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魅力

小引

章騷動的春天

伏闕憂危數上書

開學會振士氣

愛國的權利

第二章問題並非那麼嚴重

西花廳問話

警惕“雅各賓主義”

“伴食宰相”的西方認知

第三章一個親王之死

晚清政局中的關鍵人物

令人遐想的十三天

撲朔迷離的決策內幕

閃電擊倒了翁同

第四章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感覺錯位的一次召見

“政治新銳”的失望

設譯局透露出耐人尋味的信息

第五章黨爭：中國政治的頑疾

變科舉為新政要義

新舊黨爭拉開了序幕

乘勝而進，立廢八股

“政治邊緣人”的權利訴求

所謂維新志士

第六章其實不是一個新舊問題

以改革的名義

結黨攻訐，各立門戶

禮部六堂官“集體下崗”

超常升遷的軍機四章京

廢我軍機？

軍機大臣找到了應對辦法

不僅僅是一個飯碗問題

第七章風起於青萍之末

風乍起

一個值得琢磨的細節

誰知我心

“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想像中的敵

“非袁莫屬”

告不告密確實是個問題

第八章巧合，還是陰謀

期待客卿

一笑泯恩仇

覺悟似乎太遲了

了無深意的會面

列強鬥法與寵臣失寵

走，還是留？

解鈴還須繫鈴人

牆倒眾人推

第九章失望的結尾

“欽差大臣”悄然出走

吁請太後出園訓政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

事情正在起變化

歸復舊制

章  騷動的春天

    當膠州灣事件爆發時，中國思想界正在醞釀新一輪變法維新思潮。兩年前在北京出盡風頭的康有為雖然不知道北部中國發生了什麼事，但他恰巧離開差不多隱居講學兩年之久的故裡廣州，於1897年9月至上海。稍後至杭州西湖泛舟。11月，復還上海。

伏闕憂危數上書

    在上海，康有為拜會了文廷式，向他討教北京官場的情況。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師，師生關繫非同尋常，而且因光緒帝寵愛珍妃，愛屋及烏，皇上對文廷式自然是另眼相看，推崇備至；而文廷式則自以為當今帝師，有時不免不知收斂，無形中不知惹得多少顯貴不舒服。

    但不管怎麼說，文廷式是京城乃至全國範圍內的顯要名流，隻是由於他深深介入了宮廷內部紛爭，於是在甲午戰後失寵於慈禧太後，又受到言官彈劾，遂被驅逐回江西原籍，郁悶中經營煤礦，等待時機東山再起。文廷式不僅對京城官場的人脈了如指掌，而且自認為帝黨中堅，當然樂意為帝黨物色康有為這樣的青年纔俊。

    康有為與文廷式也不是初次認識，他們於《馬關條約》簽訂前後，一起在京師從事過救亡運動。文廷式在甲午戰後力主追究李鴻章的責任，並予以嚴懲。對於《馬關條約》，文廷式痛心疾首，堅守拒約、遷都、抗戰三大原則，這些主張都深刻影響了康有為。

    稍後，文廷式為改革現狀，挽救國家，在北京發起成立強學會，思開啟風氣，變法圖強。康有為、梁啟超聞訊加入，並逐漸成為該會領袖人物。康有為與文廷式政治理念比較一致，因此文廷式也就樂於為康寫了密札數通，為其到北京後疏通各方面關繫提供方便。

    康有為此次北京之行主要是為了請求清政府準許國人移民巴西。康以為中國人滿為患，若大規模移民巴西，不僅可以化解這個問題，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國”。據康說，這個想法由來已久，在1895年公車上書後似乎就已堅定了這一信念，在其當年不得不離開京師南下時，曾與友人陳熾鄭重相約：“君維持舊國，吾開闢新國。”廣東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傳統，如果一切順利，康有為可能會成為海外移民的領袖，在巴西廣袤的土地上建立一個以華人為主的新國家。

