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鴉片戰爭實為中國歷史之轉折，傳統的國家進入了近代的世界。在此轉折關頭的若干細部，不可不察。
    本書作者茅海建由此考察了兩次鴉片戰爭的軍事：清朝的軍費、兵力、裝備、訓練水平，以披露西方新敵面前的“天朝”舊容；由此考察了兩次鴉片戰爭中的外交：廣州入城、西禮覲見、公使駐京以及葉名琛外交思想。以說明“天朝”觀念下的外交失矩；由此考察了兩次鴉片戰爭中的若干重要戰例：虎門之戰、吳淞之戰、浙東之戰、三次大沽之戰，以測算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實距。
    本書以《近代的尺度》作題，為明確地開出度量標準：戰爭不能分冠、亞軍，沒有第二的存在，隻有勝者和敗者。近代中國與外國的戰爭，尤其是兩次鴉片戰爭，恰是一把尺子，量出了“天朝”與“泰西”之間在近代化上的差距。在那個時代，許多尺度與今有所不同，特別明顯的是，強權是十九世紀通行的“公理”。

鴉片戰爭清朝軍費考
  問題的提出
  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軍費開支，就我目前所見而言，清政府從未公布過明確的數字，歷史學界迄今仍無專題的研究。但這並不等於說，清政府及當時的人士對此並無說法，歷史學界的研究從未涉及於此，甚至在許多著作中將之作為已經弄清的問題直接引用某一種說法。如果大體以時間為序，涉及軍費數字的說法及研究至少有下列幾種：
    一、1843年5月3曰(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江南道御史陳慶鏞奏稱：“此次各海疆動撥銀兩報部者，已不下二千萬兩。現在截銷，尚有陸續補報等項……”案陳慶鏞曾任戶部主事、員外郎，其說當有根據。更重要的是，陳慶鏞的奏折當天被道光帝留中不發，第二天發下時伴隨著一道上諭，完全重復陳慶鏞的話。由此也可以認為，陳慶鏞的說法得到了有權批準動撥銀兩的道光帝的認可。
    二、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稱：“夷寇之役，首尾二載，糜帑七千萬……”王之舂的《防海紀略》支持這一說法，用詞相同，隻是將“首尾二載”改為“首尾三載”。魏源、王之春均沒有說明其資料來源，而他們的個人名聲，使得這種說法流傳極廣，眼下多種通史類的近代史著作采用了這種說法。
    三、吳廷燮於1914年出版的《清財政考略》稱：“粵浙海疆之役，亦千數百萬。”吳氏未稱其根據。1927年完成的《清史稿·食貨志》，也用了同樣的說法：“英人之役，一千數百萬兩。”
    四、彭澤益於1962年發表論文《論鴉片戰爭賠款》，引用了魏源、王之春、吳廷燮及《清史稿》的說法，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在鴉片戰爭期間，本來清朝政府在軍事費用方面所耗費的銀數就已不下幾千萬兩……”彭氏的結論看起來似為“七千萬兩”與“一千數百萬兩”之間的折中。他本人沒有作更多的分析。
    五、周育民於1982年發表論文((1840-1849年的清朝財政》，引用了《清實錄》、《清史稿》中的材料，否定了魏源的估計，得出結論：“鴉片戰爭的軍費開支當在二千餘萬兩。”周氏對自己的結論作了認真的分析。他根據卓秉盾1850年奏折中稱“以近十數年計之，海疆、回疆及各處軍務，東、南兩河工用，南北各省災務，統計例外用款，多至七千餘萬兩”，減去兩次回疆、河工、賑災所用四千多萬兩，得出此數；他又檢出《清實錄》中關於軍費撥款的記載，共計1459.5萬兩，與穆彰阿所稱“剿之與撫，功費正等”相印證(鴉片戰爭賠款總額為銀2 1，相當於銀1476佘萬兩)，指出戰後各地補報戰費，使之上升至2 000餘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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