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唐研究第二十二卷

編輯推薦

《唐研究第二十二卷》：該領域的新研究成果，涉及唐代歷史文化考古。

內容簡介

《唐研究第二十二卷》是唐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學術專刊，本期是"從高昌到奈良：中國絲綢之路上的寫本

作者簡介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美國媒介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麻省理工學院媒體比較研究中心的創辦人和主任。其研究核心經歷了從1992年的“文本盜獵者”到2006年的“融合文化”再到2009年的“傳播性媒介”的轉變與遞進。其研究路徑緊跟新媒介發展的步調，同時也集中反映了西方粉絲研究的三次浪潮。

在線試讀

《文本盜獵者》在中國：亨利·詹金斯采訪張琳（以下簡寫為LZ）：趁著《文本盜獵者》中文譯本的出版，能和亨利?詹金斯博士就他這本經典著作進行對談，我深感榮幸。2007年，我在關於文化研究和電子媒體的討論課上次讀到這本書。作為一名留學生，互聯網是我了解中國現狀重要的媒介。當時中國正處在向所謂Web 2.0時代轉化的過程中，隨著個人博客和微博的興起，視頻網站以及網遊等媒體形式的發展，草根文化生產呈爆炸趨勢。我對中國興起的惡搞文化大有興趣，因為惡搞現像使平常人能夠應用新興電子工具，挪用大眾文化內容來進行文化上的個人表達或者草根社會批評。在詹金斯博士的著作中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學術語言。盡管《文本盜獵者》寫於20多年之前，主要側重歐美文化經驗，然而“文本盜獵者”的比喻，消費者利用大眾文化實現文化表述和社群連結，進而構建出的文化生產者形像，仍然有力地回應著中國Web 2.0時代的草根文化生產經驗。同時，詹金斯博士在書中也強調了文化特殊性和歷史特殊性，他指出就具體文化接受、文化挪用以及流行文化中的樂趣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個例的特殊性，包括特殊歷史語境，具體的社會和文化環境（pp.35—36）。那麼在對話的開始，能不能請您簡單描述一下《文本盜獵者》寫作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並談一談這本書的哪些方面會和中國讀者特別相關？《文本盜獵者》在中國：亨利·詹金斯采訪張琳（以下簡寫為LZ）：趁著《文本盜獵者》中文譯本的出版，能和亨利?詹金斯博士就他這本經典著作進行對談，我深感榮幸。2007年，我在關於文化研究和電子媒體的討論課上次讀到這本書。作為一名留學生，互聯網是我了解中國現狀重要的媒介。當時中國正處在向所謂Web 2.0時代轉化的過程中，隨著個人博客和微博的興起，視頻網站以及網遊等媒體形式的發展，草根文化生產呈爆炸趨勢。我對中國興起的惡搞文化大有興趣，因為惡搞現像使平常人能夠應用新興電子工具，挪用大眾文化內容來進行文化上的個人表達或者草根社會批評。在詹金斯博士的著作中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學術語言。盡管《文本盜獵者》寫於20多年之前，主要側重歐美文化經驗，然而“文本盜獵者”的比喻，消費者利用大眾文化實現文化表述和社群連結，進而構建出的文化生產者形像，仍然有力地回應著中國Web 2.0時代的草根文化生產經驗。同時，詹金斯博士在書中也強調了文化特殊性和歷史特殊性，他指出就具體文化接受、文化挪用以及流行文化中的樂趣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個例的特殊性，包括特殊歷史語境，具體的社會和文化環境（pp.35—36）。那麼在對話的開始，能不能請您簡單描述一下《文本盜獵者》寫作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並談一談這本書的哪些方面會和中國讀者特別相關？