    然而甲午戰後，中國的政治不僅沒有多大變化，而且在康看來，簡直是一切不變：壓制更甚，心慮必亡，於是“欲開巴西以存吾種”的信念更加堅定。與此同時，康遇見葡萄牙人及曾經遊歷過巴西的中國人，知巴西政府曾來約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戰爭起。巴西使節在香港逗留數月，本計劃戰爭結束後與中國方面進行談判，不料戰事久拖不決，隻好空手返國。而香港、澳門的商人獲悉此消息後，均願承擔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計劃為詳盡，任雇船招工之事。

    何穗田又名何廷光，澳門巨商，且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與孫中山、康有為等人都有不同尋常的交往。康有為此次赴京，其實隻是為了這樁移民巴西的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為主要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過關繫找到當朝大臣李鴻章，向李詳細介紹了這個構想。李鴻章原則上表示同意，隻是他略感困難的是，此事並非中國政府說了算，而必須待巴西政府委派專使前來談判乃可行。

    李鴻章的表態合乎情理，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再待在京師似乎已經沒有多大必要。

    在這一短暫時間裡，正是中國外交危機急劇發生及變化的關鍵時刻。由巨野教案引發的膠州灣危機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寧，尤其是德國政府不僅不肯讓步，反而步步進逼，至12月5日出兵占領即墨城，故意擴大事態，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康有為有著天生的政治熱情，他是不得已纔從事移民巴西的商業活動，一旦有機會參與到現實政治中來，政治熱情使他很快放棄一切。這段時間，因文廷式等人的關繫，接觸了不少像李鴻章、翁同龠禾這樣的朝中大臣，他與他們的地位雖然比較懸殊，但這並不影響他發表自己對這些外交危機的看法。因為在過去的若干年裡，康有為曾就中國政治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向清政府表達過意見，這幾次上書雖然都沒有取得具體效果，但康有為的名字在京城官場似乎並不陌生。所以，膠州灣危機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難題，但對康有為來說，無疑使他因此而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發言機會。據他自己後來描述，膠州灣事件確實給他極度脆弱的心靈以致命打擊，愛國保種之心油然而生，於是奮筆疾書，上書言事，很快草就《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呈》。康有為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公車上書故事。

    在這份後來被稱為《上清帝第五書》的文件中，康有為詳盡分析了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為甲午戰後三年來，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瓜分中國為言。其分割之圖，傳遍大地，籌劃詳明，絕無隱諱。康有為推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實在為列強瓜分中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強必群起而效尤，諸國咸來，並思一臠，瓜分豆剖，漸露機牙，猶如四伏，導管遍布，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州灣事件隻不過是列強的借口而已。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如欲擺脫被動的國際環境，隻有在內政上下功夫，使中國盡快以近代民主國家的形像出現在世界舞臺。至於如何變法，康在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取法俄、日以定國是，鏟除舊制度根基，建立君主立憲體制。

    中策：大集群纔而謀變政。

    下策：中央政府拱手無為，聽任疆臣各自變法。

    康自信，實行上策，國家可以富強；能行中策，中國還可以維持積弱的局面；僅行下策，大清王朝則不至於盡亡。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上中下三策都不實行，那麼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劃，大清王朝欲為偏安，無能為計，必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人宰割，終必如前明一樣，重演煤山故事。

    康有為此時的官方職務為工部主事，理所當然，這份建議書要想上報清廷政治高層，隻能通過工部主管予以轉遞。不料工部尚書淞誰讀到“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時，以為這些詞句盡管說得極為痛心，極為真誠，但無疑具有明顯的“犯上”傾向，至少不是吉祥之言。淞淮為此極為震怒，而且決定不能以工部的名義轉遞。

    淞淮字壽泉，滿洲鑲藍旗人。原為翁同龠禾任工部尚書時的屬員，據說是翁一手提撥起來的。翁同龠禾獲知康有為上書情形後，覺得有必要通過正常渠道將這份上書送到光緒帝手裡，所以他憑借自己與淞淮的交情，先後兩次到工部與淞淮交涉，作疏通工作，勸他將這份上書轉呈。或許是淞淮受到其他更高層面的壓力，或許是他真的認為這份上書沒有多少價值，總之他並沒有聽從翁同龠禾的勸告。

    不過，康有為在呈遞給工部的同時，就有意識將這份上書分發出去。京城內外廣為傳抄，且刊載於報，受到一些士大夫和開明官僚的稱贊。而翁同龠禾大概也是通過外間的流傳看到這份上書，並找淞淮進行交涉的。

