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族史展現了世紀全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明鏡周刊》

……隻有通過個人性的敘述，我們纔能知道歷史事件是怎樣影響了一個人的經歷，當下的事件是怎樣從根本上形塑了一個人的生命。這部作品讓人看到了德國偉大的記憶藝術家塞巴爾德從遺忘中搶救逝去生命的影子，這絕非偶然。

——勒夫勒（Sigrid Löffler），2015年德布林獎頒獎詞

關於遺忘的重要文本。……這部扣人心弦的傑作，已經遠遠超出了尋找個人家族之根的範疇。

——德語文學在線

人類的生命是如此渺小又如此豐富，在歷史的粉碎機裡消逝得又是如此悄無聲息。這就是《她來自馬裡烏波爾》所講述的，作者在虛構和研究、重構和記憶中遊走，尋找。……作者的語言樸實無華，但這再合適不過。……非常偉大、極富影響力的藝術。

——猶克?瑪根瑙（Jörg Magenau），德國廣播電臺文化臺

不可預知和令人大跌眼鏡的線索盤根錯節，活像一部犯罪懸疑片，每個細節都增添了張力，偶然又衍生出了一連串不可思議……《她來自馬裡烏波爾》是二十世紀災難史的縮影，其影響至今綿延不絕。

——赫爾穆特·伯蒂格（Helmut Böttiger），《德國時代周報》

近年來有好幾部關於二十世紀夢魘的作品，它們與暴力相關，如檔案中記錄般遙遠。雖然娜塔莎·沃丁僅展示了正在發生的故事的一小部分，但她的講述是如此拉近了讀者，我們在當中看到了我們自己。

——《法蘭克福彙報》

娜塔莎·沃丁確立了一種既古典又非凡的寫作範式。

——漢斯-彼得·庫尼施（Hans-Peter Kunisch），《南德意志報》

革命，饑餓，世界大戰，內戰，古拉格，這是一個更富戲劇性的家族故事。……娜塔莎·沃丁繼承了歷史學家似乎無法接續的使命：將強制勞工和戰俘的歷史曝光在公眾的視野中。

——德意志廣播電臺

這本書引人入勝，讀開頭*句話就把心提溜到了嗓子眼，悲壯，震撼，很難停下翻動紙頁的手指。……屬於赫塔·米勒和凱爾泰斯·伊姆雷一脈。

——《科隆城市報》

……一部偉大的書，對抗沉默。那是一段鮮活的，生動的，發出叩問的，絕望而又動人的歷史。當然，也充滿了痛苦。這是一部催人淚下的書，是多重線索和尋找下的個人史書寫。

——巴伐利亞州第二電臺文化頻道

憑借有限的信息，沃丁小心翼翼地把謎一般的家族史碎片拼接起來，於是便有了這部飽受贊譽的深情傑作，堪與W. G. 塞巴爾德媲美。……《她來自馬裡烏波爾》填補了文學領域的空白，通過對母親家族的深情追溯，為成千上萬東歐人民樹立了紀念碑。

——New Books in German

這本書呼吁人們關注那些鮮為人知且往往不是焦點的歷史議題，納粹德國的東方勞工史即其中之一。有時候它像一本推理小說，在這本書面前你根本停不下來，因為你不知道娜塔莎·沃丁還要往窟窿裡填充什麼。許多東西浮出歷史地表，但還有許多沒有說出來。這就是書寫家族史的意義。

——Beyond History

此書再次揭開了德國歷史上的一塊傷疤。許多檔案材料被刻意銷毀，記憶隨著當事人的去世而蕩然無存，即便尚有知情人在世也大多緘口不言。……相信隨著該書的傳播，這段被遮蔽和遺忘的歷史會重新進入公共記憶之中。

——中國《文藝報》

在俄羅斯互聯網的搜索引擎上輸入母親的名字，不過是一場無意義的消遣。過去的幾十年中，我總是一再嘗試尋找她留下的足跡。我給紅十字會和其他尋人組織寫過信，給相關檔案館和研究機構寫過信，甚至給烏克蘭和莫斯科素不相識的人也寫過信，我甚至在各種褪色的犧牲者名單和登記卡中翻找過，可是從來都徒勞無功，沒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條線索的一丁點蛛絲馬跡。我找不到任何一個模糊的證明，證明她在烏克蘭生活過，證明她在我出生前的確存在過。

