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文

《老乞大代紙鈔流通場景研究

蒙古弘吉剌部中的色目家族考

13 世紀高麗武人政權與國王權力

《史集》議會本源流新探

劉佶《北巡私記》箋注

再論明順帝遺腹子的傳說——相關研究述評及其所反映的歷史觀

越境與交通——明蒙交涉人物事跡考述

清代中俄外交語言探析

喀什噶爾的誘惑——18 世紀下半葉清朝影響下哈薩克的南向活動

清代唐努烏梁海五旗司法問題新探——以相關蒙滿文書的釋讀為中心

 “我的聖地”還是“尊貴的聖地”？——論以 am、-im、 ata(m) 結尾的新疆佛教聖地、麻扎名稱

述 評

關於喀喇汗王朝之研究及其史料補證

當代史研究動態

明順帝遺腹子的傳說所反映的歷史觀

朱棣順帝遺腹子，為什麼產生如此荒誕不經的傳說，其生母究竟為蒙古人或漢人， 20世紀30年代一批著名學者如傅斯年、朱希祖、李晉華、吳晗、邵循正等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學術爭論。

傅斯年與朱希祖在明成祖的生母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並就這一問題展開了爭鳴。先是傅斯年撰寫了一篇《明成祖生母記疑》 的論文。他在該文的篇首前言說：

民國十八年鼕，北平一不相熟之書肆攜一抄本求售，凡二三十葉，而索價奇昂。其中所記皆雜鈔明代筆記之類，不能自成一書，詢朱逷先先生此書何如，朱先生謂其皆是零鈔他處者，仍應以原書為準，遂還一價，而餘赴京，兩月歸來，此書已為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覺可惜。其中有一節，亦鈔自明人筆記者，記明成祖生母事甚詳，大致謂作者與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傳說，成祖與周王同母，皆非高後產也，故齊、黃削藩時，周王受責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戰勝入京，與周王相持痛哭，其後周王驕侈，終為保全，而恩澤所及重。又記時人侈言順帝之高麗妃所遺之子，並記當時民間歌謠，七言成句，末語謂三十五年，仍是胡人之天下雲雲，蓋靖難進行革除之後，用洪武三十五年之號也，以上是此時尚可追想者，其他不及記憶矣。近讀《廣陽雜記》等，重見此事，以為甚可注意，再向書肆求此冊，則以事隔一年有半，並忘其為何肆送來，費兩日力。苦無頭緒可尋，原抄錄自何書，當時匆匆南行，亦未記下，自己抄寫不勤，史料輕輕放過，實不可自恕，記之以志吾過耳。

此段篇首所記說，民國十八年（1929）鼕，在北平有一個書商向他推銷一本雜抄明代筆記的抄本書，共二三十葉，但索價很高，對這個書的史料價值他還向朱希祖詢問過，朱希祖謂其皆零抄他處者，仍應以原書為準。於是就向書商討價值還價而未買下。兩個月後想買時卻無從得到了，感到很惋惜。內中記明成祖生母事甚詳，“大致是說作者與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傳說，成祖與周王同母，皆非高後產也。”以後讀劉獻廷《廣陽雜記》等又發現類似的記述，於是就注意了這個問題。陳寅恪先生告訴他這種說法還見於《明詩綜》、《陶庵夢憶》等書。根據這些材料，他撰寫了這篇論文。在這篇文章中，傅斯年對疑點較多的明成祖生母詳加考證，認為官書失之諱，私記失之誣，皆不足盡信。明成祖生於碽妃，養於高後。碽氏為賤妾，故不彰也。至於碽氏是何人，傅斯年隻是作了推論，說她肯定不是漢人，而可能是蒙古人、高麗人甚至是色目人，並斷然否定了順帝的妃子，明順帝之子的說法。根據對各種文獻的考證，傅斯年提出碽妃為明成祖生母的觀點。