亨利?詹金斯（以下簡寫為HJ）：首先，能和中國讀者分享這本書我感到非常高興，出版者認為這本書在出版二十多年後還對理解當下有所裨益，我感到十分榮幸。你個人的經歷和視角令我看到這本書在中國環境下也許有其特殊意義。你強調了本書內容的歷史和文化特殊性，這是正確的。一方面，《文本盜獵者》描述了在參與式文化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轉折點美國粉絲（以及其他英語地區粉絲）身上所發生的故事。另一方面，這本書提供了一些較為普適的概念，有助我們從更廣闊的意義上理解草根媒體制作和參與式文化。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粉絲圈還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隻能在非正式渠道裡活動。粉絲們用郵政繫統共享自己的作品。同人小說是復印機印出來的。同人視頻是用錄像機一盤一盤翻錄下來的。他們的活動帶著極大的社會污名，無論是媒體還是學術圈都不理解他們。他們還害怕掌握著知識產權的媒體公司會對他們的混剪和二次創作提出法律訴訟。這本書是粉絲社群重塑群體身份、開始向公眾發聲、並對外進行自我辯護過程的一部分。在書中你可以發覺電子時代開始的跡像，很快這變革就將以極快的速度和極大的規模通過互聯網擴散開：網絡為內容共享提供了新平臺，隨著更多了解他們的行為，發現他們的價值，粉絲人群也會大量增加。如果你夠仔細的話，還能在書中看見全球化粉絲文化的蛛絲馬跡：粉絲們發現了日本的動畫和漫畫，還有香港的動作片，並隨之尋找與這些地區粉絲們溝通的方式。我從我的中國學生那裡了解到，現在中國正處於一個相似的過程中：粉絲積極接受日本、韓國、英國和美國的節目，利用網絡和世界各地的粉絲溝通，探索他們已經成型的粉絲生產，並改造為適應中國背景的形式，例如將這些形式應用於中國媒體作品之上。每個國家的粉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粉絲圈，但是他們也發現了粉絲圈提供了與其他地區進行文化和知識交流的便捷公共平臺。如今在中國讀這本書時，粉絲圈的本地化和全球化的意義都很重要。因此，我希望美國粉絲圈發生的改變，其細節能讓中國讀者覺得饒有興味，而我提出的大概念框架能夠成為思考影響自己文化變遷的工具。但是需要翻譯—— 不僅是一字一句的翻譯，而是梳理全文，看哪些在中國背景下有用，哪些不然。LZ：你在書中提到了粉絲勞動的商品化，以及粉絲文化生產中粉絲社群價值與娛樂產業的商業利益之間的矛盾。例如第五章與第七章中提及的同人志與同人視頻的盜版翻版，第八章中的同人音樂職業化問題。但是如果這些都是娛樂產業收編粉絲生產的早期信號，那麼隨著Web 2.0時代的到來，“產消者勞動”（prosumer labor）就成了的價值增長點。在中國的背景下，過去三五年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了業餘文化生產者（有些是未來的從業人員）不斷上升的創業熱情，將自己針對支流觀眾（nidae audience）的文化生產積極變現，比如優酷和土豆上的“自媒體”；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出現越發策略性應用粉絲和粉絲文化生產模式的商品化趨勢。那麼你認為社群基礎的“禮物經濟”（gift economy）框架對於理解當今粉絲文化是否依然有效？在面對如今變化的時候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HJ：把粉絲圈叫作“禮物經濟”需要一些細節限制。至少，作為禮物經濟，它是和消費經濟相關聯的。傳統的禮物經濟中，通過禮物贈送，社交貨幣（social currency）因而創生。粉絲圈的禮物卻是從別人的知識資本中誕生：它們由資本主義經濟中創造產品以謀利的人制造而來。粉絲利用這些文化產品作為原材料，創造出自己的文化。他們挪用或混剪流行文化，以此為基礎，創造出同人小說、視頻、角色扮演和音樂。消費經濟中，將商品變為禮物的現像非常常見，每次我們買禮物，剪去價簽，送給別人以表達自己的情感時都是如此。但我們對接下來的事有道德約束。如果轉頭就將別人送的禮物賣掉是很傷人的。（Jenkins，Ford and Green，2013）因此，粉絲圈歷史上對於從其他粉絲身上賺錢一事也有道德約束，所以對Web 2.0企業企圖將粉絲的禮物商品化以謀取利益的行為有很強抵觸。粉絲不一定希望從自己的創作中獲利，但是他們絕不希望看到自己愛的勞動被出賣，讓不相干的人獲利。同時，也存在安吉拉?麥克羅比（1994）所謂的亞文化創業傳統：在所需產品和設施不能從其他文化生產者處獲得時，由亞文化內部的成員來創造產品，或者為社群提供重要的基礎設施。