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萬馬齊喑（1851-1872）
世態·一
天國臆想集
湘軍眾生相
臉譜·曾國藩
臉譜·咸豐
第二卷 一江春水（1873—1895）
世態·二
臉譜·左宗棠
臉譜·李鴻章
第三卷 直搗黃龍（1896—1911）
世態·三
臉譜·光緒
第四卷 番外

暗而難知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清宣宗駕崩。二十六日，皇太子奕詝即位，宣布咸豐，是為文宗。文宗登極，面臨兩樁棘手之事，一是南方的叛亂，二是英國的侵略。內憂外患，俱是其父的政治遺產，一時間並無有效的辦法，文宗心緒甚惡，可想而知。就這麼惡心了九個月，他總算想出一招，以為滌舊迎新的嘗試。十月二十八日，文宗親筆寫下一道聖旨，譴責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將其革職，永不敘用。
穆氏早在道光八年（1828年）就進入軍機處，十六年（1836年），授武英殿大學士，為軍機領班大臣，成為權傾一朝的“首相”。文宗將任職十五年之久的“首相”撤換，表面上看，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俗套做法，實際上，另有深意。
首先，他以此表達對道光朝因政治不修、“夷務”失措而釀成當下難局的不滿；格於孝道，礙於顏面，他不能公開指責其父治國無方，隻能拿前朝老臣開刀，於是，穆氏首當其衝，罪無可逃。
其次，他認為前朝政治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柄國大臣“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纔，揣摩以逢主意”。穆氏是“首相”，自應擔負重的懲罰。不過，嚴格地講，“陰柔”與“揣摩”，並不能視作實際的罪行，隻能是一種微妙的觀感。文宗亦明此義，故在諭旨末尾，特地強調了一句，說：“穆彰阿暗而難知。”
確實，在近代史上，穆彰阿真是一個“暗而難知”的人。嘉、道二朝，他多次出任主考，門生故吏遍布朝野，時有“穆黨”之稱；他與另一位“首相”曹振鏞（以“多磕頭少說話”為做官秘訣者）前後相繼，左右了道光朝三十年（1850年）的政局，養成一種“不黑不白不痛不癢”的風氣（曾國藩語）；他在鴉片戰爭時期掌控朝局，贊成和議，罷黜林則徐，實為歷史轉型期的關鍵人物。但是，不論善惡忠奸，地位這麼高、影響這麼大的一個人，我們對他卻知之甚少。當時的官方資料，隻有《清史列傳》一篇傳記（《清史稿》本傳即據此刪節而成），僅述履歷，不及其他；私家筆記倒是有十幾條，但多是軼聞傳說之類，且多剿襲，是否廉得其情，不能無疑；民國至今，史學界沒有出版過一本關於他的傳記，甚至連研究他的論文也不過寥寥一二篇，品質亦非上乘。
他就像一個巨大的影子，無法忽視他的存在，卻看不清他的面目。不過，細心觀察陰影的形狀，或能推知幾分造影者的輪廓。
晚清學者李慈銘雖對穆彰阿的“誤國”深惡痛絕，於“穆黨”卻有一番平情的議論，他說，穆氏“引掖後進，地道孤寒，雖多在門牆，而不離文字。較之樹援植黨、傅法持權者，尚有間也”；意謂穆氏雖構建了龐大的政治勢力，但與傳統上貪賄弄權、黨同伐異的“奸臣”有本質區別，甚至可以說，他在培植人纔方面還功大於過。此非泛泛之談，而是基於史實的判斷。
曾國藩便是穆門高纔的傑出代表，他出身“孤寒”（其家六百年無科第仕宦），經穆氏“引掖”，三十七歲即官至二品，以此，終生對恩師感激不盡；此外，季芝昌、駱秉章、勞崇光、李星沅、彭蘊章、何桂清、黃宗漢、葉名琛、鄭敦謹、袁甲三、羅遵殿、喬松年、毛鴻賓、閻敬銘等咸、同、光三朝的大員，其人之政績或有優劣之殊，品德或有良莠之別，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全都出諸穆門，且與師門保持良好互動。可見，穆彰阿雖被皇帝扳倒，但是，“穆黨”仍是構成整個皇權統治的堅實基礎。
當然，從人性上分析，穆彰阿的行為也不算弔詭。對他來說，權力本身—甚或說“得天下英纔而教育之”的感覺—就具有極大的誘惑，遠邁斂財貨積帶來的快感。
聊舉三例：
