經常對他們在各自國內頻繁聽到的更加具有侵略性的聲音感到驚恐。”

     甚至就短期因素而言,我們也有大量涵蓋廣泛的關於一戰爆發的可能“原因”,從中人們會選擇自己的解釋,即使這個選擇不武斷,它也受制於我們自己的政治和心理興趣及先入之見。有些政治科學家們無法容忍對如此多樣化的個人解釋的接受,並且企圖對1914年之前形勢中的各種因素進行量化分析,以便能夠衡量它們的相對重要性,而且通過客觀地評估力量均勢來準確地顯示是什麼情況導致了這場大戰。盡管這種新實證主義的途徑能夠幫助歷史學家們關注一些他們可能低估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必然有其局限性,當需要評估那些本質上無法進行量化的變量的重要性的時候,新實證主義的方法就捉襟見肘了,比如人們的心態和涉及可以被泛泛地稱為“士氣”的種種問題便是無法量化的,即使政治科學家們或可做出(盡管絕非是確定無疑的)對引起國際形勢不穩定的經濟和戰略因素的準確估量。

     然而,1914年的那些主要人物還經常覺得自己是本身無法控制的客觀力量的受害者,或者覺得他們是某種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比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七月危機達到高潮時發現自己“迷失方向”11的貝特曼·霍爾維格,早在十天之前就看到“一個比人類力量強大得多的阨運正高懸在歐洲和我們自己人民的上空”,12而且勞合·喬治稍後也寫道,一個個國家“從邊緣滑落進戰爭的旋渦”,13他這樣寫毫無疑問部分地旨在模糊他的立場轉變的顯著性,他此前一直扮演英國內閣裡主和派的發言人,後來卻意識到他的政治前途存在於成為將贏得戰爭之人。這種人類在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面前束手無策的無助感覺給某些肯定感覺到強烈的個人責任感的政客們提供了寬慰,使他們松了一口氣。但是歷史作為一條大河或者一陣強風的畫面也能使人們意識到在適當時機采取行動極其重要,正如俗話所說,如果他們不想“錯失良機”。俾斯麥生動地表達了這個觀點:

     充滿偉大事件的世界歷史不會像一列火車那樣勻速前進。它在前進的道路上時而疾馳,時而緩行,但是其力量不可阻擋。我們必須始終確保我們看到了上帝在世界歷史中闊步穿行,然後跳將起來,緊緊抓住他衣服的褶邊,這樣我們就能被一路帶至我們必須要到達的地方。

     列寧再次使用火車的比喻強調了適時采取決定性行動的重要性,而且他鄙視所有持有如下想法的人:“當歷史引入革命的方式好似德國的快速火車平穩、安靜、順利並準時地進站那樣,他們便將樂於接受革命”,當歷史的速度可被加快的時候他們卻沒有能力抓住這機遇。在1914年的危機之中,我們常常有這樣的感覺,即主要的歐洲國家領導人中沒有一人具備俾斯麥或者列寧那樣對時機的敏感,這種敏感也許本可使他們能夠控制住事件的發展,他們被快速驅向這樣一個目標,沿著一條沒有路線圖的道路他們看不見它。盡管愛德華·格雷爵士稍後憂慮於“整個歐洲的燈光行將熄滅”,他也沒有預見到即將來臨的大災難的性質。他在8月3日對英國議會的講話中警告英國不得不做出的經濟上的犧牲——不是在弗蘭德斯和法國即將來臨的血腥屠殺——而且即使英國保持中立這些犧牲還是無法避免:“如果我們參加戰爭,我們將會承受損失,但是並不比我們袖手旁觀將要遭受的損失多多少”。

     即使不必接受人們熟悉的把歷史形容為大河,或者強風,或者火車,或者脫韁之馬(共產主義者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就曾說過“歷史就像一匹受驚的馬在奔馳”)的比喻,我們還是覺得需要把我們對大戰在1914年爆發的解釋放置於更加廣闊的背景之下。每一項關鍵的決策都是在具體的制度框架和社會框架之內做出的。制約這些決策的是關於個人和政府行為的一繫列假定的看法,還有產生於漫長文化和政治傳統、每個國家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價值觀。這些一直擴大的因果循環帶來的問題是:為次世界大戰爆發找到一個總體解釋的企圖往往會在好多個可能的起因中迷失方向,因而難以知道在何處停止,如果人們不想隻剩下不著邊際而又籠統的解釋,依然對這場特定的戰爭偏偏在那個特定的時刻爆發沒有足夠的理解。