“二戰”中，她二十三歲，和我的父親一起，被從馬裡烏波爾運送到德國服強制勞役。我隻知道，他們二人被分配到萊比錫弗利克康采恩下屬的一家軍工廠。戰爭結束後的十一年中，她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離無家可歸的外國人聚居地不遠。“無家可歸的外國人”，當時就是這樣來稱呼曾經的強制勞工的。除了妹妹和我，這個世界上可能再也沒有其他人認識她。而就算妹妹和我，其實也並沒有真正了解過她。1956年10月的一天，她一言不發地離開家時，我們還隻是小孩子。我十歲，妹妹纔剛滿四歲。她再也沒有回來。在我的記憶中，她隻不過是一個模糊的形像，我對她的感覺多過回憶。

幾十年了，我早就放棄了尋找她。她是九十多年前出生的，隻活了三十六歲。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飽經坎坷，經歷了蘇聯的內戰、大清洗和饑荒，之後是“二戰”和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殘酷歲月。她掉入過兩大獨裁者的粉碎機裡，先是斯大林在烏克蘭的，然後是希特勒在德國的。數十年後，在被遺忘的戰爭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尋一位年輕女性的足跡，無異於幻想。除了姓名，我對她的了解所剩無幾。

2013年的一個夏夜，我無意間在俄羅斯的互聯網上輸入她的名字，搜索引擎迅速出來了一個結果。我的驚愕隻持續了幾秒鐘。尋人的困難在於，我母親的姓氏是個再普通不過的烏克蘭姓氏，和她同姓的烏克蘭女性成千上萬。雖然屏幕上顯示的人和母親有著相同的父姓，且全名也叫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但是因為和我外祖父同姓雅科夫的人太多，我的發現似乎沒有任何意義。

我打開鏈接讀道：伊瓦申科·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於馬裡烏波爾。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這條顯示結果，它仿佛也在盯著我。即使我對母親所知甚少，但我知道她的確是1920年在馬裡烏波爾出生的。當年的馬裡烏波爾，那麼小的城市，難道同年有兩個同名同姓的女孩降生人間，並且父親都叫雅科夫？

俄語是我的母語，我從來沒在生活中徹底丟掉它，而且，自從我搬到兩德統一後的柏林以來，我幾乎每天都說俄語。盡管如此，我還是不確定屏幕上顯示的是不是母親的名字，或者這名字隻不過是俄羅斯互聯網裡的海市蜃樓。互聯網上的俄語對我來說幾乎是外語，一種飛速發展的新興語言，經常出現混合了大量美式外來語的全新詞彙，即使轉換成西裡爾文音標也幾乎難以辨認。而且，我現在正在瀏覽的網頁名字是英文，叫“亞述的希臘人”。我知道馬裡烏波爾地處亞述海邊，但是“亞述的希臘人”從何而來？我從來沒聽說過烏克蘭和希臘之間有任何關聯。如果我是英國人，我倒是能很應景地說一句：這些都是希臘文！

當時，我對馬裡烏波爾一無所知。在尋找母親的過程中，我從沒考慮過要去了解這座城市，了解她的出生地。馬裡烏波爾長達四十多年被稱為日達諾夫，直到蘇聯解體後纔重新恢復舊稱。在我心中，從來沒有現實的光照進過這座城市。一直以來，在我對世界的認知和想像中，那裡是我的家。外界的現實會威脅這個內在家園的存在，所以我盡可能地逃避。

我對馬裡烏波爾初的印像是，在我童年時，蘇聯內部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區別，十五個成員國的所有居民全部是俄國人。這個印像根深蒂固。談起烏克蘭，我的父母就會提到俄國起源於中世紀的烏克蘭，起源於被稱為“俄羅斯的搖籃”的基輔羅斯。烏克蘭是俄國所有城市的母親。可他們說的卻好像烏克蘭源於俄國一樣，父親聲稱俄國是全世界的國家，一個強大的帝國，從阿拉斯加延伸到波蘭，占據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與俄國相比，德國不過是地圖上的一個墨水點。