    翁的交涉並沒有起到作用，京城官場上關於這件事的各種傳言大概也使康有為有點不快。總之，根據他的既定計劃，將於1897年12月11日（十一月十八日）離開北京，返回南方，因為“是時將冰河”，不便久留，所以“行李已上車”。

    臨行前，康有為又草三疏交內閣侍讀楊銳分轉監察御史王鵬運、給事中高燮曾上之，又與戶部主事曾習經（剛甫）相約同赴都察院面呈，並先與都察院主管徐壽蘅言之。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為清楚地知道徐壽蘅本屬舊黨，不過他的優點也很突出，即“能待士”。徐壽蘅看了康的上書後，並不像淞淮那樣以為有什麼問題，很爽快地答應將這份文件轉呈清政府高層。

    當此時，梁啟超的內兄、時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也在膠州灣事件的刺激下，激昂忠憤，欲聯九卿上書清廷，於是康有為在臨行前也為他起草了一份奏折。不過遺憾的是，當李端棻拿著這份奏折找人聯署時，竟然沒有人同意。不得已，李端棻將此折轉交國子監司業貽谷上之。

    處理完這些文件後，康有為前往當今帝師翁同龠禾的官邸告辭。翁不在家，康“投以書告歸”，留個紙條，說他將在今天（12月11日）返回南方。

翁同龠禾並不是故意不見康有為，這些天他正為膠州灣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所以當他退朝回家看到康的留言後覺得有必要勸他留下，以為外援，遂以帝師之尊枉顧南海會館，明確告訴康不要走，並告訴康，他已在今天早朝時力薦康於上矣，謂康有為之纔過臣百倍，請舉國以聽。相信朝廷不久將“大用君矣，不可行”。

    或許是翁同龠禾知道光緒帝將大用康有為的心跡，或許是其真的愛纔如渴，總之，翁期待這位將來終有一日掌握清政府大權的年輕後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計較一時之得失，不要因為這些小小的挫折就放棄多年的追求，更不應該因為上書無法轉至高層就意氣用事一走了之。他似乎還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況作了介紹，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張變法維新的新黨，與他在本質上是同道。

    在翁的勸說下，康有為回心轉意。他覺得無論從哪個方面說，自己都應該繼續留在京城利用已贏得的機會，更應該對得起翁師傅的厚愛，為國盡力，為國效忠，在政治場上進行一番拼殺，以達到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人生目的。不管怎麼說，康此時至少相信，留在京師進行政治投資，肯定要比回到南方進行移民巴西的商業活動有利得多，也有效得多。

    對於翁的誠懇挽留，康有為感激至深，他在後來所作的一首詩中比較真切地留存了這次晤面對其後來的深刻影響。詩中寫道：

膠西警近聖人居，伏闕憂危數上書。

已格九關空痛哭，但思吾黨賦歸歟。

早攜書劍將行馬，忽枉軒裳特執裾。

深惜追亡蕭相國，天心存漢果何如。

詩意雖然比較隱晦，但多少透露出他們談話的信息。他把自己與翁的關繫比喻為韓信與蕭何，說翁深夜來訪並挽留他，就是韓信月夜追蕭何，是大清王朝禮聘能夠輔佐江山的能臣賢相。他在這首詩的“題記”中說得更明白：“膠變，上書不達，思萬木草堂學者，於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曉，束裝決歸。是日朝，常熟力薦於上，凌晨來南海館，吾臥未起，排闥入汗漫舫，留行，遂不獲歸。”不過這次見面並不見於翁同龠禾的日記。

開學會振士氣

    翁同龠禾的挽留是康有為中止回歸故裡的原因之一，而康終決定留在京師的另一背景是另外一位官場朋友、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的幫助。

高燮曾（1841—1917），字理臣，名楠忠，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甲午戰敗，高燮曾聯名上奏折彈劾李鴻章誤國，要求懲處，以儆將來，又曾疏指慈禧太後懿旨有“挾朋比私，淆亂國是”之語，具有濃厚的維新思想。

