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導 言

戰爭與政治的交互作用，是宋朝初創時期重要的驅動力量。戰爭與政治不僅塑造了帝國的疆域範圍和治理結構，而且使宋朝的特征和文化得以形成。這兩種力量作為開國君主宋太祖（960—976 年在位）的權力來源，幾乎密不可分；但在第二位皇帝宋太宗（976—997 年在位）統治時期逐漸分離；到了第三代君主宋真宗（997—1022 年在位）時，則至少就皇帝權力而言已幾乎完全分離。這一過程一直被簡單地解釋為文人力量（civil power）崛起並取代武人力量。但是，政治權力向政府官僚的轉變存在著具體的、歷史的原因，不會因為某種旨在強調文化價值超過軍事價值的帝國規劃而發生。弔詭的是，十一世紀初出現的文官主導型政府，是經由半個世紀的戰爭與個人政治（personal politics）而產生的。

因為文官的權力不出中央政府，所以十世紀末，他們在政府官僚體制中被賦予了權力。初，位於開封的帝國政府沒有多少權威。軍事和政治權力都屬於皇帝個人，而皇帝的權威來自他的軍事勝利，以及他與中央禁軍將領們的私人聯繫。通過這些私人紐帶，宋太祖纔能夠集中王朝軍力用於征伐而非內鬥， 繼而以軍事勝利謀求政治穩固。之後，王朝與皇帝個人逐漸分離，而且由於征服戰爭的勝利，帝國政府獲得了權力。一旦中央政府獲得了權力，那麼服務於其中的官僚也會獲得權力。與此同時，軍事問題雖然仍要求在中央政府中保持龐大的官僚機構，但是已經成為邊緣的或外圍的事務。武人服務於朝廷，由朝廷發放俸祿，統領帝國軍隊，而不再維持藩鎮力量。所有這些發展，都是由軍事勝利驅動、由政治鬥爭形塑的。宋代早期歷史的這種特殊走向，並不具有順理成章的必然性。

十世紀末的宋朝政府，還不是十一世紀時那個由一群進士及第的文官主導的政府。掌握權位的武人或文人，都沒有顯赫的功名。十世紀時的宋朝文化為十一世紀時繁榮的士人文化奠定了基礎，但是它絕不同於那種文官主導、政治驅動的文化。十一世紀時對何為“適宜”、何為“正當”的理解，以及視士人主導政府為歷史必然的觀念，極大地影響了對宋初歷史的書寫。但在十世紀時，軍事與政治事件產生的作用與反作用引導著王朝發展的進程，這一進程並沒有明顯的歸處。

從十一世紀開始， 宋朝建國就被描繪成一個非軍事化、文官掌管軍務的過程，也是長期支配中國政治的暴力史的終結。然而，北宋的奠基之君們並沒有摒棄戰爭，而是成功地利用戰爭，幫自己解決了大量政治與疆域問題。在宋朝政權的創建過程中，單次戰役對朝堂內外產生的影響，與其攻城略地的直接效果同樣重要。因此，戰爭以及其中更基礎性的戰役在宋帝國建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還必須從政治活動和領土取得等方面加以探討。宋太祖的政治命運與軍事命運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軍事勝利就是他的政治成就。帝國建基於武力征討的勝利，而宋太祖的皇帝威嚴也深深植根於此。

到了太祖之弟太宗即位後，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這種關繫也並未隨之立即改變。雖然宋太宗迅速安插心腹之人進入政府， 但他依然認為鞏固皇位需要軍事勝利。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對的。兄長的征服遺願尚未完成，宋太宗仍然需要向軍事精英們——宋太祖確立的皇室與宿將聯姻政策下的產物——證明自己。太宗的問題在於，作為軍事統帥，他力不從心。順利征服北漢的榮耀一過，緊接著就是在試圖攻奪燕雲十六州時遭遇的慘敗和奇恥大辱。此後他的軍事履歷也都乏善可陳。對他而言， 切斷或至少削弱政治與戰爭之間的聯繫變得十分必要。皇室自身與軍事間的紐帶，以及對遼戰爭期間軍隊所凸顯的重要性， 都使宋太宗無法完全拋棄軍事。他很可能感到疑慮，自己為此采取任何明顯的舉措都會威脅到皇位。他隻能逐漸地將政府的中心轉移到沒有實權的文官上來。

太宗之子真宗繼承皇位時，帝國的官僚體繫仍未健全，且有一場重大戰爭亟待解決。真宗的即位不存在那麼多爭議，他似乎也不像其父那樣感受到來自軍事精英的諸多威脅。但是，當他能夠在安撫軍事問題上稍稍抽身時，先皇的培養再加上朝中新崛起的文官的主導，使他開展了一場持久的修文運動，以敦促官員服從他的意志。他的個性和教養使他沒有簡單地利用皇帝的支配權力去逼迫他們這樣做。他也沒有受到他們的威脅——這也許導致了他及之後的宋代皇帝們對待官員的寬大方式。真宗的修文舉動，加上與遼國敵對狀態的解除，去除了軍事行為對皇帝權力的政治影響，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十二世紀。

所有這些軍事和政治成功的基礎，在於精英（在宋初主要是軍事精英）與皇室之間密切的交往關繫。宋太祖的個人紐帶和領袖地位，對引領王朝步入正軌尤為重要。初將宋朝政權扭結在一起的是私人紐帶，以及維持這一紐帶的效忠關繫。宋朝建國並不成功，因為太祖利用官僚體制削弱了許多前朝將領的軍事和政治權力。他通過與這些將領的私人關繫說服他們放棄權力，讓自己成為皇帝。太祖沒有通過暴力，而是靠著對皇室與宿將聯姻從而加強聯繫的許諾（他一直遵守著）實現了這一點。因此，宋朝建國是一個極為個人化的故事：接近權力的一小撮人通過協商而擁護其中一人施行統治。