比如說，早期亞文化創業為美國日漫宅引進和翻譯漫畫和動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過程中，他們為產品建立了市場。即使是更專業的企業開始購買並在美國市場上發行同樣的劇集，粉絲們對粉絲經營的企業也一直保持忠誠。粉絲圈作為亞文化的禮物經濟價值以及讓他們開始創業的商業動機之間永遠存在緊張關繫。無論是亞文化創業者還是向或不向他們購買商品的其他粉絲，粉絲圈中對此一直積極討論。由於在粉絲圈的參與史，創業者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更高的道德約束；但同時，他們也備受信任，除非粉絲發現信任受到了違背，不然會一直持續下去。粉絲圈的禮物經濟特性這一簡單概念因為這些情況而大大復雜化，但是粉絲圈的資本主義背景從開始就令任何簡單的禮物經濟概念都不再簡單。我仍然堅持禮物經濟的概念對於理解粉絲圈的理想和道德準則很有幫助，並且當這種理想沒有達到的時候，也提供了有效的批評基礎。LZ：代粉絲研究學者基於粉絲被大眾（錯誤地）看作消極消費者這一假設，提出了粉絲反抗（resistance）這一概念。然而，盡管粉絲和企業之間仍然存在權力差異，粉絲是積極的文化生產者這一觀念在現在的社會已經廣受承認。至少現在的文化產業已經成了粉絲生產的熱情的支持者，不斷推動、疏導甚至剝削粉絲勞動。你認為“ 反抗”概念如今對於文化研究仍然是有用的分析方式嗎？如此，您認為後Web 2.0 時代的反抗是怎樣的形式？ HJ：沒錯，媒體產業正在尋求以自己的生產和發布邏輯納入、反饋並包容粉絲圈的某些方面。部分粉絲在這種新經濟中獲益，有些人因此對媒體產業的決策極為高興。另外一些人則被繫統性地排除在外，聲音無法傳達，意見被忽略。因此他們必須繼續積極反抗並質疑產業決策。粉絲圈就成了共同公共領域中集體行為的基礎，表達共同的不滿，產生另類願景。粉絲質疑一切：從社會性別、種族和性相（sexuality）的表達，到知識產權管理的政策決定。因此，我確實認為描述現在粉絲圈的某些方面時，反抗概念依舊是有效的。同時，我越來越後悔在關於粉絲圈的早期學術寫作中沒有對它是一個協商的空間（a space of negotiation）多用筆墨，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斯圖爾特?霍爾（1980）、克裡斯汀?葛蘭希爾（1986）、傑奎琳?波波（1995）等人的論著。重點是粉絲們確實熱愛流行媒體商品的許多方面：粉絲們以媒體商品中他們覺得有意義的材料為起點構造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挪用和混剪也讓我們看到，粉絲們常常需要盡力把故事按照自己的經驗扭轉。即使文本創造時並未為粉絲考慮，粉絲的行為也使得他們能將這些文本視作己有，這就將粉絲變為協商的讀者。在此意義上，協商並非固定的立場，而是在粉絲個人或社群與媒體產品互動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的過程。就像我在《俠膽雄獅》那一章中所言，粉絲會愛上也會拋棄一部劇集，因為有時它滿足了他們的興趣，有時則背叛他們的心意。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更加動態的模型來描述粉絲接受和轉變的過程，遠非單純的合作和反抗所能概括。現下我傾向於回到協商這個概念來描述此類過程。LZ：我們的對談中經常出現當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融合的概念。這種轉變的一大推動力是全球範圍內電子文化產業的迅速擴張。《文本盜獵者》是20世紀80年代這種趨勢剛剛在美國出現時寫下的，而在中國，這種趨勢是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個人電腦在日益增長的城市中產階級中普及時開始的。就像您所言，新技術工具和平臺讓自我表達和社群形成更為便利。“參與”的重要性模糊了文化、政治和商業之間的界限。這迫使我們重新檢視和更新理論和分析工具，因為之前的許多理論是建立在文化、政治和商業彼此獨立的假設基礎上的。你在論作中強調了消費者/公民/生產者和主導勢力之間的鬥爭，生產出擁有另類價值繫統的社群，引發正面的社會變革，但是很多學者卻更強調消費者參與的條件和機制早已被新自由主義權力秩序（neoliberal regime of power）所限定。這種分歧僅僅是由學者的學術訓練和個人身份認同所決定的嗎？