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興衰繫於斯(新版序)/張聞玉  張金寶(執筆) ... 001

序一/ 李學勤... 005

序二/ 楊升南... 009

前言... 013

上編   理論與方法

西周年代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002

再談西周王年... 016

《魯世家》與西周王年... 034

王國維《生霸死霸考》志誤... 058

兩周昭穆制與王序“共、孝、懿、夷” ... 082

試論金文對號與西周紀年諸問題

——評何幼琦先生《金文對號法述評》 ... 092

關於《武成》的幾個問題

——兼評《釋〈武成〉與金文月相》 ... 114

誰揭開了“兩度日出”之謎... 138

中編   西周王年考

帝辛、文王年代考... 142

關於周文王的紀年... 152

武王克前1106年... 165

關於成王的紀年... 192

昭王在位年數考... 206

穆天子西征年月日考證

——周穆王西遊三千年祭... 216

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233

宣王紀年有兩個體繫... 258

下編   西周王年概覽

西周王年足徵... 264

西周朔閏表... 299

附錄

西周紀年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讀《西周紀年研究》 / 楊升南... 404

追回逝去的歲月

——讀《西周王年論稿》 / 常金倉... 416

西周年代研究的新貢獻

——讀《西周王年論稿》 / 湯序波... 420

西周歷史年代學的扛鼎之作

——我讀《西周紀年研究》 / 張金寶... 423

新版後記... 427

前  言

張聞玉

1985年鼕，我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從金景芳先生學《周易》。其間應陳連慶先生之邀，到東北師大歷史繫給古史研究生講歷術。陳先生要我結合銅器斷代講一講，並提供若干有歷日的西周銅器銘文供我研究。這就讓我有機會將歷術用之於考古。

1986年春，我路過北京，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楊升南學兄邀我到他們研究室講天文、講歷法，與諸位先秦史專家先後切磋了兩個下午。這就是我爾後將歷術用之於治史的開端，從那以後，陸陸續續，就銅器歷日，結合史料。寫了不少文字，結集於此的《西周王年論稿》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說，陳連慶先生、楊升南學兄是導引我走上此路的良師。否則，我將用心於其他學術課題。

擺在“西周王年”這一桌上的十多盤“菜肴”，使用了大體相同的若干“佐料”，有如油鹽醬醋蔥姜蒜，每一種都得用上一些。因為題目是十年間先先後後一個一個地做的，史載文字就那麼一些，免不了隨手拎來。比如《周書武成》有關克商的記載，每一個論及西周年代的題目似乎都離不得它。類似如此的反復征引，隨文可見。一氣將這本論稿讀完，會有疊床之感，而單篇文字實又缺之不得。這是我擔心讀者會感到乏味生煩的地方。

這部《論稿》中有若干引起學術界重視的結論，比如：

１.武王克前1106年；

２.昭王在位35年；

３.否定王國維“四分一月說”。

凡此種種，都是我師張汝舟先生20世紀60年代初寫《西周考年》時就明確提出的，我不過是加以充實、渲染而已。

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見解，比如小盂鼎非康王器，關於曶鼎的考釋，關於西周中期王序、王年的結論，隻能看作我對先師《西周考年》的補充與完善。“文革”之後，先師晚年已視聽模糊，不可能接觸大量的西周銅器資料。要不然，這些題目還輪不到我來動手。

李學勤先生對我有關西周史的文字從來就懷有興趣，給我很多鼓勵。結集成書，又樂於題序，還有楊升南兄的序文，都為本書增色不少。

還應該提到的是：殷都安陽的殷墟博物苑已接受了武王克前1106年的結論。在它的介紹畫冊中這樣說：&ldqu前一三七八年，商王盤庚從山東‘奄’(今曲阜附近)遷都於‘殷’，在這裡傳位八代十二王，歷時二百七十三年，史稱‘殷商’。周滅商，殷商古都逐漸淪為一片廢墟，後人稱‘殷墟’。”其中所引“傳位八代十二王”，不僅可參考司馬遷的殷王世繫，也從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辭中得以證實。所引“歷時二百七十三年”乃《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已為學術界所信從前1106年算起，歷273年，盤庚遷殷的具體年代前1378年。