對我來說，烏克蘭和俄國沒有兩樣，每當我想像母親在馬裡烏波爾的早期生活時，眼前總是她在俄國大雪中的畫面。她身穿那件老式的帶絲絨領子和袖子的灰色大衣，那件我見她穿過的一件大衣，穿過灰暗的布滿積雪的街道，走進一個深不可測的空間，那裡永遠刮著暴風雪。西伯利亞的大雪覆蓋了整個俄國和馬裡烏波爾，一個永遠寒冷的，由共產黨人領導的神秘國度。

我在孩童時期對於母親出生地的想像，幾十年來被我封存在內心的暗室中。即便我早就知曉俄國和烏克蘭是兩個國家，而且烏克蘭和西伯利亞沒有絲毫關繫，這些還是並沒有觸踫到我心中的馬裡烏波爾——盡管我沒有一次能確認母親是否真的來自這座城市，或者我把她和馬裡烏波爾聯繫到一起，隻因為我非常喜歡馬裡烏波爾這個名字。有時我甚至無法確定，是不是真的有城市叫這名字，或者這根本隻是我的發明捏造，就像其他許多有關我出身的事情一樣。

一天，我翻閱一份報紙的體育版，正想往後翻，瞥到一個詞——馬裡烏波爾。我接著往下看，一支德國球隊赴烏克蘭和馬裡烏波爾伊利奇維茨足球隊比賽。馬裡烏波爾還有支足球隊！光是這件事就讓我清醒過來，我心目中的馬裡烏波爾像一朵腐爛的蘑菇，頃刻間碎落一地。我對足球全無興趣，可偏偏是足球讓我次直面真實的馬裡烏波爾。我這纔得知馬裡烏波爾是一座氣候極其溫和的城市，全世界淺也溫暖的亞述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它有長而寬的沙灘，種植葡萄的山丘和無邊無際的向日葵田地。德國足球運動員們在夏日接近四十度的高溫下叫苦不迭。

我覺得現實比我的想像更不真實。自母親去世後，她次成為我想像之外的另一個人。突然間，我眼中的她不在雪地裡，而是穿著輕薄的淺色夏款衣裙走在馬裡烏波爾的街上，露出手臂和腿，腳上穿著涼鞋。一位不是在世界寒冷黑暗的地方，而是在克裡米亞半島附近，溫暖的南部海邊，在可與意大利亞得裡亞海媲美的湛藍天空下長大的年輕姑娘。對我而言，沒有什麼比把母親和南方聯繫到一起更難以想像的事了，她和陽光還有大海也風馬牛不相及。我不得不把對她生活的所有想像轉移到另一種溫度、另一種氣候中。曾經的陌生人變成了新的陌生人。

……

在我打開的網頁上，我還獲悉了馬裡烏波爾讓人詫異的信息。在母親出生的年代，這座小城還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18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把小城送給曾經的克裡米亞汗國的希臘基督徒。直到19世紀中葉後，其他種族纔被允許到馬裡烏波爾定居。直至今日，仍有少數希臘人住在城裡。母親的姓氏讓我鬼使神差地進入了一個希臘裔烏克蘭人的論壇。我心裡有種隱約的懷疑在暗湧。對於母親講述過的她在烏克蘭的生活，我隻有一丁點記憶，極其微弱，幾乎想不起來，但在記憶中，我卻堅定地認為她的母親是意大利人。當然，這麼長時間後，我自己也弄不清楚，這到底是回憶，還是我大腦裡偶然留存的一點沉澱。也許，我覺得有可能的是，早在孩童時期我就虛構了一位意大利外祖母，並把她當成了我虛構的驚險故事的主人公。意大利外祖母也可能來源於我迫切的願望，用來對抗我的俄羅斯-烏克蘭裔出身，以此顯得與眾不同。而現在，我問自己，我是不是根本就記錯了，我的外祖母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希臘人？然而，這是不是鋻於我現在獲悉的馬裡烏波爾的真實情況方纔想到的？是不是因為意大利是我少年時一心向往的地方，所以隨著時間流逝，我記憶中的希臘人纔不知不覺變成了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