據我所知，你一直鼓勵這些不同的觀念開展直接對話，因此依你看來，我們應當如何從這種學術爭論中獲益，來理解我們所經歷的這一變革？HJ：當然，這區別往往都歸因於重點不同。我認為我的作品平衡了盛行的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著作——強調草根權力受到的結構性限制，而我則一次又一次地指向粉絲和其他草根社群的集體主動性（collective agency）。我也努力地指出其中的限制，但是已經有那麼多人在做這件事了，我並不覺得我在這方面能做出重要貢獻。如果完全隻關注結構性限制，就會因其悲觀主義而止步不前，也會忽視文化參與的鬥爭中所贏得的新領地。當代媒體理論中有一個趨勢，過度強調學術批判的批評性一面，而掩蓋了其他可能的功用，其中之一我稱為倡導。做倡導者，看到人們對不同文化、經濟和社會結構進行的試驗，想像當下情境的另類選擇，發展不同種類的社群和身份時，我想要放大這些努力。專注於批判可能會讓我們在無法看到未來的發展，無法權衡得失的時候，就提前關閉了很多可能性。因此，我在文化景像中尋找希望和可能性的瞬間。這樣做讓我時常受到太過樂觀的批評。我接受這種批評，因為確實如此。但我認為明晰我們奮鬥的目標而不止是我們鬥爭的對像是非常重要的。對我來說，有效的做法就是找到探索另類選擇的群體，並從他們的角度來觀看世界。在《文本盜獵者》中，媒體粉絲圈給了我這樣的出發點。對我來說，以粉絲的身份寫作可以成為對既定做法的批判。但是粉絲身份的部分意義在於重新塑造或想像你不滿意的內容，而不是直接拒絕它們，而學術批判則往往毀滅他們所批判的，在身體政治層面上直接囓肉蝕骨。LZ：按書中的理解，粉絲圈是女性為主角的性別化文化。在中國，粉絲圈性別相關的一面通常是在近年來興起的耽美文化相關話題中討論的。你對耽美文化的理解是正面的，是對女性的賦權，給女性一個空間表述性欲望，並實驗另類性別身份。但在中國，對耽美的評價並不一致，有些人認為耽美是女性掌握主動權將凝視調轉到男性的身體上，並顯示了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日漸寬容；有些人則哀嘆耽美中女性缺失就是強化女性馴服。後者認為壓倒性的女性禁欲主義和卑微地位使耽美在中國流行。你認為《文本盜獵者》如何幫助中國讀者更好地理解耽美在當代中國的流行？ HJ：在美國也一直有類似的反調：將男性人物作為全部注意力的中心就抹消了女性的生活和身份。如果要回應這個論調，女性角色罕見部分是緣於大量商業媒體中女性早已被邊緣化：女性角色不夠豐滿，不夠令人信服，她們的人際關繫表現粗糙，粉絲們也就無從改編起。當然，我書中也寫到，有些類別的同人小說會將女性角色發掘出豐滿復雜的形像。但是，考慮到需要多大的改寫纔能讓她們獲得新生，在此基礎上的一大挑戰其實在於讓女性角色不走形，在粉絲眼中仍然還是原劇裡的人物。當然有公然厭女的耽美同人，貶抑女性來創造男人相愛的機會，粉絲們自己也在積極地批評這類表達。長期以來，這些作品已經越來越少見，就像耽美同人中不假思索的恐同內容也隨著粉絲圈內部有關人類性相的討論而減少一樣。美國的媒體界在過去幾十年變化極大，媒體作品中出現了越來越多有力的豐滿的女性人物，盡管在多樣性和包容性上仍要繼續努力。這些變化出現後，我們看到了更多這類人物的同人小說，其中包括男女之間以平等身份相愛的故事。然而耽美同人仍然流行，原因很多。有一點需要說明，《文本盜獵者》和其他關注異性戀女性寫作男男性愛的早期學術著作其實隻有部分正確。我們今天普遍承認的是，耽美同人是各種不同性相的女人（和一些男人，雖然主要還是女人）互相共享情色故事，表達自我性相的文類，但都圍繞著一群共享的男性人物身體展開。共享的身體在此處指這些女人將自己的幻想定位於同一群人物之上，因此她們之間存在某種主體間互動。共享故事創造了一個情色的親密空間，讓美國和中國文化中的女性（她們從小都被告知不能公開地表達性感受）能夠開放地談論欲望。事實證明，這是粉絲文化中進步的方面之一。LZ：讀到第二章中粉絲們在前互聯網時代互相幫助，嘗試“解碼”非英語內容的時候實在是很有趣，比如說在集體觀影時“大聲喊出”聽懂了的外語內容。這讓我想起了中國已經多有討論的字幕組現像。在過去十年，我們見證了中國字幕組文化的興起，而如今字幕組在政府審查和以營利為目的的視頻網站之間掙扎求生。隨著中國幾大視頻網站成功在國際市場上市，依靠訂閱的外國影視觀看模式正在形成固定制度。然而字幕組文化仍然在產業的邊緣生存，面向小眾節目以及主流商業網站上沒有翻譯的非中文文化作品。您認為字幕組對中國年輕人為什麼有這樣長期的吸引力？