，勞崇光由京官外放，臨行登門請訓，並奉上禮銀，穆雲，你在京清貧，哪來的錢？日後外任有了收入，再跟我講這個禮節吧。
第二，穆門某人，“氣節人也”（穆語），以知縣候補部吏，但任上有虧欠，無法交代。穆氏（其時已褫職家居）聞之，立贈三千兩，替他解困。後來，此人“以殺賊死”，穆氏慨曰：“以三千金而成一節義之士，所獲多矣。”
第三，駱秉章任御史，稽查戶部銀庫，穆彰阿從旁打聽他的節操，聽說一毫陋規也不收，贊曰：“真體面，此是我門生。”
除了咸豐三年被皇帝“勒捐”一萬兩銀子，穆彰阿並未受到罰沒財產的處分，但他過世後不到十年，家境已形破敗，令來訪的曾國藩大為感傷。適如時人的評價：“若謂之誤事則有之，謂其貪黷則不然。”（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
他不是貪官，也不是小人；他對人纔有準確的品鋻，卻嚴誡弟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有高明的權術，卻看不清時勢的走向。換一個“盛世”，他可能“不謚文忠，便謚文恭”（當時對聯語）；當彼之世，他隻能成為時代的影子。
軍機處裡偷金印
穆彰阿是道光朝的權臣，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少年成名，入仕後，三次主持鄉試，五次主持會試（清代“五典春闈”者，除他之外隻有三人），門人弟子遍天下，所謂“敢為科名致身早，風檐輕與辨驪黃”。他的學生雖有良莠之別，但都是近代史上有名人物，著名的是曾國藩，其他如杜受田（協辦大學士，帝師）、黃爵滋（鴉片戰爭前力主禁煙，姓名常見於中學歷史教科書）、駱秉章（協辦大學士，“中興名臣”）、葉名琛（大學士，第二次鴉片戰爭被英軍擄至印度）、何桂清（兩江總督，以棄城不守被誅）、彭蘊章（大學士）、閻敬銘（大學士，著名廉吏）、魏源（近代著名學者）諸人，都不是一般人。
盡管權勢煊赫，穆彰阿卻是一個清官。不僅有很多拒賄的記錄，從他子孫的狀況，也能說明一二。
其子薩廉，光緒六年（1880年）翰林，仕至禮部侍郎，歷史上的名氣不大，在當時確是一號人物。主要因為他在官場的輩分太高。譬如，他生於1844年，曾國藩生於1811年，足足小其三十三歲，可曾國藩的老師是季芝昌，季芝昌的老師是穆彰阿，則曾國藩比薩廉晚了一輩，嚴格說，可以見面磕頭了。更不要說到了同治、光緒年間，很多京官甚至比薩廉低了兩輩，見面要稱他“太叔”了。因此，薩廉有個外號，就叫“京城太叔”。雖然輩分高，薩廉卻不是一個耀武揚威的人，哪怕對家中僕人，有表現出驕橫恣肆的，他也隻是苦口勸誡，不忍疾言厲色，甚至說到自己墮淚。因此，薩廉又有一個“菩薩”的外號。
薩廉喜歡唱戲，尤擅胡琴，“圓轉如環”，據說水平要超過當時的名家梅大鎖。穆彰阿的曾孫德珺如，隻比薩廉小八歲，也喜歡唱戲，爺孫倆耍成了好票友。德珺如早年唱青衣正旦，其音可裂金石，名震一時，然而是個長臉，故被人取了個“驢頭旦”的外號。他一怒改為扮小生，僅論唱功，當時也沒有比他更好的角兒。
德珺如與譚鑫培結成親家。其初，女婿譚小培在同文館學德語，但譚鑫培唱出名頭後不願子女再做這一行，畢竟是賤業。而譚郭聯姻（穆彰阿為郭佳氏），也希望借助歷代仕宦的親家，洗白自家的身世。誰知德珺如不但自己“脫離家庭”，下海做了演員，還“以不學戲為可恥”，嚴令小培學戲。譚家沒辦法，隻能“俯就”。或也因為有這一出，否則未來的著名老生譚富英（德珺如外孫），戲迷就看不到了。
薩、德隻是體現了八旗子弟好玩會玩的特征，穆彰阿另一個兒子薩隆阿，則讓人感受到豪門的衰落。
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十七日，軍機章京薩隆阿上早班，見去年收繳的天王洪秀全自用的“太平天國萬歲金璽”，放在一處打開的櫥櫃，趁無人看見，包著就帶回家裡。七天後，即去東四萬盛長首飾鋪，偽稱是四叔做道員從外省帶回來的，請鋪伙化成十根金條。鋪伙見是熟客，也沒多話，幫他做了。十一月，內務府訪查此案，纔從金鋪找到線索，揪出薩隆阿監守自盜。可笑的是，審訊薩隆阿時，他說已向銀鋪兌了兩根，家中還剩七根，可內務府去他家爐坑一搜，發現還有八根。死到臨頭，還想留一根以後花，對此，除了呵呵無語，實在不知如何評價了。
為琦善點個贊
琦善官運特別好。
