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本書？

攝影術的發明和應用幾乎與我們近代打開國門的時間相同。這個讓西方遐想的神秘國度吸引了許多知名的攝影師——從戰地紀實記者到社會學家、傳教士、旅行者，等等。有一些名字如費利斯.比托、約翰.湯姆森、甘博、小川一真、赫達.莫裡遜..被大家熟知，但還有大量普通的西方旅行者特別是一些駐華工作者，如格雷戈裡、杜德維、菲爾曼.拉裡貝，他們有著更多的機會和更充裕的時間去行遊中國，他們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一百多年前中國的風土人貌。但他們畢竟不是職業的攝影師，許多照片沒有刻意瞄準時事，也沒有試圖渲染成媒體想要的氛圍，甚至沒有做任何的照片筆記。

百年之後，我們再看這些老照片，從面對鏡頭面色忐忑不安的清末到充滿期待與欣喜的民國，從蕭條泥濘的街道到布滿西洋招牌的馬路，從金錢鼠尾到剪發易服..我們還能看到百年前京城的宮闕市景、江南的商船漕運、山間的僧道寺觀、田間的農人勞工……簡單的文字記錄讓這些照片像電影畫面一樣從我們眼前演過——微笑有了溫度、街道熙熙攘攘、寺廟有了香火氣息、服飾也變得鮮艷..通過這些照片之間時間與空間的組合，我們或許可以還原百年前的一些生活片段。

感謝影像技術的發明和應用，讓這些老照片歷經百年後再次呈現，讓今天的我們能透過膠片感受近代中國的變遷，但由於那個時代的影像技術還未普及，社會跌宕起伏、戰火不斷、文化變革..所能保留下來的影像資料少之又少，致使我們不能完全了解清末民初的社會狀況。這些影像記錄算作一個基礎的鋪墊，我們希望更多的讀者也參與到老照片的解讀和分享，讓今天的人們對那個時代有一個更加清晰、豐滿、鮮活的認識。

代序

——老照片的“意義”

影像歷史，暗含著一種“無意”與“巧合”。地域溝通的便捷與網絡通信的發展，讓今人得以打開一個萬裡之外、又頗為神秘的“影像歷史寶庫”，使那些曾經在中國這片土地駐足的西方人，和他們所拍攝的照片，再次出現在世人面前。

攝影術誕生後的發展歷程，無疑是西方世界日漸崛起的一個縮影，與之相對的是，近代中國經歷苦難和傾頹的重重危機。堅船利炮轟開國門，通商口岸從沿海向內陸延伸，官員、傳教士、商人、旅行者..各色人等紛至沓來，也帶來了他們引以為傲的西洋物件。

如同當下很多人外出旅遊，總要拍照片留念一樣，百年前的西方人其實也是旅行者，甚至還比今人有著更濃重的好奇心，想要親眼目睹這個神秘東方國度的真實狀貌。在此之前，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認知，僅停留於為數不多的圖畫與文字之中，交織著曲解與誤讀。待到自己登上這片廣袤的土地，用相機記錄感興趣的景觀與時刻，把底片帶回去集中衝印留存、或分贈好友，其間借助某個特定時機，通過報刊雜志書籍等途徑廣泛傳播，以真實的影像記錄，更新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認知..探究照片背後蘊含的信息與動機不難發現，這些拍攝者大多都是在“無意”間進入歷史進程的，圖像浩繁、時間太久，個體生活的“無意”記錄，在種種“巧合”下被提煉出來，轉而成為我們對歷史的共同記憶。

這種“無意”與“巧合”的出現，與照片自身的特定屬性有著很大關聯——可操作者眾多，時間與取材各異，私密屬性強，存量基數大，不確定性多。正因如此，任何新物證的出現，都可能顛覆之前所有的研究成果；而一旦掌握了全新的史料，便可能意味著在一個領域內占據先機。

近年來“歷史影像”的持續升溫，推動了大批晚清及民國時期的中國影像的出現，涵蓋自然風光、社會景觀、民風民俗等各個領域，拍攝者難以計數，還有相當一部分的佚名拍攝者。這批影像文獻為觀者帶來驚喜與好奇的同時，也引起不少有心者的深思——應該怎樣有效利用如此龐大且散碎的史料基礎，以期搭建一個相對完整且涵蓋面廣的近代中國影像史？當下通用的研究方法，是將一個或幾個拍攝者作為個案，設置一個特定時間段，在此基礎上進行影像整理與比較研究，三位不是攝影師的“攝影師”因此納入視野：

杜德維、菲爾曼.拉裡貝、格雷戈裡，三位身份不同的西方人，在不同的時間來到中國，以照片呈現出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與記錄。值得一提的是菲爾曼.拉裡貝，他少時便喜歡攝影，後來在華負責法國公使館的保衛工作，工作之餘拍攝了大量照片，涵蓋題材廣泛，同時他也有意通過照片來體現自己對中國的獨到觀察，並由此為法國的《畫報》（L’illustration）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新聞照片。而杜德維和格雷戈裡集中呈現的人文及自然景觀影像，將其與眾多西方攝影師的已知影像進行對照，亦能發現中國社會在動蕩變遷的大背景下，體現出的細微變化。

