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20 世紀西方極為重要的中國美術史專家，曾擔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藝術史教授、瑞典國家博物館繪畫與雕塑部主任館員等職，首屆查爾斯•蘭•弗利爾獎章獲得者。1916 年起，相繼赴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日本名校講學。1920 年起六次來華，並深深愛上了東方藝術。對中國古代建築、雕塑、繪畫藝術研究極深，代表作有《北京的城牆和城門》（1924）、《中國雕塑》（1925）、《中國北京皇城寫真全圖》（1926）、《中國早期藝術史》（1929）、《中國園林》（1949）等。

唐納德·曼尼（Donald Mennie，1876—1944）：著名風光攝影大師，1920—1940 年間中國沿海地區影響力的外國商人之一。1876年出生於蘇格蘭，1891 年開始在藥店做學徒。19 世紀末來到北京工作，後前往上海，任上海屈臣氏大藥房董事經理。義和團運動期間，他加入了公共租界的準軍事組織——上海義勇隊。從1903年起，他多次在上海業餘攝影協會舉辦的活動中分享自己的攝影經驗，先後出版了《北京美觀》（1920）、《揚子風景》（1926）等攝影集。1943 年3 月，被日軍關入上海龍華集中營。集中營內惡劣的條件導致他的健康狀況極度惡化，不幸於1944 年1 月病逝。

赫伯特·克萊倫斯·懷特（Herbert Clarence White，1896—1962）：1896年出生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4歲時跟隨父母回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生活。祖父母是著名的時兆出版集團的創始人，受他們的影響，很早就接觸到了出版和攝影。1922年秋，他來到中國，與孿生弟弟詹姆斯·亨利·懷特一起在北京一所語言學校學習，被民國總統引為座上賓。後至上海，在家族企業——時兆出版社任藝術總監，並成立懷特兄弟藝術公司，指導和培訓中國的藝術家。在華期間，他與弟弟一起，拍攝了4000餘張展現中國建築與風景的照片，先後出版了《燕京勝跡》（1927年）、《美哉中國》（1930年）兩本攝影集。

詹姆斯·亨利·懷特（James Henry White，1896—1954）：早期經歷同哥哥一樣。他於1921年來到中國，離開北京後，成為一名專業攝影師，同樣任職於上海時兆出版社。他和妻子一起在北京、上海生活了8年。

回望老北京

 當下的北京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喧囂、擁擠、行色匆匆；那個寧靜、優雅、文明，慢節奏的老北京卻漸行漸遠，人們甚至沒有機會，更沒有可能再回望那消逝在遠方的老北京背影。有機會閱讀約一百年前瑞典學者喜仁龍的這部《老北京皇城寫真全圖》，讓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是一種美的享受，也讓人生出不少感慨。

喜仁龍（Osvald Siren），瑞典著名美術史家，1879 年生於芬蘭，後畢業於赫爾辛基大學，一度任職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後為斯德哥爾摩大學美術史教授，對西洋近代美術史有精深研究，著述頗豐，享有世界聲譽。1916 年起，相繼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及日本一些名校講學。1920 年起，數度來華訪問，並深深愛上了古老的東方藝術，由此開始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著有《北京的城牆和城門》（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中國雕刻》（Chinese Sculpture，1925）、《北京故宮》（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中國繪畫史》（Histoire de art anciens，1929—1930 年）、《中國花園》（Gardens of China，1949）等。這些作品不僅向世界介紹了古老的中國藝術成就，而且對中國文明某些側面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尤其是其對北京城牆、城門、皇宮、園林的研究，至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記錄並留下了重要的歷史信息。

喜仁龍對北京皇宮、城牆、城門的研究，得益於特殊的歷史機緣，除了本書前言提及的著名漢學家伯希和，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周谷城，主要的是喜仁龍得到了那時中國政府，尤其是仍居住在紫禁城裡的宣統皇帝及其皇後的熱情幫助。中華民國內務部給予喜仁龍特許權力，專門委派民國大總統的一位特別助理協助他考察民國政府重要的辦公地中南海，並在溥儀夫婦陪同下考察紫禁城內許多建築物。這些隻有皇室成員纔可能使用的寢宮，此前不曾有外人進入，更不要說外國人了。喜仁龍利用這個機會拍攝了大量照片，紫禁城、中南海、頤和園，甚至圓明園那些斷牆殘壁建築物、皇家園林，過去不曾或者很少被人拍攝過，這是喜仁龍給中國文明留下的重要的影像記錄。

喜仁龍非常珍惜中方的熱情幫助，他利用當時好的記錄手段，給古老的北京留下了數百幅重要歷史圖片，以及大量考訂文字。他的這部《老北京皇城寫真全圖》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北京城市史研究泰鬥侯仁之先生談及喜仁龍的貢獻時說：“作者對於考察北京城牆與城門所付出的辛勤勞動，這在我們自己的專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見的。而他自己從實地考察中所激發出來的一種真摯的感情，在字裡行間也就充分地流露出來。他高度評價這組歷史紀念物，同時也為它的年久失修而傷心。在考察中，他的觀察細致、記載不厭其詳，這是十分可貴的。”

在喜仁龍筆下，老北京布局合理，環境優美，美不勝收，是世界都城建設中的典範；它融彙中西，又極具中國特色，讓觀察者一眼望去過目不忘，而又清楚地知道這是中國，是北京，而不是與世界其他首都雷同的一個大都市。

然而，讓喜仁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考察、記錄這些世界瑰寶之後不過半個世紀，這些人間奇跡竟然消逝了。從大歷史視角看，這個歷史性損失，是多少發展都換不回來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在過去幾十年，國內外知識界有無數討論，但我們依然無法從這些爭論中找到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

