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傳記的方式來完成對一個古代王朝的描摹，通常是以帝王為主角來串聯。這也是中國歷代正史中“本紀”的寫法。“本紀”寫帝王，卻又不隻是寫帝王，而是要把他在位的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貌一並托出，簡略而巨微咸備。至於帝王以下的將相大臣以及更普通的人物，即便僥幸進入正史的列傳，也不過在正史中占小小的篇幅。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這種相傳兩千年的紀傳體的歷史敘述法，因為傳記文學的進入而極大地改變了。從此，為歷史人物作傳，不再像年譜那樣局限於其一己之生平，而往往要從其生平見其所處的時代。在朱東潤先生的《陳子龍及其時代》中，隻做過小官的小人物陳子龍成了晚明清初數十年歷史敘述的核心。當然，人們或可以說那不過是明清以來年譜編纂發達後又受到白話文學影響而出現的新現像，雖冠以“時代”之名，畢竟還隻是圍繞一個人的生平在寫，不過偶有拓展、以小見大罷了。之後的歷史傳記，大概也不出這樣的範圍。然後，便又有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萬歷十五年》是暢銷書，也是學術書，雖然直到今天還有學者撰文質疑其中的觀點。然而，在對人物特征與時代局限性的認識上，《萬歷十五年》是嚴謹的也是有啟發性的。更有意思的是，它開啟了一種集合若干歷史人物的生平來詮釋一個時代的寫法。

本書選擇了十個人物，依璋、朱棣、胡濙、汪直、唐寅、王陽明、嚴嵩、張居正、袁崇煥、錢謙益。自然，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是明朝重要的君臣（包括內臣汪直），唐寅除璋是明朝的建立者與明代制度的創設者。他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出身微的皇帝，比“亭長”劉邦的出身還要低微。因為出身低微，全無憑借，隻能靠自己的能力打天下，所以後世的人也就認為歷代皇帝璋發跡“正”，毫無篡奪嫌疑。也正因為赤手空拳不斷積累的權璋纔能建立起一個專制的政治體制。他的專制體現為，相對皇帝而言，公卿大臣跟平民一樣，都是無差別的被統治者。這令人印像深刻的事實，背後有個人的權威與權術，並不隻是一套政治制度所能保障璋倒是想用制度來保證這種專制的威權，但也隻成功了一半。一部《皇明訓錄》，目的就是要讓朱家的專制皇權代代延續。然而，子孫後代表面上株守而不敢逾越，暗地裡卻迫於形勢，不得不頻頻地偷梁換柱。其位繼承人建文帝想對祖父時代的政治風氣做些改變，卻被叔父朱棣的“靖難之役”打斷了。靖難之役改變的不僅是帝繫，還有制度。篡位起家的朱棣，自然要著意提防別的藩王復制自己的行為，從此對藩王萬般防範，剝奪其領兵打仗的權力和參與政治的權利，減少王府護衛軍的數量，甚至對藩王出城都有諸多限制，更別說輕易進京了。終，明代藩王與宗室變成一個政治上完全沒有作為的寄生階級。這自璋念念不忘的要由藩王來拱衛朝廷的祖訓不符。順帶著，“靖難”起家的武臣也不再像明初開國功臣那樣在政治中起到重要作用。相反，一批低級文官通過到文淵閣辦事而獲得皇帝信任，在政治生活中越來越活躍，從此開啟了明代的內閣制度。這其實也璋不設丞相之制的彌補乃至反動。背負著篡逆的污名，朱棣後半生一直為構建自己的合法性而努力，不惜干戈勞碌，在外政上征安南、下西洋，在內政上疏浚運河、遷都北京，在文化上編《永樂大典》《性理大全》《五經四書大全》，均屬浩大工程。這樣有著強烈個人色彩的王朝的外向性，曲終人散後，再也不能維持多久。

永樂朝盛大輝煌的舞臺幕後，又有隱秘的一面。第三個人物胡濙，是從永樂至天順間歷仕六朝的重臣，然而卻並不為我們今天的人所熟知。在永樂朝，胡濙據說承擔了為皇帝四處打探建文帝下落的任務。永樂朝終結，進入洪熙、宣德朝，胡濙走向前臺，漸漸地與蹇義、楊士奇、楊榮等人構成宣德皇帝朱瞻基的輔政集團，不過其聲名遠不及後來的“三楊”。在此之後，胡濙又經歷了土木堡之變後的帝位更換，經歷了南宮之變與英宗復闢。胡濙的一生，若隱若現，既可關照十五世紀前中期的宏大敘事，又可揭示明代政治運行中詭秘的一面，而與楊士奇等人代表的館閣風流、雍容氣度恰成反襯。