    根據康有為自編年譜的記載，他在戊戌年間曾數次為高燮曾代擬奏折，可見他們的關繫非同一般。康在準備離京南下的時候，曾草三疏由楊銳分發給王鵬運、高燮曾尋機上奏清廷。這次草擬的奏疏特別是康轉交給高燮曾的那份奏折究竟是什麼內容我們不太清楚，但根據他的一貫做法，似乎是借助高的力量推薦自己。12月12日，高燮曾向清政府呈遞了一份《請令主事康有為相機入西洋彌兵會片》。這是清政府官員次正式舉薦重用並請求皇上召見康有為，因而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視。片上當日，即有上諭責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核辦理”。

    然而由於高燮曾的建議有違清廷慣例，所以總理衙門在經過研究後並沒有采納。這其中並不像康有為後來回憶的那樣有多少陰謀，因為高的建議不僅有違慣例，而且從當時的實際情形看，委派康有為相機參加西洋彌兵會更不是當時之急務，不需要現在就作出決定。總理衙門當時頭痛的事情還是正在進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也正是在這一交涉過程中，康有為不斷從旁介入，方有後來故事的發生。

    清政府沒有很快啟用自負的康有為，這其實也在康的預料之中。所以當他決定繼續留在京師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政治策略實際上就已形成，即繼續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既上書求變法於上，復思開學會振士氣於下，以雙管齊下、上下其手的老辦法，在向清廷上書的同時策動正在京師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成立新的政治組織，並以此為陣營，相機聯名上書，向清政府施壓，重演1895年公車上書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為策動在京廣東應試舉人及各界名流二十餘人聚會於南海會館，宣布成立粵學會，欲續先前強學會之舊，意在團結粵籍維新志士。康又覺得各省會館皆為各地京官會集的中心場所，因此值得在各省會館中推廣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學會，於是草疏交江西道監察御史陳其璋上言，請將總署同文館群書頒發各省會館，以便各京官講求。正是在粵學會的影響下，清政府接受陳其璋的建議，奉旨照辦。各省旅京志士紛紛成立區域性的維新團體，從而使百日維新前的新學會總數急劇上升。

    在創辦成立粵學會的同時或稍前，康有為還與詹事府中允文煥、翰林院編修夏虎臣等滿洲官員數人計劃籌組“經濟學會”，擬將京中八旗士大夫自親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經濟學會的旗下，“講求實學，可以為天下風氣”。由於該會的組織構成以八旗貴族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學會”之稱；又由於此會的主體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為等人計劃邀請慶親王奕劻主持，並將已擬定的章程送呈，甚至已代他草就序文。奕劻原則上答應了康有為等人的請求，但對“經濟學會”這一名稱略有異議，堅持要刪除“會”字。奕劻的意見不為康等人所接受，“議不合，事遂已”，經濟學會終胎死腹中。

    經濟學會雖然沒有辦成，但康有為辦學會的想法正濃，於是他令原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時有“四公子”之譽的丁惠康協助滿洲貴族弟子壽富創辦“知恥學會”，其宗旨是“警頑傲，勵自強”。

    知恥學會的籌設似乎比較早，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出版的《時務報》第40冊上就刊載有梁啟超的《知恥學會序》及壽富的《知恥學會後序》。梁在這篇文章中著重強調經過甲午戰爭的慘敗，已經證明中國確實處在危機之中，中國人應該由此而覺悟，更弦易轍，知恥而後勇。然而反觀中國現實，官、士、商、兵、民，幾無一真知中國所面臨的真實處境，無一真知中國之恥。他指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偶然的失敗並不可怕，但舉國上下在失敗之後而不知恥，則是更可怕的事情。

    知恥學會的內部組織及其活動情況和影響，由於史料闕如，現在都已不太清楚。有學者結合壽富的整體活動，認為該會的創設“在當時清朝官僚士大夫間頗有震動，對外地也有影響”，而另外一些學者則根據梁啟超的記載，以為知恥學會之設，“都人士咸以為狂，莫或應也”，以為此會的參加者寥寥無幾，影響不大。