十九歲入仕，即授刑部員外郎，二十五歲，擢通政使司副使，是正四品官，而在清代，凡五品以上皆稱高官。三十歲，任河南巡撫（正二品），三十六歲，升兩江總督（從一品）。據說有人來不及改口，見了升任總督的他，還小琦、小琦地叫，雖然失禮，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的官場，這都算一段佳話了。五十歲，文淵閣大學士（正一品），直隸總督，已是民間所謂“宰相”；這就是他去廣東處理“夷務”時的正式身份（同時也是欽差大臣，兼署兩廣總督與粵海關監督）。然而，年輕人升遷如此迅速，似乎不符合慣常對道光朝的理解。
清代道光朝，用人行政，講究資格。這當然體現了道光皇帝的風格。有人嘗試用“心理史學”分析，為什麼道光朝是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代？因為道光皇帝當皇子的時間太長，在競爭成為皇太子的兇險道路上養成了穩重以至失於保守的性格，而等到即位時年紀已經三十八歲，從生理上來說早已進入中年（古人比今人成熟得早，似無疑義），更加求穩懼變，於是，不僅以此律己，還要以此規範百官，自然而然，就養成了至上而下的暮氣。初聞此論，覺得很有道理。在他之前，順治、康熙、乾隆與嘉慶諸朝，皇帝登基之時，從數歲到三十餘歲，都比他年輕，稱得上虎虎有生氣，故氣像大不同。但是，仔細一點兒，去查書，卻會發現他的皇阿瑪嘉慶皇帝，盡管三十七歲就名義上稱了帝，可接下來四年的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主持（雖已是嘉慶朝，但宮中的時憲書繼續使用乾隆年號），待到真正接班，已是四十一歲，比道光皇帝登基時大了三歲。不僅如此，他的曾祖雍正皇帝，四十五歲纔接班，也沒見誰評論雍正朝的空氣如何保守，如何壓抑，這又怎麼破？
“萬馬齊喑究可哀”，是仕途不得意的龔自珍對他所處的時代做出的判斷，這位偉大的文學家，自有他的經驗與情緒，後世讀者須尊重，然而，不能用他的話來定義整個時代，更別說否定一個時代，因為這不科學。同理，道光皇帝確實打敗了鴉片戰爭，可不能因為這場敗仗，就把他個人一筆抹殺。至少，琦善的火箭式升遷，就是一個反證。
當然，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諱言。照修正版的五德始終說，清為水徳，然而尚什麼色說不準，隻好以宗室的黃色來權代，恰好琦善也是正黃旗人；他的始祖格得理爾，本是蒙古貴族，而能率眾歸附滿洲，因此受封為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傳到琦善，正是第十二代。以此，可說琦善是黃十二代。他是侯爵繼承人，即能以蔭生授刑部員外郎，遠比辛苦參加科舉的讀書人要輕松。
不過，琦善未來能在史書占據一席之地，不論褒貶，原因在於他既有了先天的地位，可也從不放松後天的努力。
琦善借著家世顯赫，不到二十歲，免試去刑部當了干部，可想而知，同事們自然有羨慕他的，也會有從心裡瞧不起他的。心裡的鄙視，不必寫在臉上、出諸口中，但會體現在做事上，於是，如何應付各種刁難，成了琦善初入職場的難題。
有人總結清代政治失敗的原因，說主要因為三個字：“例，吏，利。”清代的官方法律是《大清律例》，律文有四百多條，條例卻有近兩千條，律是成文法，例，則集合了歷朝皇帝的詔旨、對臣下奏折的批諭，以及從刑部審定案件中抽像出來的原則性意見。法律是死的，皇帝是活的，由此可以推知，律與例，孰為重要？當然是例。
對胥吏來說，他們雖然沒有科舉或貴族出身，不能擔任各項高貴或重要的領導職務，但是，中央各部官員、地方各級官員，在具體辦事與辦案方面，幾乎都要按照胥吏的意見辦。官員們並不想這樣，但他們不熟悉業務，辦不好這種事情。在胥吏面前，他們都是廢物。試想，至少花二十年工夫研究八股文寫作的領導，哪有時間去熟悉例案？在一省一部連續工作幾乎不超過十年的領導，哪有動力去熟悉例案？可是，在中舉後，在赴職後，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都與例案有關，請問，領導該怎麼辦？單位裡正好有一些幾乎一輩子都在同一職崗工作的胥吏，甚至他們的父兄也在同一職崗，而且他們的子孫還很有可能繼承同一職崗，請問，要不要請教這些同事，如果嫌麻煩，是不是干脆就委托這些同事去辦算了？是的。因此，可以看到六部的長官（尚書、侍郎）對本部基層員工特別尊重，遠遠超過對中層干部的尊重。