朱希祖讀到該文後，對傅斯年的觀點並不贊同，於是作了《明成祖生母記疑辯》，隨即引起了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朱希祖在文中對傅斯年確信《南京太常寺志》，斷定成祖非高皇後子，而為碽妃子，特為高皇後養子耳，因之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亦非高皇後子，而不信《明實錄》及《玉牒》的做法表示懷疑，專門制作了《南京太常寺志》（據談遷《棗林雜俎•肜管篇》所引）與《明史•諸王列傳》（《王世貞別集•同姓諸王表》同）明太祖諸子之生母對照表，結果發現四條可疑之處，即：明太祖二十六子，《南京太常寺志》僅知有二十子，而周、蜀、慶、岷、趙五王及皇子楠，皆不載其生母，一可疑也。自楚王以下十六子，不知其母姓氏，二可疑也。有位號之妃，僅載李淑妃，其他以皇妃、皇貴妃、皇貴人、皇美人為次，《明史•後妃傳》雲“諸妃位號，取賢、淑、莊、敬、惠、順、康、寧為稱”。生子之妃，除李淑妃外，豈一概無位號耶，三可疑也。馬皇後無子，取他妃子以為子，故《南京太常寺志》存其真，取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屬之李淑妃生，成祖文皇帝屬之碽妃生，一矯《玉牒》及《實錄》之誣；然其他十六王，《玉牒》所載其生母，豈皆誣耶！何《太常寺志》皆不與之相同也，四可疑也。 有此四疑，於是覆核他書，復有四疑：（一）疑高皇後無子之說似不足信也；（二）疑周王非成祖同母弟之說不足信也；（三）疑碽妃即《廣陽雜記》之甕妃，亦即《蒙古源流》之洪吉喇氏也；（四）疑天啟《南京太常寺志》之不根據典禮也。 由於原文過於冗長，茲不具錄。

吳晗撰寫了《明成祖生母考》，支持傅斯年的觀點，反駁朱希祖；李晉華撰作了兩篇論文《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 ，也是贊同傅斯年，反駁朱希祖；傅斯年則在李晉華文的基礎上又作了《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並答朱希祖先生》 。李晉華《明懿文太子生母考》一文，分為一、敘言；二、吳晗“高皇後無子”說節要；三、乙未以前太祖無納妾可能；四、高皇後生懿文太子於太平陳迪家；五、李淑妃不生懿文太子等五個部分。李晉華的另一篇《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論文，則分為上下篇，上篇：一、記太祖諸子生母異同諸說；二、傅孟真先生《明成祖生母記疑》提要；三、朱希祖先生《明成祖生母記疑辯》提要。下篇：一、太祖早年納妃之多；二、太祖曾納庚申帝妃；三、燕周同母說之由來及其影響；四、碽妃生成祖及碽妃、汪妃、甕妃之異同；五、國史《玉牒》與《南太常志》（即《南京太常寺志》——筆者）乖反及《南太常志》（即《南京太常寺志》——筆者）不言周王所出之原因。李晉華的兩篇文章和傅斯年答朱希祖之文都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1分冊上發表，於是朱希祖又寫了一篇《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予以駁斥。

傅斯年在閱讀朱希祖的《明成祖生母記疑辯》一文之後，一方面深感其持論之從正，尤感其教誨之義，另一方面，仍不能為其折服，放棄己說。但在一些問題上兩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如他們都認為《蒙古源流》之不可信，燕周異母之不可信等。傅斯年在《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並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中，從方法論上委婉地對朱希祖提出批評說：“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實錄》，此自為史學家持正之立場。然私書不盡失之誣，官書不盡免於諱。果非官書不取，涑水無須采小說撰考異矣。”然後，對自己的論點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如將李清《三垣筆記》、潘力田《國史考異》與瀋若霖編的《南京太常寺志》對照，說明《南京太常寺志》的史料價值的可靠性；斷定李清的《三垣筆記》對孝陵奉先殿位序的記述是正確的，張岱的《陶庵夢憶》中的記述有誤。天啟年間瀋若霖撰《南京太常寺志》是明成祖生母為碽妃的主要根據，因《南京太常寺志》已佚，王鴻緒已不及睹，今若可見，此等細節上的疑問可以一掃而定。但《南京太常寺志》已不可見原書，隻是從前人的引用中得其片斷而已。