     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吸引力在於它似乎用數量比較少的基本因素來為數量非常多的現像提供解釋。對於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們來說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並且它已經從根本上而且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歷史學家們所提出問題的種類。而它並非永遠能夠做到的是提供答案。比如,當我們審視哪些經濟集團可能從戰爭中獲利,哪些集團可能蒙受損失的時候,阻礙我們的不僅是很難確切地弄清楚這些集團實際上在哪些點上影響了政府,還有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利益的復雜性和差異性,這種差異與民族國家的劃分並不完全吻合。即使承認戰爭是資本主義本質所固有的,因為資本主義培育了競爭精神,為少數金融家和其他資本家為了維持利潤而進行武裝鬥爭創造了種種條件,但是在這種解釋與依據特定個人做出的具體決策對1914年7月形勢進行的分析之間仍然存在鴻溝。盡管羅莎·羅森堡的觀點——她認為帝國主義影響一個社會的整個道德和經濟價值觀——使人們注意到帝國主義、保護主義與軍國主義之間的種種聯繫,但是在人們判定威廉二世時代的德國和愛德華時代的英國以哪種精確的方式作為帝國主義社會而存在,並且確定如何以此解釋1914年的實際決策之前,她的論點仍然留下了有待填補的許多空白階段。

     解決這一特定史學難題的辦法之一就是拒絕用總體的社會、經濟,或者智識因素來尋求任何長期而又範圍廣泛的解釋。有些歷史學家(尤其是在英國)認為他們能夠指望發現的不過是政客們的直接短期行為和直接的短期原因。任何其他搜尋就是企圖強加一種沒有證據佐證的事件模式。但是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如果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話,卻受到黑格爾思想足夠的影響,總是試圖把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即“時代精神”,以及既是個體又是一個階級中的成員的諸多參與者的經濟利益納入我們的解釋之中。也許這意味著安於默認一種雙重歷史。一方面,存在由社會和經濟發展、人口變化,或者氣候差異和在其他環境方面甚至更加長期的影響組成的粗線條。這些因素中的某些可以用科學規律進行分析,並且由此形成預測未來的基礎。在這一類的變化之中,甚至像次世界大戰這樣的劇變性重大事件都不過是一段小插曲,圖表上的一個微小異常而已。另一方面,在這個世界裡個別領導人(無論他們的出身如何)的決策能夠影響千百萬人的生命和福祉,而且能夠改變幾十年的歷史進程。

     由於這個原因,戰爭是否不可避免,或者至少在那個特定日子爆發的那場特定的戰爭是否不可避免的問題,除了從個體責任角度來解釋,否則是回答不了的。盡管有導致戰爭的所有力量,盡管我們現在掌握著關於歐洲,尤其是德國,統治階級中某些群體願意走向戰爭的證據和他們所承受的國內壓力的證據,我們仍然感到一場戰爭在稍後幾年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爆發,並會產生不同結果。再者,對1914年間各項決策和對決策過程中的制約條件的研究表明,其後果並不是決策者們所期待的。雖然某些交戰國實現了他們參戰時的目標——法國人收復了阿爾薩斯和洛林,英國人終結了德國在海洋上的挑戰,意大利人贏得了特倫蒂諾和的裡雅斯特——其代價到頭來卻幾乎比1914年任何人所想像的都要高得多。那些懷有更加野心勃勃目標的國家—— 德國追逐國際霸權,俄國企圖攫取君士坦丁堡,奧地利匈牙利孤注一擲地力保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的完整——發現自己的野心變成了失敗和毀滅,而那些以為戰爭會鞏固自己的政權,使他們不再擔心革命的統治階級的成員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戰爭偏偏產生了其竭力避免的結果。

     曾經有一句給英國外交繫統的年輕人留下很深印像的格言:“所有的行動都有後果,後果是不可預測的,因此不要采取任何行動。”政治決策的悲劇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政客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現自己被迫在不知後果的情況下采取行動,並且無法冷靜地權衡可能的結果和其行動會帶來的得失。(當這些計算權衡中的一部分由電腦完成的時候,人們也不會更加樂觀地認為戰爭的後果會更加可以預測一些。)人們並不是由對自己利益的清醒認識來驅動的;他們的頭腦裡充滿了陳舊觀念的渾濁殘渣,他們甚至不總是清楚自己的動機。

     這就使歷史學家的任務變得困難。每一代人往往不僅僅依據自己的政治關切,而且也根據對人性和人類行動源泉的不斷變化的觀點來審視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問題。在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初期,我們也許發現把外交政策理解成受國內關切和經濟利益驅動,要比將它理解成受抽像的力量均勢概念,或者“世界強國”的恰當地位驅動容易一些,更不必說對國家聲譽和榮耀的考慮。這並不必然意味著1914年的人們與我們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正如埃利·阿萊維(Elie Halévy)許多年之前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政治家們的明智或者愚蠢不過是我們自己的明智或者愚蠢的反映”,誠然果真如此,但是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也未必是下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要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我們就必須理解1914年的價值觀;他們的行動必須用這些價值觀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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