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編：公私觀念與自由民主

從追求正道到認同國族──明末至清末中國公私觀念的重整

一、前言

二、清中葉以降經世思想對公私問題的討論

三、以君民共主或民主來實現大公無私

四、自主之權、絜矩之道與公私

五、自由、權利、國民與公私

六、開明自營與公私 

七、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公私觀

八、結論

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義與淵源

一、前言  

二、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特點與演變

三、清末民初中國民主思想的解析

四、近代西方民主思想與清末民初民主思想之差異及其詮釋 

五、清末民初民主思想的淵源：連續性與非連續性

六、結論  

近代中國轉型時代的民主觀念?

一、前言：轉型時代的詞彙競爭與文化想像

二、西方兩種民主傳統：彌爾主義與盧梭主義

三、兩種樂觀主義與近代中國民主思想的特征

四、近代中國民主思想與“意識本位的歷史發展論”

五、

近代中國民主觀念的支流——嚴復、梁啟超與中國式的彌爾主義

六、結論

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的發展：從嚴復到殷海光

一、前言

二、自由主義是什麼？

三、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之挫敗

四、“三個缺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復雜面貌

五、新儒家思想對自由主義的反省與批判

六、結論

乙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變遷

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

一、前言

二、清代墨學的復興

三、《新民叢報》時期梁啟超的墨子學

四、一九二○年代梁啟超的墨子學

五、梁啟超學術思想的特點與評估——代結論

梁啟超與儒家傳統延續與斷裂：以清末王學為中心之考察

一、前言

二、任公思想的內在邏輯

三、心有所主而兼容並蓄：陽明學與任公思想的取舍問題

四、結論

魂歸何處？梁啟超與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再思考

一、前言：從列文森“儒教已死”的辯論談起

二、“方死方生”抑或“更生之變”？

三、鑄造“國魂”：晚清時期梁啟超的“國民”思想

四、“中國不亡論”與“國性”說：梁啟超的“文化民族主義”及其影響

五、餘論：“遊魂說”與“新啟蒙”

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

一、前言

二、實證史學、道德知識與形上世界

三、镕鑄一爐——新康德主義與佛儒思想會通下的新史學

四、任公史學思想的評估——代結論

梁啟超與康德?

一、楔子：梁啟超著作中的康德

二、學者對梁啟超譯介康德之評估

三、從カント到康德：梁啟超對康德中國圖像的建構

四、梁啟超對康德思想的闡釋與評估

五、結論

嚴復與梁啟超?

一、前言

二、嚴梁之初識：戊戌變法前夕

三、嚴梁“交鋒”：戊戌之後

四、結論

丙編：民國人物與思想

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1912—1917）

一、前言

二、康有為之孔教思想

三、孔教運動之展開及儒家是否為宗教之辯論

四、國教問題之爭論

五、帝制、復闢與孔教運動之衰微

六、結論

錢穆的學術思想與政治見解?

一、前言

二、錢穆史學中的政治與學術

三、錢穆的學術思想──經學與史學合一

四、錢穆的政治見解——理想與現實的交融

五、結論

胡適與赫胥黎?

一、前言

二、以人治對抗天行：胡適初遇赫胥黎

三、作為方法的赫胥黎：薩迪法則與清代考據學的會通

四、存疑主義、科學主義與知識的範圍

五、結論

蔣介石與陽明學：以清末調適傳統為背景之分析

一、前言

二、梁啟超的調適思想與近代中國的陽明學

三、蔣介石與日本陽明學：繼承與批判

四、結語

蔣介石與梁啟超?

一、前?言

二、蔣介石的讀書生涯、文人認同與思想傾向

三、蔣介石與梁啟超

四、結論

蔣介石與賀麟?

一、前言

二、賀蔣交往：一般文獻中的賀蔣關繫 

三、蔣賀交往：蔣檔中的蔣賀關繫

四、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與蔣介石

五、結論

蔣介石與梁啟超之間並無私人之間的交往，且分屬不同的政治勢力：梁啟超是清末改革派、民初研究繫的首腦與進步黨的黨魁；蔣介石則一直是革命派與國民黨的忠貞黨員。不過，兩人在思想傾向上則十分類似，尤其在肯定儒學、反對共產主義、唯物主義，與主張文武合一等方面有共識。這也使得梁啟超成為蔣介石極為欣賞並少有批評的一位近代人物。本文擬以兩個主題為主軸：一、以現藏國史館的“學記初稿”卷1—32，探討1943年12月之前蔣介石的讀書生涯與“文人”角色的自我認同；二、以蔣氏讀書生涯為背景，描述蔣介石對梁啟超思想認識的過程，並分析其對蔣介石思想發展與治國構想的影響。

二、蔣介石的讀書生涯、文人認同與思想傾向

蔣介石的專業是軍事，他在日本讀書時所學的內容與畢生所成就的事業都與軍事有密切的關繫。不過，他絕非一介武夫，而是對於讀書有非常濃厚的興趣，甚至可說是具有“文武合一”的人生理想。從他的傳記資料可見，蔣介石一輩子都醉心於讀書，他自幼即在顧清廉的教導下閱讀“經子史傳、許氏說文及宋儒理學”。成年之後，他一直有閱讀的習慣，不但在家中讀書，也喜歡在旅行時讀書。例如：他曾在車上、軍艦上讀《史記》與《明儒學案》，在車上看《新土耳其史》；1942年訪問印度時，學案》（1942.2.9）；1943年去埃及參加開羅會議時讀的則是梁啟超的作品（1943.11.28）。有趣的是1927年11月，他到日本有馬（溫泉名勝）旅行，竟然連續幾日皆醉心於日本史的閱讀。回國之後，“十一月十日，自日本回到上海，連日布置與宋美齡女士結婚事。二十六日，親至商務印書館，購買書籍，以供度蜜月期間共讀。”由此可見，對他來說，情人之間在浪漫的時間所做的浪漫的事竟然是“共讀”。