如今在全球科技和媒體圖景下，作為共享經濟的字幕組會面臨怎樣的挑戰？HJ：我無法對這種特定形式為何在中國出現做出評論，因為粉絲圈在不同背景下演化的軌跡不盡相同。我能說的是美國粉絲中出現了極為相近的現像，至今字幕組仍然是他們獲得特定文化產品（尤其是亞洲產品）的重要手段。在美國，粉絲也陷在制作“ 專業”粉絲字幕的商業利益以及各種政府限制的夾縫之中，當然這些限制一般是知識產權上的。那麼，為什麼字幕組一直存在？首先，也許繞過雙方政府和市場的限制，創立並維持一個地下傳播渠道本身就具有反抗性的浪漫色彩。沒錯，粉絲很樂於把自己看作海盜和叛逆者。但同時也出於參與的意識，成為重視你技能和專長的大社區的一員，向他人傳播你所珍視的媒體作品，這是字幕組工作過程中十分社會化的一面。在美國，很多人學習日語、漢語或者韓語，就是為了在美國觀眾中推廣他們所喜愛的亞洲電視劇或者動畫；他們因此訓練出的文化專業能力超越了簡單粗糙的語言翻譯，並提供商業翻譯中不存在的文化注解。粉絲的翻譯一般細節周備，因為粉絲們在乎這些細節。粉絲翻譯一般比商業翻譯快得多。粉絲更樂意冒險將新文類引進新的文化背景，而商業制作者則隻追求有固定市場的內容。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粉絲隻做沒有商業引進版本的作品的字幕，一旦有商業引進便撤下粉絲字幕，以此為道德追求。但這個道德標準正在失效，因為粉絲們發現完全依賴商業翻譯會喪失很多東西。LZ：《文本盜獵者》中還有什麼您認為二十年後需要更多關注的話題？或者您覺得對中國讀者來說尤為相關的？ HJ：我來把問題掉個頭吧。讓我來提出一些問題，來理解粉絲文化在中國語境下扎根的方式。我希望有些讀者能在自己的研究中觸及這些問題，說不定還能把回應發給我。在基礎的層面上，我們首先要理解粉絲圈在與美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如何運轉的，知識、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傳統不同，體制規範和政策不同，對個人主義和個人表達的看法不同，私人產權政治體制等等。很難說哪種情況更耐人尋味，是粉絲圈自身的規則和行為無論文化差異地保持一致呢，還是進入新背景的時候會被重新定義和想像？如果說粉絲文化可以理解為圍繞他人生產的媒體作品而展開的協商，那麼發生在中國的協商是怎樣的？如果粉絲時常重新想像流行故事中的人物，以探討自己對性別和性相的觀點，那麼在中國式性別和性相理解的基礎上，這些被重新想像的共享人物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如果粉絲圈是一種新的消費主義，那麼中國粉絲圈的萌生和中國文化社會中更大規模的消費主義擴張有什麼樣的聯繫？如果粉絲圈促進了文化間的交流，那麼中國粉絲與其他地區的粉絲建立聯繫的時候產生了怎樣的交流？是怎樣的社交流通促進了這些交流？如果粉絲文化中包含本地化過程，那麼中國觀眾是怎樣反向適應日本、韓國、英國和美國生產的文本的？考慮到這些國家跟中國都有復雜的歷史淵源？每個新的粉絲圈在回應流行媒體的不同文類和風格的時候，都提出新問題，發展新形式，那麼中國粉絲關注到以他們為目標受眾的文本時，出現了怎樣的新活動？如果西方的媒體產業已經調整行為方式以應對Web 2.0時代更活躍、高調、組織化的觀眾群體，那麼中國的制作方又是如何適應自己國內影響力日益增加的粉絲呢？這些問題都僅僅觸及了表面，但我希望我的意思已經表達清楚了。中國讀者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希望他們能用自己的經驗來檢驗書中的論點，將本書作為植根於其文化和歷史特殊性的粉絲圈可能形式的一個範例，從中獲取一些概念性工具或者問題，來探究當代中國或其他地方的粉絲圈。LZ：鋻於電子文化產業在中國經濟和人民日常生活中正變得越來越重要，粉絲文化也必然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術關注。我相信《文本盜獵者》的出版能給中國學者、粉絲以及媒體產業從業者帶來更多了解美國粉絲圈和粉絲文化研究的機會，也會成為跨文化對話、創意性挪用和爭論的基礎，終為建立粉絲文化的跨國共同體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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