政治的兩面性還不僅於此。第四個人物汪直，是明代宦官干政、特務政治的縮影。善於易容和偵緝的汪直的出現，盡管隻是一個偶然，卻也是永樂年間以來太監權力不斷上升、特務政治不斷被機構化的結果，同時也是士大夫群體在與宦官進行權力鬥爭時不斷妥協與曲全的後果。成化、弘治兩朝，表面上兩個皇帝都很寬容，尤其是弘治帝，很符合儒家的理想君主模式，事實上兩人卻都十分地倚重“偵緝之風”。想來這是專制統治所必需的，但卻恰好與史家盛贊的“弘治中興”形成反襯。

明朝經歷過初期動蕩和中期趨穩後，一切開始變得有條不紊，一切也會變得爛熟。這一時期的平穩，會開始形成一繫列制度的瓶頸（如科舉競爭的加劇）和思想界的平庸。因此，對於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明人來說，能夠逃避平庸和不被爛熟的制度裹挾，纔會是出彩的人生。這段時間的政治人物，多顯乏味。因此，筆墨主要集中在兩個非政治人物——唐伯虎與王陽明——的身上。盡管他們不可避免地也都卷入過政治，如唐伯虎卷進過科場案，王陽明更直接參與了平定朱宸濠叛亂等重大政治事件，但他們的聲譽不在政治，而在社會。王陽明與唐伯虎的別號比他們的名字王守仁、唐寅聽來更讓人們熟悉自然、容易接受，就證明了這一點。作為吳四家之一的畫家唐伯虎，代表了商品經濟發達後另一種封建文人的形態。他可以遠離科舉與政治，去擁抱市場與俗世。王陽明同樣是社會產物，當然他的思想更能導引社會。陽明哲學吸引普羅大眾的地方，乃在於它為每個人提供了自我存在感。但在以聖人自視的嘉靖皇帝看來，這一點恰恰討厭。於是，王陽明隻能遠離政治，遠離京城，做一個活躍在普通讀書人中間的聖人，而社會也接受他。終在席卷半個中國、延續幾十年的陽明學風潮的感染下，政治也不得不重新對他的貢獻進行認定，讓王陽明從祀孔廟，進入孔子以下的儒家道統的序列。

對於明代後期，敘述主線依然是政治史，焦點則在君臣關繫。嚴嵩作為奸臣、貪官的形像一直深入人心，其貪腐自然也無法否認。但是，嘉靖一朝首輔與皇帝的關繫，較之正德以前的君臣相得，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而變化的契機則是在嘉靖初年的大禮議。在大禮議之後，新進諸臣如張璁等人完全籠罩在皇權的威懾之下，進退無體，“相”權（閣權）已完全淪為皇權的附庸。所以，終嘉靖一朝，進入內閣諸臣，前期以議禮進，後期以議廟進，或以撰寫青詞而進，絕無體面可言。嚴嵩專權十餘年，卻始終不過是活在嘉靖皇帝的陰影下。他的一生，折射出皇權與相權的關繫。相比嚴嵩在伺候皇帝時的謹小慎微，張居正在處理君臣關繫上頗為失敗。明人評價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其實張居正未必拙於謀身，隻不過攝政十年之中，威權赫赫，總會於不經意間把這種威嚴傳染到跟小皇帝交往的場合中。他不經意，小皇帝卻很介意。張居正死後，皇帝洩憤似的抄了他的家，從此挫敗了大臣們謀國的勇氣。在君主專制體制下，君臣關繫乃是政治權力的來源，為國效力隻有是在作為效命君上的附屬物的時候纔有意義。進入晚明的後幾十年，君臣關繫越來越緊張，而黨爭、邊事衰朽使這種關繫越來越倉促而無力修復。袁崇煥生逢明清易代戰爭初起的階段，其一生見證了明與清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而其悲慘的被磔的命運則折射了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崇禎的猜疑之性，導致了明末君臣關繫的徹底解體。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崇禎二年（1629）皇帝就錢謙益入閣一事與大臣們的辯論中。不講道理、胡攪蠻纏、專斷，纔做了兩年皇帝的朱由檢似乎被皇權扭曲了。然而，皇權可以挑戰公論，卻不足以挽回人心。明清兩朝的皇帝都討厭錢謙益，給他很不光彩的評語，或稱他結黨，或貶他“貳臣”，但這些卻都無妨於錢謙益在明末清初作為文學領袖的聲譽，絳雲樓藏書與名妓柳如是固然刻畫了晚明官僚富庶奢侈的生活，卻也讓我們認識到政治評價之外還有一種社會評價，其寬松、寬容且另有旨趣。