    康有為在京城的政治活動在一定範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以各省會館為中心成立地域性的政治團體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各地官僚“排排坐，喫果果”的心理，各地政治新人對此格外熱心，期待在這種新的政治操作中尋找到脫穎而出的機會。1月31日，閩籍內閣中書林旭遍謁福建省籍旅京同鄉賢達，鼓吹成立閩籍旅京人士參加的新學會，一日而成，閩籍旅京知名士大夫雲集福建會館，宣布成立閩學會，福建在京名流張鐵君等為領袖。

    繼閩學會而成立的是關西學會。關西學會又稱西學會，成立於1898年2月8日，發起人為陝西、山西旅居京師的二品頂戴山西候補道朝邑閻乃竹、山東道監察御史醴泉宋伯魯和工部員外郎咸陽李嶽瑞等，“學會題名”者還有內閣中書渭南雷延壽、戶部主事郡縣王步瀛、戶部主事咸寧王鳳文、候選府經歷渭南焦連城、舉人咸寧張翰等。關西學會當時公布的成立緣起強調主要是基於甲午戰敗的刺激，欲組織學會，喚醒國人，更要喚醒沉睡已久的關中人民。

根據制定的學規，關西學會確乎為一學術性的維新團體，其目標為推動中國的變法維新運動，其方法則是從學術入手，致力於學習西方及日本的語言文字、自然科學等。對於外省有識之士，關西學會也不拒絕其參加，願入會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攬，所有會員，交會費二十金，享有會員同等待遇，每星期聚會一次不少於四小時，各以讀書所得，質疑辯難，會員若有著述，也可互相質證，以期相互提高

3月，由川籍內閣中書楊銳與川籍刑部主事劉光第等人積極奔走，邀集旅京川籍同鄉募集巨資，倉促在北京四川會館發起成立蜀學會，又在北京善堂舊址創辦蜀學堂。楊銳、劉光第二人與湖廣總督張之洞有著非同尋常的特殊關繫，因而他們所創辦的蜀學會、蜀學堂雖然也與康有為此時重續強學會之舊有關，但其顯然不以康的學說為指導理念，而是以張之洞為其精神導師，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強調學會及學堂都應該兼習中學和西學，以“講新學，開風氣，為近今自強之策”貫徹始終。學會定期召集會員聚會，縱談家國天下事，商討強中國、強四川的戰略方針；學堂側重於為新政培訓人纔，為各省養成新學方面的師資。

    在康有為等人創辦新式學會思想的影響下，特別是在膠州灣危機的深刻刺激下，一度消沉的知識分子再度活躍，形成第二次創辦新式學會及學堂的高潮。在1898年春那短短的時間裡，直隸、湖南、浙江、江西、雲南、貴州等省在京人士都差不多被康有為等人鼓動起來，準備或已經成立各種各樣的新政冶團體。

    新政治團體的相繼成立為康有為的民間政治活動提供了廣泛的舞臺，使他擁有了相當重要的政治背景、豐厚的人脈及人事資源。於是他在利用自己工部主事的官方身份從事政治活動，不間斷地通過各種渠道向清廷遞交奏折外，更注意利用民間力量向清政府進行輿論方面的施壓。3月19日，康有為向總理衙門提交《為脅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聯英日堅拒勿許以保疆土而存國祚呈》，堅決反對將旅順、大連租借給俄國，以免引起英、法等列強的仿效，進而瓜分中國。25日，康有為擬就《俄患孔亟所請宜堅持勿允謹陳三策以資抵御折》，建議清政府將旅順、大連開闢為通商口岸，供各國通商；或聯合英日與俄國對抗；或設法向美國貸款數萬萬以練陸軍、創海軍，進而與俄國一決雌雄。

    這些建議都沒有能夠阻止清政府將旅順、大連租借給俄國的既定政策，於是他決定聯合各省舉人集體上書，繼續向清廷施壓。3月27日，由康有為口授、其弟子麥孟華筆錄的《乞力拒俄請眾公保疏》，在其弟子梁啟超、龍應中、況士任等人聯絡下，由兩廣、雲貴、陝西、山西、浙江、江蘇等省在京應試的百數舉人聯名，送達都察院。不過，由於清政府已經決定接受俄國的租借要求，這份上書並沒有轉送清政府高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