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著者躬逢其役,記述了這一戰役的全過程。他的記述是在同年四月卽戰役過後僅兩個月寫的,因而日、時不爽,可以說是可信的史料。今傳世甲申史籍甚伙,然多出於斯時或少後身處江南的文入之手,望中原兵事,若隔岸觀火,或但憑塘報,或雜集傳聞,或山川城邑方位不明,或事件原委不詳,致事態難於綜理,且多不實之辭。《偶然遂》絕少這種毛病,細事如村鎮道裡,均可詳按。本書言及這時李白成在河南的立足點為襄城,卽所謂『兩行進奉,三為饋糧』李宏志的《述往》及其它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記述。這是其它書很少談到的,甚至混淆襄城為襄陽。無疑這是為研究甲申史提供了一個今人尚知之甚少的重要事態。
本書的《後紀》部分,記敘了襄城戰役之後,年乙酉,著者的流亡生活。所述雖個人及其家族的經歷,然由其避兵河朔,白事關中,會試京師,徙居澤州,重返河南,應召赴南京,及走謁史可法等的全過程,可窺知當時明王朝、農民軍與滿清三方軍事、政治形勢的消長之跡。他的每一次移徙,無不與中原逐鹿的大形勢緊密相連。其紀事脈絡與所繫月日,皆可作為鼎革之際諸多車事、政治事件的重要參考。至於他所記述的,他在襄城被義軍曹部俘虜,乃由於『夢言相符』而獲生;在甲申六月於許、襄界盧家洞(郎舉人盧六藝的堡砦》被義軍都督袁姓者抓獲,乃由於『天大雷雨』而未被處死等等,無疑是一種虛捏(在南京具呈吏部,他自己就已改變這種說法》,應作別樣地解釋了。本書著者躬逢其役,記述了這一戰役的全過程。他的記述是在同年四月卽戰役過後僅兩個月寫的,因而日、時不爽,可以說是可信的史料。今傳世甲申史籍甚伙,然多出於斯時或少後身處江南的文入之手,望中原兵事,若隔岸觀火,或但憑塘報,或雜集傳聞,或山川城邑方位不明,或事件原委不詳,致事態難於綜理,且多不實之辭。《偶然遂》絕少這種毛病,細事如村鎮道裡,均可詳按。本書言及這時李白成在河南的立足點為襄城,卽所謂『兩行進奉,三為饋糧』李宏志的《述往》及其它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記述。這是其它書很少談到的,甚至混淆襄城為襄陽。無疑這是為研究甲申史提供了一個今人尚知之甚少的重要事態。
本書的《後紀》部分,記敘了襄城戰役之後,年乙酉,著者的流亡生活。所述雖個人及其家族的經歷,然由其避兵河朔,白事關中,會試京師,徙居澤州,重返河南,應召赴南京,及走謁史可法等的全過程,可窺知當時明王朝、農民軍與滿清三方軍事、政治形勢的消長之跡。他的每一次移徙,無不與中原逐鹿的大形勢緊密相連。其紀事脈絡與所繫月日,皆可作為鼎革之際諸多車事、政治事件的重要參考。至於他所記述的,他在襄城被義軍曹部俘虜,乃由於『夢言相符』而獲生;在甲申六月於許、襄界盧家洞(郎舉人盧六藝的堡砦》被義軍都督袁姓者抓獲,乃由於『天大雷雨』而未被處死等等,無疑是一種虛捏(在南京具呈吏部,他自己就已改變這種說法》,應作別樣地解釋了。
本書長時間以稿本藏於家。康熙問劉宗泗輯《襄城文獻錄》,曾摘錄一小段置於汪喬年死事條目下。至乾隆晚期,新鄭蘇如溱官襄城縣教諭,始據張氏家藏奉發刊,題詩弁諸卷首。這是我們能看到的惟一本子,也是今據以點校的底奉。如溱字惠波,乾隆四十二年舉人。由於襄城縣志在乾隆十年後失修,其官襄城亦郎這個刻本的*年份,已難確考。就刻本版面諸特征及諱字判斷,刻於乾隆晚期當無可疑。
這個刻本傅世者已很少了。據所知僅北京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及長篇小說《李白成》著者姚雪垠各庋藏一部。兩館藏奉書尾均有殘缺,敘事至乙酉五月十一日驟止。蒙雪垠方家不吝所珍,纔得校補為全書。據襄城縣文獻,張永祺未到浙江永康縣就職,本書也是這樣寫的。而是在清兵攻占南京,南明覆亡之後,同年六月攜眷返回襄城。後避世隱居,年死去,以明遣民終身。本書中多次提到的永祺姪齎,字莘阿,初官廣東程鄉縣教諭,桂王《朱由榔》立肇慶,擢為監軍道。清師南下,赟督舟師逆戰,敗績,自投水以殉。赟幼子本淦,流落江湖,乞食以歸。永祺啼泣授以產,撫之成人。綜觀永祺生平,似非『但求升鬥利祿』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者。至於他對待農民軍的態度,則完全站在朱明王朝一邊,這就無需多說了。