朱希祖的《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是一篇更長的辯論文章，該文首先介紹了這個問題的由來，然後分幾部論證己說：一、自申前辯；二、答吳晗君；三、答傅斯年君；四、答李晉華君；五、辯過信官書。其中以對傅斯年的答辯篇幅為長。他說，傅斯年文中有兩大謬誤：其一，誤以《天潢玉牒》與《皇明玉牒》為一；其二，誤以孝陵饗（享）殿與南京奉先殿為一，此當糾正者也。他對文獻版本的源流作了較多的梳理。由此可見，他對明代的禮制、掌故更為熟悉，所掌握的文獻資料更多。他的結論仍然是明成祖的生母是馬皇後，所謂碽妃並不存在。在蒙古文文獻中，《蒙古源流》的洪吉喇氏，在漢文文獻中，劉獻廷《廣陽雜記》的甕妃，天啟《南京太常寺志》的碽妃，都是洪吉喇氏的簡譯，是轉譯過程中出現的差異，說的其實是一個人，均不足為信。三書的成書次第：“然則此三書之成，《南京太常寺志》早，在天啟三年；《蒙古源流》次之，在天啟五年（朱氏此說明顯有誤，《蒙古源流》的成書年代應該年［1662］——筆者）；《廣陽雜記》後，在清初。而明成生母之傳說，則蒙古先，北京次之，南京又次之。” 當然，朱希祖的這些論斷也有推斷的成分。但他也找到了一條很有力的證據，即他在南京雨花臺調查古跡時，發現的一個石碑，石碑刻有“宣武將軍僉廣武衛指揮使司驃騎將軍僉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銘”，朱希祖斷定這個碑就是明太祖李淑妃之父李傑的碑。從碑銘中推斷，李淑妃與懿文太子年歲相若，決不是母子關繫，《南京太常寺志》之說李淑妃是懿文太子的生母顯而易見不能成立，《南京太常寺志》在這方面的可靠性就值得懷疑，與此相關的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也因此不足為信。這裡必須特別留意的一點是，朱希祖前文《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已明確指出《南京太常寺志》有兩種：一為明嘉靖撰，凡十卷；一為天啟三年瀋若霖撰，凡四十卷。爭鳴的關鍵在撰《南京太常寺志》朱氏未能目睹，而瀋若霖撰《南京太常寺志》亦輾轉傳抄並非原件原書。

如果從雙方辯論的人數上看，傅斯年他們略微占有優勢，不僅他們三位青年史學家，即傅斯年、吳晗、李晉華如此主張，就是老一輩史學家孟森也持這個觀點。孟森相信夏燮（夏嗛父）《明通鋻》的記載，並向傅斯年提供了夏燮（夏嗛父）《明通鋻》中的相關材料。三位青年史學家在明史方面均有很深的素養，特別是吳晗，已經是當時有較高聲望的明史專家了。當然，正誤不能以人數的多少來定，這次爭論中雙方都有推論，這些推論都有待於文獻的進一步證實。但兩者相較，朱希祖掌握的明代文獻更多，他購買的明代文獻，就私家藏書而言，無人可與其比。從對明代文獻的考辨來看，三位的功力與朱希祖的相比還稍遜一籌。朱希祖的文章發表後，未見傅斯年等再發表辯論文章，是被朱希祖的論證折服，還是因抗戰爆發而無暇再寫就不好說了 。

傅斯年、李晉華都認為成祖之生母為碽妃，而不是馬皇後。朱希祖則持相反的意見。可以說當時的學術界傾向碽妃為成祖生母說，而邵循正先生以英文撰寫《明朝皇帝具有蒙古血統血緣的傾向這一奇異理論的歷史意義》一文，探討永樂帝的血緣，肯定碽順帝的皇後，而是明太祖一名屬於弘吉喇部的蒙古妃子 。鄭天挺先生在其《明史講義》中也指出：“案：成祖崩於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年六十五，順帝至正二十年，其時太祖方與陳友諒角逐未至大都也。太祖於洪武九年十月命秦、晉、燕、吳、楚諸王治兵鳳陽（《明史》二），如依《蒙古源流》說則燕王僅九歲，烏能治兵哉？”

除此之外，明順帝遺腹子的傳說，又引起了國外蒙古學界的注意。20世紀年40代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的日譯本《蒙古黃金史》（《小黃金史》——筆者）一書以及山本守的一篇論文《永樂帝と建文帝——永樂帝と蒙古伝記》（《永樂帝與建文帝——永樂帝與蒙古傳記》），對這個蒙古傳說都有所探討 。20世紀50年代，前蘇聯學者普齊科夫斯基在《13—17世紀蒙古封建時期史學》一文中指出：“這個傳說（指永順帝遺腹子的傳說——引者）的目的是要證實明朝皇帝源自於蒙古皇帝，而且是他們血統的繼承人” 20世紀90年代，日本兩位青年學者永井匠、井上治依然關注這個與永樂帝相關的蒙古傳說。他們在合寫的論文《〈初期（一七世紀初——一八世紀前半）モンゴル文年代記〉の口承文芸の特徵と史料価値》（《〈初期（17世紀初—18世紀前半葉）蒙古文編年史〉的口頭傳承文藝的特征及史料價值》）中說：“永樂皇帝的傳說盡管荒唐無稽，但不能忘記與此有關的史實的存在。也就是大都的陷落與靖難之變（靖難之役——筆者）。還有《明史•韃靼傳》洪武三朝的皇妃被明朝捕獲的傳聞。此類歷史傳說故事的記述，雖說不是淹沒整部編年史，但至少存在一定篇幅的民間傳說故事的記述。然而考慮到確認與前揭傳說相關的史實，而那種民間傳說故事大多數以史實為基礎，因此我們認為並非完全毫無根據的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