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代早期的情況，似乎至少有兩種不同形式的國家應對。西歐普遍的反應是“財政-軍事國家”的崛起，邁克爾·卡瓦斯 (Michael Kwass) 將之描述為“一種可怕的野獸，通過史無前例規模的征稅或借款來供養陸軍，或在世界各地部署海軍”。研究清朝的歷史學者有時也會將清朝視為類似的財政-軍事國家，但在筆者看來，這無法讓人完全信服。在西歐之外，歐亞大陸似乎表現出另一種形式的早期現代化：陸地型多民族帝國，如俄國、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和清朝。正如羅友枝（Evelyn Rawski）和其他人所設想的那樣，與明朝或明朝以前的中原王朝相比，清朝和同時代的歐亞帝國有著更多的共同特征：管理大規模領土和多民族人口的能力，利用由八旗、軍機處和奏折制度組成新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及內務府為代表的財政體制。這兩種政體都要求增強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特別是在清朝和法國，這些稅收並不是針對人口或不動產，而是針對消費品。

羅友枝展示了“18世紀消費革命”是如何受到法國政府極大地干預的。受影響的大宗商品是來自美洲新大陸的煙草，法國政府在1674年宣布對煙草實行壟斷，並將煙草生意外包給了一家私營公司，即所謂的普通農場（General Farm）。南亞的印花布也面臨同樣的情況，法國政府基於貿易保護主義的考量，1686年曾宣布禁止南亞印花布的進口，後來改為提高進口關稅，並也由類似的“農場”經營。這些政府舉措促使“走私市場迅猛增長”，羅友枝將這種影子經濟稱為“全球化的陰暗面”。

清朝的煙草和棉布都沒有受到類似的國家壟斷或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方商人將南亞的棉花運入中國是完全合法的，而且關稅適中，大多數人認為這對國內的手工棉織業不會造成嚴重的影響。新大陸的煙草是16世紀後期哥倫布大交換時引入中國的，中國煙草的本地生產替代進口的過程比歐洲更為成功，到清中期，中國消費的煙草主要來源於本地生產。眾多的經世士大夫批評種植煙草浪費土地和金錢，並呼吁禁止種植煙草，但效果有限。

與法國進口新大陸的煙草和南亞的棉布相比，與之相似的是清朝從南亞進口鴉片。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包世臣因財政和其他原因是怎樣反對毒品的進口，有時甚至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手段來限制流入。但由於對國家的多種危害，鴉片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特殊的，筆者在本章暫不涉及。

近代早期法國與清朝之間相似的商品實際上是鹽，食鹽在兩個國家都是本地生產，而且都屬於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其生產和分配都由國家壟斷。早在14世紀法國就開始對鹽征稅，但法國的種鹽稅（Gabelle）直到1547年纔創立，羅友枝稱之為“法國歷受憎惡的稅種”，並成為17世紀之後民眾叛亂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1790年3月法國大革命時期，廢除鹽稅被革命政權視為要務。實際上，在18世紀上半葉，啟蒙知識分子一直對該項稅收進行猛烈的抨擊。他們提出了很多理由，其中說服力和深遠意義的論點是，為了“自由貿易”或“經濟自由主義”。

從清朝士大夫對鹽政日益激烈地攻擊中，我們很容易發現相似的自由主義傾向，而且有些士大夫就是這樣做的。然而，正如本章所揭示的，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會更加復雜。重要的是，在19世紀早期，即使是對清朝鹽政提出猛烈抨擊的士大夫也深知國家面臨內憂外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可能直接成為反對清朝的自由主義者（Antistatist Liberals）。

第五章 東方的經濟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