感謝貴州人民出版社李萬壽、李立樸先生大力支持本書的出版。我還要特別提到，編輯方家常先生為本書的出版傾注了大量心血，仔細校審全稿，對原稿及引文多所是正，其嚴謹的學風，令人敬佩。這種以學術為己任的態度，實在難能可貴。

於此，我要向先師張汝舟先生以及陳連慶先生表達我的深切懷念。沒有先師的嚴格教誨，沒有陳先生的親切指導，就不可能有這部書稿的所有文字。

1996年5月17日

於貴州大學宿舍22棟

傳統的天文歷法體繫自有淵源，雖有因革，但仍一脈相承。不能認為夏、商的歷法與周代歷法大相徑庭，有根本不同之處。細讀張聞玉先生的著作，使我加強了這樣的信心。

——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  李學勤

本書對月相定點的詳細論證、四分歷的解釋、周武王伐紂年代的考定、銅器歷日年代的考釋等，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是西周紀年研究學術領域內難得的佳作，它的出版必將推動西周紀年和夏商周歷史年代的研究。

——中國先秦史專家、“夏商周斷代工程”課題組長  楊升南

略具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自司馬遷以前841年以前的西周史就沒有確切的紀年，一段沒有紀年的歷史如同罩了一塊面紗，定然眉目不清。於是從西漢的劉歆開始，歷史學家、天文學家就決心追回這些已經消逝的歲月。這本來是數學上一道非常普通的加法計算題，隻是由於缺項太多，許多著名學者耗費了畢生的精力和聰明纔智，仍沒有實現這個夢想。仔細閱讀張聞玉先生的《西周王年論稿》我深信這部論著已經成功地解答了這道世界難題。

——著名歷史學家、周代禮學研究專家  常金倉

追回逝去的歲月——讀《西周王年論稿》

常金倉

略具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自司馬遷以前841年以前的西周史就沒有確切的紀年，一段沒有紀年的歷史如同罩了一塊面紗，定然眉目不清。於是從西漢的劉歆開始，歷史學家、天文學家就決心追回這些已經消逝的歲月。這本來是數學上一道非常普通的加法計算題，隻是由於缺項太多，許多著名學者耗費了畢生的精力和聰明纔智，仍沒有實現這個夢想。近仔細閱讀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聞玉先生的《西周王年論稿》?我深信這部論著已經成功地解答了這道世界難題。

《西周王年論稿》收入作者近10年中撰寫的西周年代學論文十八篇，研究方法全部建立在已故貴大教授張汝舟先生的星歷觀基礎之上，可以說《論稿》是他們師生兩代人心血的結晶。西周年代學需要回答的個問題就是武王克商的確切年代，沒有這個年代，西周的積年便無從談起。1987年，當張聞玉先生向“中國殷商文化國際討論會”提交《武王克前1106年》這篇論文時，古今關於克商之年的推算已經有三十餘家，然而這些年代無一能與文獻和器銘記載的實際天像完全吻合前1106年作為西周開國之年的推定取決於他們的另外兩項發現，一是對《史記歷書》中《歷術甲子篇》的破解，二是月相定點說的提出。《歷術甲子篇》二千餘年來一向被視為“天書”。張氏師生獨具慧識，指出它是行前427年的迄今所知中國早的一部歷法，從此，中國天文歷學結束了觀像授時時代。這個結論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已是一項重大的突破，《歷術甲子篇》的破解又成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的堅甲利兵。20世紀初，王國維先生首創“月相四分”之說，主張每個月相可以代表一月之中的七天至八天。如此寬泛的月相概念隻能給附會之說提供方便，使西周年代永無定解。然而此說卻借助王氏在近代史學上的聲望不脛而走，導致不少學者誤入歧途。張聞玉和張汝舟先生尊重權威卻沒有盲從權威，他們堅決主張“月相定點”之說，每個月相隻代表一月之中特定的一天。月相定點說一方面杜絕了附會曲說，一方面也給西周年代研究增加了難度，隻要出土器銘不誤，一旦在歷譜上找不到相應的日干支，整個理論就有被推翻的危險。武王克前1106年，就是在這樣嚴格的要求下推算出來的。近年來，這一結論已逐步為學術界接受，1990年殷墟博物苑正式開放，定盤庚遷殷之前1378年，就是根據張聞玉的文章推出的。