襄城劉青藜寫有《孝廉張公傳》。李時燦《中州先哲傳。遣逸》亦為永祺立傳。前者無差誤,茲附錄於後,以為知人論世之助。
本書的《後紀》部分,記敘了襄城戰役之後,年乙酉,著者的流亡生活。所述雖個人及其家族的經歷,然由其避兵河朔,白事關中,會試京師,徙居澤州,重返河南,應召赴南京,及走謁史可法等的全過程,可窺知當時明王朝、農民軍與滿清三方軍事、政治形勢的消長之跡。他的每一次移徙,無不與中原逐鹿的大形勢緊密相連。其紀事脈絡與所繫月日,皆可作為鼎革之際諸多車事、政治事件的重要參考。至於他所記述的,他在襄城被義軍曹部俘虜,乃由於『夢言相符』而獲生;在甲申六月於許、襄界盧家洞(郎舉人盧六藝的堡砦》被義軍都督袁姓者抓獲,乃由於『天大雷雨』而未被處死等等,無疑是一種虛捏(在南京具呈吏部,他自己就已改變這種說法》,應作別樣地解釋了。本書著者躬逢其役,記述了這一戰役的全過程。他的記述是在同年四月卽戰役過後僅兩個月寫的,因而日、時不爽,可以說是可信的史料。今傳世甲申史籍甚伙,然多出於斯時或少後身處江南的文入之手,望中原兵事,若隔岸觀火,或但憑塘報,或雜集傳聞,或山川城邑方位不明,或事件原委不詳,致事態難於綜理,且多不實之辭。《偶然遂》絕少這種毛病,細事如村鎮道裡,均可詳按。本書言及這時李白成在河南的立足點為襄城,卽所謂『兩行進奉,三為饋糧』李宏志的《述往》及其它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記述。這是其它書很少談到的,甚至混淆襄城為襄陽。無疑這是為研究甲申史提供了一個今人尚知之甚少的重要事態。
本書的《後紀》部分,記敘了襄城戰役之後,年乙酉,著者的流亡生活。所述雖個人及其家族的經歷,然由其避兵河朔,白事關中,會試京師,徙居澤州,重返河南,應召赴南京,及走謁史可法等的全過程,可窺知當時明王朝、農民軍與滿清三方軍事、政治形勢的消長之跡。他的每一次移徙,無不與中原逐鹿的大形勢緊密相連。其紀事脈絡與所繫月日,皆可作為鼎革之際諸多車事、政治事件的重要參考。至於他所記述的,他在襄城被義軍曹部俘虜,乃由於『夢言相符』而獲生;在甲申六月於許、襄界盧家洞(郎舉人盧六藝的堡砦》被義軍都督袁姓者抓獲,乃由於『天大雷雨』而未被處死等等,無疑是一種虛捏(在南京具呈吏部,他自己就已改變這種說法》,應作別樣地解釋了。
本書長時間以稿本藏於家。康熙問劉宗泗輯《襄城文獻錄》,曾摘錄一小段置於汪喬年死事條目下。至乾隆晚期,新鄭蘇如溱官襄城縣教諭,始據張氏家藏奉發刊,題詩弁諸卷首。這是我們能看到的惟一本子,也是今據以點校的底奉。如溱字惠波,乾隆四十二年舉人。由於襄城縣志在乾隆十年後失修,其官襄城亦郎這個刻本的*年份,已難確考。就刻本版面諸特征及諱字判斷,刻於乾隆晚期當無可疑。
這個刻本傅世者已很少了。據所知僅北京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及長篇小說《李白成》著者姚雪垠各庋藏一部。兩館藏奉書尾均有殘缺,敘事至乙酉五月十一日驟止。蒙雪垠方家不吝所珍,纔得校補為全書。據襄城縣文獻,張永祺未到浙江永康縣就職,本書也是這樣寫的。而是在清兵攻占南京,南明覆亡之後,同年六月攜眷返回襄城。後避世隱居,年死去,以明遣民終身。本書中多次提到的永祺姪齎,字莘阿,初官廣東程鄉縣教諭,桂王《朱由榔》立肇慶,擢為監軍道。清師南下,赟督舟師逆戰,敗績,自投水以殉。赟幼子本淦,流落江湖,乞食以歸。永祺啼泣授以產,撫之成人。綜觀永祺生平,似非『但求升鬥利祿』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者。至於他對待農民軍的態度,則完全站在朱明王朝一邊,這就無需多說了。
襄城劉青藜寫有《孝廉張公傳》。李時燦《中州先哲傳。遣逸》亦為永祺立傳。前者無差誤,茲附錄於後,以為知人論世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