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章 史前時代：論大同之世
一 部落時代
二 世運之變
第二章 上古三代：論封建之世
一 夏商周之更迭
二 宗法與封建
三 古代的城與國
第三章 列國時代：春秋戰國一大變
一 封建社會何以崩壞
二 古代的制度
三 王、君、臣、民之古義
四 先秦學術之缺點
第四章 秦代：帝政成功，君政廢墜
一 秦是新進的野蠻國家
二 君政廢墜是政治的退化
三 論秦史的真偽
第五章 兩漢時代：治天下、安天下與讓天下安
一 漢初君臣均是無賴
二 無為即放任
三 西漢盛世之真相
四 漢世非真崇儒
五 社會演進誤入歧途
六 後漢國力遠不如前漢
七 相權移於尚書為官制一大變
八 漢世學風止於紙上
第六章 三國時代：漢魏為民族盛衰之大界
一 統一之世何以走向分裂
二 三國人物之品鋻
三 三國史事之考辨
第七章 晉南北朝時代：內重與外重
一 中西歷史走入相異之路
二 晉南朝何以不能恢復北土
三 陳武帝是君王中的真英雄
四 魏晉後的學術轉向
第八章 隋唐五代：風俗侈靡之世
一 論隋唐制度
二 漢唐不可相提並論
三 唐朝諸帝均不過中材
四 唐之痼疾在宦官
五 隋唐制度之變遷
六 唐末之亂皆全社會所造之惡業
第九章 時代：文明民族何以見陵於野蠻民族
一 論宋之改革
二 論宋之官制與兵制
三 宋儒不宜做政治事業
四 民生窮苦古今一轍
五 征服與被征服
六 入侵民族治法各有不同
第十章 明清時代：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
一 明政治壞於廢宰相
二 盛世與國民自助力
三 君主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四 西力東侵引發文化大變
五 唯豫兵於民可救兵制之弊
六 廣田自荒易招外侮
七 明清之際的思想變化
附錄 讀史須知
一 為學當去名利之念
二 借歷史倡愛國亦有弊
三 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
四 先讀科學書，後讀古書

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一生恪守祖訓：著書不如鈔書。他在《鈔書篇》中寫道：“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
我的老師李永圻先生，便用顧炎武的這句名言，督促我養成一種讀書做筆記的習慣。當時，正在協助李先生為出版社整理呂思勉先生的著作遺稿，便一邊閱讀、整理呂先生的著述，一邊將呂著中有價值的段落抄錄下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久而久之，便積累了好幾冊筆記簿。後來有了電腦，為了便於保存與檢索，又將抄錄的文字，一一錄入電子文檔；新抄錄的，也直接在電腦上操作。偶爾，選些抄錄的段落，傳送給朋友、學生交流分享。大家讀後也頗為喜歡，建議我將這些精彩的段落編成一冊，以饗讀者。這本冊子所抄錄的，大都偏於呂先生史論的文字，又以通史的繫統加以編排，遂以《呂思勉國史通論》為書名。
史論，顧名思義，就是對歷史人物、事件，以及各種典章制度等文化現像的評述。初閱讀、抄錄呂著，自然會關注呂先生與我從教科書上所獲得的相悖的史論史評。比如，教科書中有關史前史的敘述，都把史前的歷史用一個公式來闡述，即史前的歷史分為母繫、父繫兩個演進的階段，母繫時代由母繫女子統領掌權，父繫時代是由父繫男子統領掌權。但呂先生在著述中卻說：“女權與女繫異義。女繫時代，事權不必皆在女子手中。”（見本書第2頁。下僅出頁碼）“女繫氏族的權力，亦有時在男子手中。此即所謂舅權制。此等權力，大抵兄弟相傳，而不父子相繼。”（第4頁）