蔣介石多次提及“開卷有益”（1932.2.19），擔憂“不看書，不勤勉，禍將及身”（1928.6.8）；“今日未看書，何以革命也”（1928.9.3）；“無暇讀書可畏”（1929.9.10）。北伐期間發生濟南慘案，因軍事緊急而無暇讀書，對此他深感悔恨，而發誓之後每天至少都要讀十頁書：

五月九日，公自督師北伐，軍事緊急，及濟南慘案發生，尤益忙逼，無暇看書，至是思研究學問，實為雪恥要道，乃自誓曰：以後每日必看書十頁；如或間斷，是忘仇無恥之人矣！（1928.5.9）

而因病不能讀書，則是他深感怨恨的。1935年6月3日，他說：“近日以目疾，不能看書，恨甚！”

蔣介石那麼迫切地想要讀書是出於一種對讀書價值的特殊看法。對他來說，讀書可以促進“智德進步”（1933.5.14），可以養心、收放心、雪恥、革命，與了解人情物理等。對他而言，學問是事業的根本，甚至可以說是影響“生死成敗”的關鍵因素。這一種以讀書來追求道德的提升與知識的開拓，是一種植根於傳統的看法，即是傳統思想中所討論的“尊德行”與“道問學”。在這方面，梁啟超也有完全相同的觀點。就此而言，蔣介石具有一種源於傳統文人或讀書人的自我認同。不過由於他同時也是一個軍人，因此也非常鼓勵軍人應多讀書。1926年1月14日，他告誡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生：“各位畢業以後，要知學問無窮，除隨時研究典範令教程等書外，又須注重政治學、經濟學，不精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雖好，終究為他人機械！現時代之人，要知現時代道理，否則，就是過死之人，與死人何異？”在檢閱軍隊時，他說：“軍人宜多讀書，始能了解三民主義，為黨國服務；否則，一無所知，與從前腐化之軍隊何異？”（1928.9.3）

蔣介石本身即以身作則，廣泛地閱讀各類書籍。他發現讀書常會“隨看隨忘”，這時隻有持之以恆（1942.10.31）方能對治。為了加強閱讀的效果，蔣介石讀書時有做筆記的習慣，他會將書中精華的句子摘錄下來。在這方面他深受曾國藩（1811—1872）影響，1924年5月，他告誡蔣緯國（1916—1997），“寫字宜清楚，不可潦草糊塗，用墨不可有過澇、過淡之病！抄寫文章，須先讀過了解，然後著手抄寫，纔有益處！曾文正所謂辦事、讀書、寫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五者齊來，方能做好。”因此，日記對蔣介石來說，其中的一個功能就是謄錄、整理讀書筆記，而且他會將以往的日記取出閱讀，用以溫故知新、加強記憶。1933年4月15日，他說“近來連日看往年日記，頗覺有益”。

他所閱讀的內容相當廣泛，包括語文以及中西學術。在語文方面，他學過日文、德文、俄文與英文。其中，尤其強調英文的重要性，曾鼓勵其子蔣經國（1910—1988）與蔣緯國在英文方面應勤習精通、隨時熟習、多記名詞，以為作文秘訣（1922—23）。

在西學方面，蔣介石非常熱心地吸收新知。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他便立刻閱讀了《新潮》、《新青年》與《東方雜志》等啟蒙報刊。此外，這一年他所閱讀的書還包括：“《政治學大綱》、《軍事常識》、《日本軍事學》、《俄國革命記》、孟舍路著《經濟學原論》、津村秀松著《國民經濟學原論》、《新村記》、《易卜生記》、《鄂爾斯泰人生觀》、《歐洲地圖》、《大演習戰況地圖》”。如果將以上書目仔細地加以分類的話，蔣介石所讀的西學方面的書籍包括：軍事科學（如情報學、碉堡學）、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馬克思學說）、哲學與宗教（如黑格爾哲學、《聖經》）、西方史地、以及文學作品（如福爾摩斯偵探案）。其中，有關宗教與哲學的書刊，對認識蔣介石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例如1941年1月12日，他曾記載：“反省去年對於真我之根源，與太極之內容，自覺略有領會。而人生對於宗教信仰之關繫，使我內心漸能升華，惜尚未深入於自得之域耳。此於富司迪氏所著之《信仰的意義》、魯一士所著之《黑格爾學述》二書，實助我宗教與哲學之研究，其功其大也。”上述兩本書、一為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 1878—1969）所撰《信仰的意義》（Meaning of Faith），一為魯一士（Josiah
Royce, 1855—1916）著、賀麟所譯的一本有關黑格爾思想的論文集。

從上述對於西學的廣泛涉獵，可見蔣介石可以算是一個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新青年”。不過蔣介石與許多“新青年”有不同之處有二，一方面他有濃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則是他對傳統典籍與儒家價值有著很深的摯愛。換言之，他並不接受在五四青年之間頗為流行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和反傳統思想。同時，他對馬克思學說的興趣也不那麼濃厚。1923年他開始接觸到馬克思學說時，即感覺到“看其上半部，頗厭倦欲中輟”。他也不喜歡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而比較欣賞印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蔣用的譯名是太戈兒）。1925年11月11日，看《列寧叢書》，12日，看《太戈兒傳》，蔣介石感到：“太戈兒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而列寧則以權力與鬥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蔣介石後來在民主、科學之外提出倫理，強調精神面、反唯物論，又堅持反共，從他早期讀書的內容中即可看出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