這些流落在西方的影像回歸“故土”，說明近代中國歷史正在得到更多人的重視，這是非常好的現像。我們研究這些歷史影像的終目的，絕不是看個新鮮、圖個熱鬧，一定要讓“無意”變得“有意義”：以史為鋻，正確認識歷史，纔能更好地面向未來。

張逸良

北京城牆頂

On top of the wall of Peking

北京，皇城，景山

Coal Hill, Imperial City, Peking

景山

明清時園內種了許多果樹，養過鹿、鶴等動物，因而山下曾叫百果園，山上曾叫萬歲山。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改名為景山。

景山名稱含義有三：首先是高大的意思。《詩.殷武》中有“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之句，說的是3000年前商朝的都城內有一座景山；其次，因為這裡是帝後們“御景”之地；再次，有景仰之意。該園1928年闢為公園。

北京城外，黃寺，或稱黃廟

Huang-Ssu, or Yellow Temple, outside Peking

黃寺

黃寺位於安定門外黃寺大街，修建年（1723年），當時稱之為西黃寺。因為在西黃寺之東，早在清順治年間就建有一座藏傳佛教寺院，稱之為東黃寺，因此清人常常把這兩座寺院叫作“雙黃寺”。

北京，皇城，寺廟

Temple, Imperial City, Peking

北京大鐘寺，或稱覺生寺

Ta-Chung-Ssu, or Bell Temple, Peking

覺生寺

始建於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雍正帝下旨敕建，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鼕天正式獲賜名覺生寺，現時覺生寺山門的“敕建覺生寺”匾額乃由雍正帝御筆手書。根據雍正帝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所立的《敕建覺生寺碑文》記載，雍正帝選址西直門外曾家莊（今海澱區內）建寺，乃在於該處高朗干爽，林木佳茂，而且“右隔塵市之囂，左繞山川之勝”，適宜用作“寂靜清修之地”。該碑文又記載，雍正帝有雲“以無覺之覺，覺不生之生，所謂覺生也”，是故雍正帝為寺廟取名覺生寺，希望借佛寺“振其大覺之道，達夫正覺之旨”。

北京，英國公使館大門

Gateway,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北京，英國公使館公使住宅

Minister’s hous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北京，英國公使館，贊善裡小巷

Chancery Lan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北京，英國公使館成員

Members of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北京，美國公使館

American legation, Peking

北京，美國公使館，楊約翰（美國公使、政要）

J. Russell Young, U.S. minister and party, American legation, Peking

楊約翰

又譯約翰.拉塞爾.楊恩（John Russell Young，1840年11月20日－1899年1月17日），美國記者、作家、外交官、第七任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他曾受邀加入了尤利塞斯. S .格蘭特總統1877年到1879年的環球旅行，這段旅程也記入了他所寫的書《與格蘭特將軍環球旅行》中。他在旅程中的表現受到格蘭特的賞識，特別是在中國他與李鴻章建立起了友誼。格蘭特向切斯特.艾倫.阿瑟總統引薦楊約翰，他也因此受命於1882年成為美國駐華公使。在這段任職期間，他為美中關繫和法中關繫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官員乘坐的轎子

Chinese official chair

中國的有篷馬車

Chinese covered cart

西山，通往三山庵的石橋

Bridge leading to the San-shan-an’, Western Hills

西山

是太行山的一條支阜，古稱“太行山之首”，又稱小清涼山。西山林海蒼茫、煙光嵐影、四時俱勝，數百年來，不知有多少文人學士為它四時的景色所傾倒，詩人陳志歲《夏棲西山》“暫絕去來心，西山一片林。枯根滴泉響，嫩蝶抱花沉。日午蟬聲懶，庭蔭榻跡深。白雲如有意，穿竹伴清吟。”便是對西山物像人文的詩意表述。

三山庵

三山庵是北京八大處風景區中的第三處寺院，創建於金天德三年，距今九百餘年。山門面朝東北，是一座布局精巧、構築工美的四合院落。

西山，通往大悲寺的石橋

Bridge leading to Ta-pei-ssu, Western Hills

大悲寺

位於北京市西山繫脈平坡山半腰，三山庵西北一裡的密林深處。大悲寺舊名“隱寂寺”，始建於遼金時代(1033年)，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在原有兩層大殿後增建了大悲閣，以供奉觀世音菩薩。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重建此廟，改為“大悲寺”。大、明兩代皆為名剎，清代康熙、朝降時期香火尤盛。康熙帝幾度幸臨此寺，召見慧燈和尚，並賜詩，賜“敕建大悲寺”匾額等。

大處中面積的一座寺院，過去是帝王遊山時休息的地方。因這裡山勢平緩，又名『平坡寺』。該寺創建初年(758年)，年(1425年)重建，改稱『大圓通寺』。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再次重建，改稱『聖感寺』。乾隆十三年(1748年)經重修改名為『香界寺』，意為『香林法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