又如，各種教科書都說夏朝是奴隸社會的開端，夏商周屬於奴隸制時代。但呂先生卻說：“中國古代，雖有奴婢，似乎並不靠他做生產的主力。”（第28頁）“近人所言中國奴隸社會之說，證據多不確實。”（第29頁）教科書上說武帝征匈奴，西漢政府在河西走廊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說唐朝中央政府加強對西域的管理，先後設置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呂先生論及此事，卻提醒讀者：漢、唐對西域的控制不可高估。“我國歷代盛時，疆域非不廣大，然多並非實際的占領，如漢朝設西域都護，以維持天山南北兩條通路，隻可稱為線的占領。唐朝設西域都護府以管理漠南北，又於西域設四鎮，隻可稱為點的占領。此等占領，雖身在其地，並不能確立勢力，而要有別一種勢力，以為其後盾而維持之，到維持之勢力亡，其本身即不得不撤退了。”（第320頁）
後來書讀得多了，發覺凡是彼此有差異的地方，呂先生的史論更能獲得史實上的支持，逐漸成為史學界的共識，這就正好可以用作我歷史學習上的繩愆糾繆。這一類史論，還有“先秦諸子可分家不可分人”“二世篡位非為事實”“無為即放任”“漢人稱頌文景頗過其實”“漢時刻剝其民為史所不詳者多”“使臣圖自利”等等，它們有些可備學術研究上之一說，有些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歷史上被遮蔽的另一面。
顧頡剛先生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對呂先生的《呂著中國通史》有很高的評價，說這部著述“極多石破天驚的新理論”。顧先生所說的“新理論”，既指呂先生在著述中吸取了不少社會科學的新成果、新理論，也指呂先生史論上的許多新看法、新觀點，他用“石破天驚”來比喻，自然是強調這些新看法、新觀點的不同凡響、新奇驚人。循著顧先生的提示，我的抄書也就著重留意一些“石破天驚”的段落。
比如，呂先生說秦是“新進於文明的野蠻國家，為可怕”（第66頁）；秦的統一雖好，但聯結的方法不佳，“前此的分爭，固然不好，後來雖勉強統一，而其聯結的辦法，還不是好的”（第71頁）。又說秦的建立是“帝政成功，君政廢墜”。“帝政成功，則（一）內戰可息；（二）前此列國間經濟上的隔閡，亦可消除，如撤去列國時代所設的關，出入無需通行證。而且統一之後，對外的力量，自然加強；中國未統一時，蒙古高原不曾有像漢以後匈奴等強大的遊牧民族，是中國的天幸。這確較諸霸或王更為有利。但是帝政成功了，君政卻全廢墜了。”（第73頁）君政的廢墜，卻是政治上的退化。
論及漢唐武功，呂先生的評說也與眾人不同。他說西漢與匈奴，“國力相去懸絕，所以終能得到勝利。然此乃國力的勝利，並非戰略的勝利”（第104頁）。又說：“唐自太宗時，本無迫切之外患，而開邊不已，高宗已後，國力日衰，而終不肯有所棄。於是玄宗繼起，不得不重邊兵，邊兵重而安、史之亂作，節鎮遍於內地，大局遂不可收拾矣。”（第204頁）“論史者多以漢唐並稱。論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較漢朝為尤大。然此乃世運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進步。若論軍事上的實力，則唐朝何能和漢朝比？漢朝對外的征討，十之八九是發本國兵出去打的，唐朝則多是以夷制夷。這以一時論，亦可使中國的人民，減輕負擔，然通全局而觀之，則亦足以養成異族強悍，漢族衰頹之勢。安祿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橫行中原，都由於此。就是宋朝的始終不振，也和這有間接的關繫。”（第203頁）
細讀他的論證，卻不得不敬佩呂先生的學力、纔氣與史識了。這些“石破天驚”的史論，可以開拓我們的視野，達到對歷史的真切的領悟。
呂先生的史著，一般都以青年學生為預設對像，故他的著述都寫得通俗練達、簡明易懂。他的史論，不生硬套用深奧的理論，不鋪陳艱澀的概念術語，為了論證的需要，他總是在史論中附以各種來自歷史或現在的案例。比如，“文明民族何以見陵於野蠻民族”“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等條目，專門論述“文明民族何以見陵於野蠻民族”這一問題，呂先生認為：文明民族受野蠻民族的蹂躪，原因全在於文明民族自身的社會病狀深刻。“以文明程度論，固然文明人優於野蠻人；以社會組織論，實在野蠻人勝於文明人。