西周昭、共、懿、孝、夷五王在位之年不明，這是西周年代學上的第二道難題。張汝舟先生《西周考年》對五王紀年已做過結論，張聞玉先生復作《昭王在位年數考》《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兩文，前者用大量出土器銘捍衛了汝舟先生的觀點，後者卻斷然修正了他的看法。20世紀70年代新出土的師鼎的鑄器人自稱是穆王之子，不少學者不加深思定為共王標準器，但是器銘歷日天像與共王不符，因此有人又斷定為孝王之器；王臣簋，學者多斷為懿王時器?歷日反在師鼎之後，這種矛盾現像引起《論稿》作者對司馬遷關於西周中期四王“共懿孝夷”王序排列的懷疑。《王序王年考》征引46件年、月、干支、月相“四全”的西周中青銅器，對照歷譜分組排列。確證孝王在位應在懿王之前，並將“共、孝、懿”三王在位之年作了新的調整。共、孝二王同為穆王之子是西周史上的常識，懿王為共王之子?西周中期史不聞王室曾發生篡弒相尋的動亂，豈有以叔父繼姪子之理?共孝懿夷王序王年的調整有重大學術價值，它不僅為銅器斷代掃除了障礙，西周史研究由此產生何種新認識尚無法估計。

西周十三王年論定之後?作者將年代學的探索推進到先周或晚商，作《帝辛、文王年代考》，將中國歷史的確切年代又向前推進了60年。

青銅器斷代是一種專門的學問，歷史、考古、古文字學家鮮有兼精歷算者，他們不得不借助器形、紋飾、銘文字體和書寫風格以及銘文中的人名、史事判斷鑄器年代，嚴格說這不過是一種古董鋻賞家的方法，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的學者的準確率也不過十之四五。這種方法本身就忽視了文化發展的復雜性，拋開銘文歷日天像去捉摸花紋形狀無異於舍粱肉而即糟糠。《西周銅器斷代研究三題》專門討論傳統銅器斷代法的利弊得失，強調根據器銘歷日推求實際天像在青銅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初無意在銅器斷代方面取得建樹，然而近十餘年推算西周年代的需要把他引入這個領域，使他建立起自己的銅器斷代體繫。

西周年代學既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科學問題，它不像其他歷史問題一樣允許人們見仁見智各逞臆說。檢驗一種學說科學還是非科學，至少有兩個方法，其一要看此種學說是否嚴謹，其二要看它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我留心於張聞玉及其先師張汝舟先生的年代學論著已有十餘年，平心而論，他們雖然拋棄“三正論”，允許古人用歷有一定限度的失朔失閏(這是符合觀像授時的實際情況的)，但他們主張“月相定點”，一貫以“書上”“地下”“天上”材料相一致自律，較諸任何一家有影響的年代學說立論都科學嚴格，他們可以將迄今已知而有年代可考的百數十件銅器按照歷譜一一對號入座，略無齟齬，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種學說可以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張聞玉先生的老師張汝舟教授一生坎坷，常以所學不能自明，有志難以許國為憾。他本人亦遠離學術中心，天文歷法又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不易為普通文化人理解和接受，權威名人效應也往往阻礙著新學說的流布。學術上的成見常常是寧肯盲從錯誤學說自我安慰?在真正科學面前卻止不住狼顧狐疑，所以張氏的年代學說在學術界的地位遠遠不能與它的實際價值相稱。現在國家“九五”社會科學重點攻關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投資巨萬正式上馬，《西周王年論稿》是向這一工程獻出的一份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