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中譯本序
黃留珠

在當今日本治東洋史的學者之中，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冨谷至教授是相當傑出的一位。他對中國法制史、簡牘學等均有精到的研究，著述甚豐，建樹頗多，堪稱學術界領軍式的人物。現在，他的力作《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以下簡稱《古代》），由寧波大學文學院劉恆武博士譯為中文，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及譯者約我為該著中譯本寫篇序言，盛情之下，不敢推辭。現謹就我之所知，特別是拜讀後的一些直感，略陳如下，以供廣大讀者參考，並與對此問題有興趣的朋友共討論。
《古代》作為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書店推出的“世界歷史叢書”的一種，於2003年7月29日出版。該著有副題曰《書寫材料的文化史》，由此更清楚地表達出全書的主旨。以我之拙見，覺得此書有三個突出的特點：
一、 視角新潁
歷史研究.如何捕捉新的視角，對史實做出不同以往的解釋，是每個史學工作者都盡力以求的事。在這方面，《古代》一書提供了具有啟迪意義的範例。該著用文化史的眼光，對秦漢時代確立和實行的文書行政，做了別開生面的考察。其緊緊圍繞上起戰國下至魏晉書寫材料演變的主線，著重探討了這種變化與國家行政的互動關繫，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書寫材料在相當程度上規定著行政體繫，一旦書寫材料發生變化，行政制度就會受到影響，從邏輯上講，它甚至終影響到國家政治的變化。在簡牘基礎上展開的漢帝國的行政，與紙張時代的唐代的政治之間，是必然有區別的。”像這樣一種學術考察的角度，以前實不曾有過。而如此一種小處入手、大處著眼、以小見大的研究路數，也是值得稱道的。
二、 研究精細
大家知道，研究簡牘，一般地說主要是簡牘文字釋讀，據簡文內容進行分類，以及簡的編年等。日本學者大大突破了這種常規的研究格局，從簡牘形態、樣式、書式、字體，甚至簡牘材料質地等不為研究者所注意的地方入手，進行精細研究，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古代》一書可以說集中而典型地展現了日本學者這種精細研究所達到的水平。書中在廣泛綜合日本學術界自大庭脩到籾山明、吉村昌之等幾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同時，亦充分展示了作者本人的獨到研究成果。例如關於書籍簡與文檔簡的區別，關於古代書籍成書經過的說明，關於簡冊編繩編法及收卷方法的論述，關於木簡與竹簡的區別，關於文書的界定，關於隸書的解釋等等，都體現了令人欽佩的研究精神。特別是對於人們所熟知的諸如秦帝國的“書同文”、孔子的“韋編三絕”等史實的解讀，更是體現了作者善於發現、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本領，凸顯了其研究問題的精細。
三、 雅俗共賞，圖文並茂
《古代》雖為一部學術著作，但文字生動，深入淺出，章、節之間環環緊扣，銜接自如，且頗具藝術色彩。把艱深的學術問題，如此娓娓道來，讓更多的讀者能夠看懂，並感興趣，做到雅俗共賞，沒有高超的學術駕馭能力和深厚的研究基礎是難以做到的。據我所知，冨谷教授長期以來一直關注書籍文化的研究，用力於古文書學的考證。2001年出版的由他主編的《流沙出土的文字資料——以樓蘭、尼雅文書為中心》一書（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應該說是這方面的標志性成果。收錄在此書“研究編”中的他的論文《3世紀至4世紀書寫材料的變遷》，以及發表在同年《東方學報》（京都47）上的姊妹篇《晉泰始令之成立》，實際上為《古代》一書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正因為有了如此的學術積累，所以《古代》一書纔能夠運用嫻熟，“治大國若烹小鮮”，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另外，全書還配有一百多幅圖版。這些圖版或進一步補充、完善書中的文字說明，或作為圖示將抽像概念具體化，或直接構成書籍內容的一部分。如此圖文交融，圖文並茂，大大增強了全書的可讀性。
當然，如果從其他角度做審視，對《古代》一書肯定還會做出別樣的認識或概括。不過，在我看來，上述的三個特點卻尤其值得體察與重視。
關於《古代》中譯本的譯文，也很有些特色，需要說一說。外文的中譯，歷來有直譯與意譯兩種譯法。實際上，這二者各有優劣。完全直譯，難免生硬，有悖漢語表達習慣；完全意譯，則容易走樣，有失原文風貌。所以的選擇，應該是將兩種譯法有機相結合。《古代》的中譯，基本遵循直譯，但也適當結合意譯，既顯現了原語種的韻味，又避免了過分的生硬感，處理得比較好。特別是對日語當用漢字的翻譯，恰到好處，突出反映了譯者熟練掌握日、漢兩種語言的能力和所具備的豐富歷史、考古專業知識。
後，我想指出的一點是，這冊《古代》中譯本所隱含的一種特殊情結。具體說，應該叫做西北大學校友情結。原來，《古代》作者冨谷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初，曾在西北大學秦漢史研究室做研修學習，二十年後又受聘為西北大學海外兼職教授。《古代》中譯本譯者，原是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考古專業的畢業生，後赴日本深造，獲博士學位。而我本人，研究生亦畢業於西北大學，並一直在這所學校供職任教。從這種意義上講，我與《古代》一書的作者、譯者，均為西北大學的校友。他二人之所以囑我為中譯本作序，主要也當出於這種校友的情緣。所以，《古代》一書的中譯本，實際上正是西大校友間一次愉快而成功的學術合作。盡管我與《古代》作者分屬不同的國家，與譯者分處不同的省區，但西大校友的情結卻始終把我們緊緊連在一起。不難預料，以這種西大校友情結為紐帶，今後我們還將會在更廣泛的領域繼續進行有效的學術合作。

2006年2月26日草訖於西北大學秦漢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