後一個利字，也就有著落了。胥吏既不能通過科舉獵取功名，也不能借助家世掌握權力，就隻能通過工作體現價值—精熟例案，挾例弄權，以權謀利。
琦善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的刑部新來的年青人。雖然是干部，但不是領導，上班還得干活，干活就容易被老同志們噎著，噎壞了還沒地兒投訴。如前所述，各部首長對本部胥吏都是由衷地尊重，小琦要告他們的狀，那是不懂事。
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愛學習。他花三百兩銀子，請來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緊牙關，苦學三年，學到“例案精熟”為止。有品官的地位，則未來有發展的空間，再兼有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則前途不可限量矣。為什麼琦善在三十六歲成為兩江總督？這就是答案。
1841年，當英軍兵艦到了天津，琦善臨危受命，去廣州處理“夷務”，在確信打不過對方的情況下，與英方簽訂了《穿鼻草約》。他所以被稱為“漢奸”，即因這次簽約。然而，照當時的情勢，不簽約，又能如何？不過二十年，有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不願完全履行條約，結果是圓明園被燒，廣州被占領。或曰，歷史不能假設，二十年前後的事情不能用來互證，那好，且看事實：一年後，清廷雖不承認《穿鼻草約》，卻須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纔能停戰。
再看看《南京條約》與《穿鼻草約》條款的比較。前者同意完全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後者規定割讓香港，然由中國保留在香港收取關稅的權利；前者賠款二千，後者隻須補償煙款。於是，說到喪權辱國，二者皆然。說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則琦善謀國，猶有多者。以此，蔣廷黻纔說：“倘與《南京條約》相較，就能斷定《穿鼻草約》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
做出這種判斷，實在不難。然而在當時，在晚清，以至其後的民國與共和國，出於各種原因，大家都不願為琦善點個贊。僅就當時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權，事後到底如何卸責，失地賣國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誰，就是一樁疑案。雖無確證，但我們從琦善以擅訂和約得罪，革職充軍，不久即赦還，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員的事實來分析，可以相信清宣宗並未真把琦善當罪人。
至於當時的輿論與後世的清議，不利於琦善，更易理解。鴉片戰爭後，琦善任陝甘總督，有位下屬叫張集馨，在回憶錄裡這麼說：琦大人“天分絕頂，見事機警”，在刑部辦秋審（死刑復核），有“白面包龍圖”之號。在地方做官，辦案與用人，亦非不徇人情，但必須情理相合，方肯同意，總以“不貽害地方”為原則。也不是不受賄，但必須“公事結實可靠”，方肯收錢，而決不做買官賣官的勾當。若然，則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場，應能獲得中上的評語了。但是，張氏又說，琦善“性氣高傲，不欲下人”，對當時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給面子（林則徐應在其列），以此，以名公巨卿領銜的評論界，對他自然是“毀多譽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