我們說具體一些的話：在政治上，我們有陽奉陰違之弊；又有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弊。假使在兩軍相當之際，我們的將帥，就可以找一句推托的話，逗撓不前；我們的軍需官，甚而可以借圖私利。這許多事情，在野蠻社會裡，大抵是很少有的。”（第272頁）所以，“兩國國力的強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於競爭的共有多少而定。舊時的政治組織，是不適宜於動員全民眾的。其所恃以和異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個集團。試看宋朝南渡以後，軍政的腐敗，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於晏安酖毒、歌舞湖山可知”（第271—272頁）。甚至於該社會的首腦，“其行動先自誤謬，導其眾以入於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之境”（第274頁）。
又如本書抄錄的“教育偏重人倫不算錯”一條，說：“今之論者，每怪從前的教育，偏重人與社會的關繫，而忽略了人與自然的關繫，以致自然科學，在歐洲能夠發達，而在中國則不能。此事的原因，是否真在於此，業已很成問題。即謂為然，而謂中國的教育，太忽略於自然則可，謂其太注重於人與社會的關繫則不可。須知注重於人與社會的關繫，並不即等於拋荒人與自然的關繫也。我們今日，何人不坐輪船火車，但何曾都懂得蒸汽機？何人不點電燈、打電話，但何曾都懂得電學？一國中而無懂得蒸汽機和電學的人，固然不行，有些人不懂得，何礙於其為人？且亦何法使人人都懂得？人與社會的關繫，卻不是如此。結婚了，豈能說我不明白夫婦間的倫理，而使人代行？出門行走，豈能說我不明白走路的規則，而撞傷人物？然則人對於自然的關繫，所知甚淺，由他人操作而我但享用，是並無不可的，對於社會之關繫卻不然。此理實甚明白。中國傳統的教育，視人與社會的關繫為首要，人與自然的關繫次之，實在並不算錯。所錯者，乃在其所謂人與社會的關繫，太陳舊而不適合了。”（第46頁）
這些史論，都是從常識、常理來立論，都是用淺顯易懂的文字來論述，行文遣句裡還帶有一點呂先生特有的幽默感。
昔金松岑先生評說呂先生的古文，是“意境孤峭，筆鋒犀利，近王安石的一派”。我也深有同感，尤其欣賞一些如同格言、警句、座右銘之類的警撥獨到的文字。如：“為政之道不能廢督責。”“國民而全不知法家之學，各事皆可談，請勿談政治。全不知道家之學，各事皆可談，請勿談外交。”“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等等。這些精彩的文字，讀來毫不吸睛，卻值得我們反復吟頌、深長思之。
為呂思勉先生編一本“國史通論”的想法始於二〇〇七年前後，先是有一個初步的設想，從呂著中劃出所需的段落，請朱慈恩君幫忙輸入成電腦文本，而後徐徐輯綴。本書將抄錄的呂著史論，按內容分類輯成一個個專題，再按歷史順序加以編排。每一專題，摘錄呂先生的原文概括成一段小引，以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所引的呂著史論按著述的初版初刊加以注明出處，遇初版初刊有刪節的，則按後來增補版加注。如《學校風潮》一文，初刊於《燕石續札》時就有刪節，後收入《呂思勉讀書札記》重印也未補全，現按增補本的《呂思勉讀史札記》加注。又有初刊時間不清或不全者，則以後來重印版加注。如《答振甲君》，原刊1920年的《瀋陽高師周刊》，未知具體的期號，讀者無法查找原文，現按《呂思勉全集》加注。抄錄中凡有省略或節錄的，為了保持行文的流暢，個別行文未加省略、刪節號等，但均注明版本與具體頁碼，讀者可以回溯查找原文。
                                                                 編者
                                                           2021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