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新困局經士子璋恢復了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不過餘恨難消，乃命臣下“刪孟”，將其中張揚民本的名言盡皆刪去，編就《孟子節文》，又專門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
亞聖當年經常罵得列國君主灰頭土臉，但閹割於其身後，也隻能地下發發牢騷了吧？<璋之前，文人隻要不公開和現政權對抗，大可優遊卒歲，享受消極之自由，隱士、逸民即為此一璋立國後於《大誥》中創立了一條空前的峻法：“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意思是說，知識分子隻有兩類，要麼為他朱皇帝所用，要麼不為他所用，對後者，就應該
“誅其身而沒其家”。 富人的噩夢
洪武初，嘉定萬二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師回，乃詢其見聞，其人日：皇帝近日有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二嘆曰：對我輩而言，此乃不祥之兆啊。即以財產付僕人，買巨船載妻兒浮湖而去。不到兩年，江南大族漸次籍沒，萬氏一家獨獲令終。<璋陷蘇州不久，即下令遷徙蘇州富民至老家臨濠(今安徽風陽)，並規定“私歸者有重罪”，連回鄉祭祖掃墓都不允許。
這種抑制富人的方略仍然來源於傳統政治文化，秦始皇、漢高祖均曾遷富民於都城和其他地區。帝王們的思想高度一致，富奪其基，人奪其勢，連根撥掉之後，將其置於一個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會使可能的異己失去經濟和社會支柱。
攻陷“江南璋的，不僅有勝利者的喜悅。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璋大發感慨：“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邦(吳地)呼為老頭兒。”吳地的奢華讓他驚訝，吳地的民風更讓他厭惡。為躲避打擊，富人們或被迫獻巨資於皇室，或主動將財產充作軍需，或散財以圖自保。可是萬全之計是沒有的，江南首富瀋萬三捐資助修都城三分之一，又請犒璋大怒：匹夫欲犒勞天子之軍，居心何在？這是亂民，應該殺掉！好歹經馬皇後勸解，將萬三流放了事。
明史學者陳梧桐璋“限制和打擊的對像隻限於那些違法亂禁的豪強勢族，對於那些遵守法紀的地主則是采取保護和依靠的政策”。惜其大著僅舉出了一個富人歷洪武之世，
“每戒家人閉門，勿預外事”，因而“獨能保全無事”的例子。且不說例證太少，相反的例證又太多，就是在這一個“獨”例中，一個守法百姓居然要靠“每戒家人閉門”纔能平安無事，這究璋打擊面有限還是相反？
農民之“盛世”？農民受阨於“公有制”並不奇怪。租種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選擇餘地大，而現在隨著官田數量的增加，基本就隻剩下官田可租，在你不租就沒有飯喫的情況下，你不乖乖就範還能怎麼辦呢？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告訴我們，一個雇主很多的市場，對受雇的一方總是有利的，如果市場上隻剩下了一個雇主，你就隻能接受其開價，因為你別無選擇。
為了困農民於土地，懲罰和連坐還不保險，在黃冊、魚鱗冊登記戶口與土地制度璋又設“路引”，百裡之內農民可以自由通行，百裡之外，就要由官府核查派發“路引”了。沒有這個小玩意兒，必被捉將官裡去矣。
“路引”制度於洪武初年即已施行，其威力堪稱空前。洪武六年八月，江蘇常州一個百姓，祖母病危，急於外出求醫，倉促之間不能申領“路引”，為當地巡檢司拿獲，要送到司法機關問罪。這時佳話出現璋嘉其孝行，“聞而釋之”。一則讓人心酸的佳話。
史學家談遷在巨著《國榷》中說，明初規定夜晚不能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村子裡深夜裡不能有人行走，所以，人們常常稍有不慎就會因“口語細故”而被流放和充軍，他的家鄉為此而充軍的就高達六千餘人。談遷生活於明末清初，他提到這一點的時候還情不自禁地說：“言之至今心悸也！”“富”是指滿足人們物質生活層次的需求，而一旦越過這個層次，就成了他王朝穩定的一種威脅，是其打擊對像了。 P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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