在思考以上十個明朝人物兼及明朝的政治史後，有幾點小的體會。其一，政治制度設計決定一個王朝的基本性格，但無論制度設計得多完美，卻不可能一成不變，而必須隨時代變化。其二，政治史是我們理解一個王朝的主要線索，但無論政治表像多麼正常，背後總會有其隱秘的一面，既不易為時人所知，也很容易湮沒在史籍中。其三，君臣關繫是解釋獲得政治權力的關鍵，是詮釋帝制時代政治史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因為君權是權力的來源，但是君權又不足以改變一切；臣僚對君權的消極反抗，可能給王朝帶來致命的破壞。其四，在政治之外，畢竟還有獨立的社會。至少在明代，無論國家如何強大，社會終歸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存在，留有一定的空間，有不完全等同於政治評判的價值判斷。這是我寫完這本書後對於明代歷史的一些淺薄的理解。

正文 

1. 有了自己的班底

1352年，二十五璋投奔濠州的郭子興紅巾軍。這成為他事業的起點。他在郭子興軍中地位迅速上升。據說，郭子興初璋面相很奇偉，便將他留在身邊作為自己的親璋真實的長相到現在人們也說不清楚。留存下璋畫像呈現為截然不同的兩類：一類極俊偉的，一類極丑怪的。不過，無論哪種，顯然都不同於常人。似乎在亂世之間，人們識人鋻人時更重視相貌。同時的徐壽輝，據說因狀貌“奇”而被白蓮教首領彭瑩玉、鄒普勝等人推為領袖。看來，相貌也璋事業起步的一個重要條件。不璋很快證明他不僅有副奇偉的皮囊，他用纔能回報了郭子興的信任。他作戰勇敢，且有勇有謀，“戰輒勝”，曾經以三百人之眾收降定遠張家堡三千民兵。幾個月璋娶郭子興的義女馬氏為妻，馬氏即後來的馬皇後。馬皇後雖是一般人家出身的女子，然而“有智鋻，好書史”，略通文字璋早期的秘書和幫璋凡事需要記錄，均由馬氏負責並且提醒，“倉卒未嘗忘”。她利用自己的義女身份，小心地伺候郭子興的妻子，消彌郭子璋偶或有之的疑忌。1353璋受命回鄉募兵，得七百人，升任鎮撫，從此獨領一軍。湯和、徐達勛就在這七百人之中。璋的早年經歷，明末學者錢謙益曾感嘆地說：“數月而館甥，期年而別將。”這璋幾個月便成了郭子興的女婿，一年後便自領一軍成為別將，而這樣的賞識與奇遇自然將他與一般戰士區別開來，所謂“脫真龍於魚服”，事業發展從此步入快軌。

1353年，朝政府小吏的李善長璋，替他掌管文書工作。李善璋說，漢高祖劉邦起自布衣百姓，但因為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年便成就帝業，建議他向漢高祖學習，收人心，成大事。郭子興想調李善長到自己身邊，被李善長拒絕，他表示更願璋工作。實際璋渡江之前，後來奪取天下的核心班底已經形成。1355璋受郭子興之命率張天祐等將領向南攻打和州（今安徽和縣）。身負統軍之璋卻資望尚不能服眾。和州城議事，向無紀律的將領們驕傲地搶占座位璋隻能身居末座。然璋議事時“剖決如流”，讓諸將佩服不已。議事決定諸將分工甓城，限期三天。三日璋所甓之城完工，而諸將多不能按期完璋乃出示郭子興命令說：“我奉命總兵，諸公受命甓城，限期內未能完工，軍法應如何懲處？”這一下子拿住了將領們的要害，他們都惶恐璋謝罪。此一事璋不僅有能力，而且有心機、有謀略。璋的威信越來越高，投奔他的人也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