從歷史的觀點看，不論北京的歷史上溯到哪裡，但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其實主要還是到了 10 世紀之後北方遊牧族群崛起。遊牧族群南下，中原王朝阻斷，經過幾百年僵持、拉鋸，至蒙古人崛起，遊牧族群政治重心不斷南移，北京的重要性開始顯現璋那一代英雄，中原王朝政治重心漸漸地也由南而北。一個全新的北京漸漸在金大都附近興建，至明代中晚期，後來世界聞名的北京大致成型。滿洲人入主中原，仍接續朱明王朝將政治中心留在了北京，皇宮、皇城、內城、外城，也大致延續明朝架構予以增減、修補，並沒有在框架、風格上做很大調整，清朝人很謹慎地守護著這筆已有幾百年歷史的文化遺產。

清中期，西方因素進入中國，中國也沒有如後世所想像的那樣拒斥西方。伴隨著中國經濟在 18 世紀的增長，清帝國利用經濟增長在北京修築了新的皇家園林圓明園。圓明園我們今天已經看不到實物了，但從各種歷史文獻中可以體會，這是一個真正容納中西文明因素的嘗試。因為是嘗試，這個巨型建築群並沒有貿然在已成型的北京城裡施工，而是謹慎地在老北京外面很遠的地方選址。這一點對後來尤其是 20 世紀中晚期、21 世紀初期北京幾次發展機遇應該具有啟發意義，但不知為何，後來的歷史學家並沒有人對此進行相關研究，沒有建議決策層在推動發展時，注意新舊區隔，注意新舊建築風格的協調，不僅要發展新的，也要注意保護老的。

到了清代晚期，隨著外國因素在北部中國風靡，天津已經成為北方洋氣的現代城市，其西化程度在很長時期內一點都不比南方的廣州、上海，甚至香港弱。但是我們仍然應該注意到，盡管歐風美雨已經吹到了渤海灣、大沽口，晚清政府並沒有貪婪地將這些因素引進京城。晚清、民國早期，相當一部分達官貴人將天津視為生活情趣的現代城市、北京的後花園，他們可以風塵僕僕往返於京津之間，但絕不讓一個古老的北京因歐風美雨弄得不倫不類。這一點，不僅清朝統治者堅持下來了，即便是後來的中華民國，繼續將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大致依然堅持了這個原則，讓北京的輪廓、風格大致不變。我們看北洋時代北京城裡增加的新建築，他們一方面不敢破壞北京城區的基本結構，另一方面不敢在建築樣式、風格上喧賓奪主，更不敢以發展的理由，毀掉幾百年的有形建築。

北洋時代結束，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變成了北平，這對北京來說是歷史發展的低谷。但從城市風格、文明傳承角度而言，低谷時期的北平，建設少，破壞也少，1928—1937 年十年間，北京留下的值得注意的建築寥寥無幾。

1937 年之後，北京成為淪陷區。日本人曾一度規劃北京，雖然我們今天反對日本人對中國的野心，但我們如果仔細研究日本人那時提供的北京發展方略，也必須承認日本人的嚴謹，不苟且。他們不是在北京已有框架裡加減，而是像清代中期接納西方時那樣，大手筆在老北京之外開建一個新北京，注意新舊協調，注意生活方便。

從這個大思路回望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梁思成、陳占祥提出的“梁陳方案”，我們很容易理解其意圖就是既要維護傳統，又要開出新路。他們在西部城區開建新城的想法，與清中期修建圓明園，與日本人規劃新城區，具有相通的學理基礎。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政治領導人放棄“梁陳方案”，而選擇了蘇聯專家以天安門為中心重組新北京的方案呢？對於這個歷史性困擾，學術界這些年已有很多爭論。這些爭論說得都有些道理，但有限制與不足。我能提供的一點思考，就是當時各派都沒有弄清究竟應該怎樣給北京定位。新政府希望北京是一個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經濟中心為一體的新型首都，因而北京後來有超大型的鋼鐵廠、化工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優質教育資源，當然還有龐大的軍事指揮繫統、政務繫統。

這個方案的局限性在於，決策者沒有充分考慮到區域分工的重要性，不知道明清以來中國政治中心究竟是怎樣與外部協調的。我們看到，明清時期，北京就是一個純粹的政治中心，是不事生產的消費都市。北京所需要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從外面調運，因而先有運河，後有海運，直至後來的鐵路。為什麼那時的北京不主張建設一個“全能城市”，實現自我供養呢？這裡面一定有其道理。再比如，在晚清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下，天津迅速成為北方大港，超大型商業中心，北京為什麼沒有與天津爭奪北方經濟中心的地位呢？其實，這裡就有一個區域分工問題，有個效率優先原則。

所謂區域分工，如果我們看晚清會發現大直隸與今天我們說的“京津冀一體化”是一個意思。直隸總督府並不是設在北京，先是設在保定，後因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負責相當一部分外交事務而移駐天津，依然不是移駐北京。晚清政治格局中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但我們必須承認那時的北京盡管不洋氣，但有文化，舒適、寧靜、溫馨。北京不是大而全，也不是小而全，而是尊重分工，隻是一個純粹的政治中心，隻承擔著政治的單一功能。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天的北京已經是世界上的幾個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不方便生活的幾個城市之一。北京未來發展的路還很長，北京怎樣汲取歷史上的經驗，不犯歷史上同樣的錯誤，還很值得研究。

老北京已成為往事，溫馨的回憶，大約隻能在書本中尋找，這是我願意推薦喜仁龍這部《老北京皇城寫真全圖》的原因。這也是瀋弘教授編譯“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繫列的一種，借此向瀋兄以及出版策劃趙省偉兄表示祝賀，感謝他們為讀者提供了一本極具內涵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