有關宋朝建國的非軍事化、非政治化和個人化的詮釋，是此前對帝國的實體和政治構造的全部理解。在導言的餘下部分， 我將扼要地討論這些詮釋。在第二章中，我會轉向本書的方法論；之後我將詳細敘述宋帝國的建國過程，戰爭與政治的作用將會得到更完整地呈現。我的分析將會從概述五代十國開始， 接著按照時間順序敘述從周世宗到宋太祖、宋太宗時期的軍事和政治活動，後結束於澶淵之盟達成不久的真宗朝。

宋朝建國的非軍事化

楊雄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

範祖禹的《唐鋻》一書寫於十一世紀，他將宋朝建國解釋為非軍事化過程，雖然顯得有些，不過卻與同時代許多宋朝官員和歷史學者的看法如出一轍。b 開國僅一百年後，創造帝國的那些行動就被簡單地忽視了，取而代之的是兵不血刃、必然發生的建國敘述方式（第二章中我會討論歷史編纂的議題）。但這種超乎自然的建國方式，還是因為宋朝無力完全恢復唐朝的疆域而站不住腳，這種無能為力漸漸地通過宋太祖采用的所謂“先南後北”戰略而得到掩飾。

960 年 2 月 3 日的兵變， 讓宋太祖成功地從後周將領的位置上再進一步，成為宋朝皇帝。雖然隨後正式建立政權看似輕輕松松，但是宋太祖卻不得不連續十六年南征北戰，以創建一個名實相符的帝國，讓自己成為名副其實而非徒有虛名的皇帝。因為太祖及其後的皇帝們在政治和軍事上都較為成功， 所以宋代政治家和歷史學者們纔視宋朝立國為必然。這種目的論式的觀點並不是一種偶然，其背後的動因是要把宋朝放到中華王朝的正統譜繫中。那些土地曾屬於漢、唐帝國而不屬於宋帝國的政權，都被說成是“恢復”中央的原有統治，這就從修辭上確立了宋朝源自漢唐的正統地位。

正統王朝的建立通常滿足三點假定，中國歷史學者們認為宋朝也滿足這三個條件。首要在於，天下隻有一位正統之君， 他因為德行而享有天命，世間的其他統治者都要承認他的至高地位。其次，戰勝舊朝、建立新朝的能力也來源於天命。後一點，華夏民族所居之地理所當然是正統皇帝統治下帝國的中心。這些假定不光預設了對帝國建立的歷史描寫，而且使宋代君主和官員在評估建國過程時有了偏見。

宋朝建國過程中那些不符合理論模型的方面，都被塗抹得與理論一致。範祖禹書中所言就清楚地顯示，對其他政權見到宋朝勝利的必然性就望風披靡的描寫，掩蓋了它們在何種程度上臣服於宋朝。戰爭結束後的領土取得宣示了天命所歸的軍事實力，這其實顛倒了起因與結果的次序。

享有天命的好證明就是控制漢唐時期的疆域範圍。不過，宋朝建國以及由此而來的正統性，二者都不完美。盡管它在與南方政權和北漢的較量中連連獲勝，卻敗給了草原帝國——遼。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不得不接受遼國對曾屬於唐帝國的燕雲十六州的占領，此外還不得不面對遼朝皇帝的存在。就此，他延續著對五代君主（或許還有宋太祖）來說非常自然的承認。相比於通過澶淵之盟做出領土讓步以結束宋遼敵對關繫，與遼朝皇帝平起平坐更加不合理想。宋朝已然攻占並恢復了漢唐時期的大部分領土，盡管美中不足，但是宋朝已能順當地宣稱自己得到了天命。這就需要構建一套關於宋朝建國的敘述，以調和中國歷史慣說與歷史事實間的張力。不過，折中隻會在理想與現實間兩相扞格。

每位皇帝在帝國軍事和政治構建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相同，其影響因素包括軍事命運、前任遺囑和個人性情，但是這三位皇帝及其官員們的行為都應被整合進一個對宋帝國如何及為何這樣成形的統一解釋。這就需要進一步解釋，一個正統王朝為何無法戰勝遼朝、拿下燕雲十六州，從而再現漢唐的廣袤疆域。人們認為，宋朝如此建國，全部責任都在皇帝們的決策，因為無論是遼朝的意圖，還是錯綜復雜、變幻莫測的軍事因素，都不能籠統地放到一起解釋。這種設想顯著地抬高了燕雲十六州代表軍事虛弱的像征價值，完全超出了它們原本僅限於軍事範疇的重要性。簽訂澶淵之盟、放棄燕雲十六州，就成了宋朝既定戰略的合理結果。但是，是哪種戰略呢？宋朝初年，針對軍事行動的奏議不勝枚舉，但隻有趙普於 968 年提出來的“先南後北”戰略保證了宋太祖的戰績，也規定了征服戰爭的不完美結局。從結構上看，趙普的提議成了整個宋朝征服戰爭的一幅藍圖。這一戰略甚至早在宋朝建國前就被提出，這個事實似乎讓這種神話變得更加可信了。

“先南後北”戰略從初提出到貌似被采用，都是在後周（951—960）時期。後周即趙匡胤取代的那個政權。955 年，後周第二位皇帝周世宗要求官員們進獻“致治”之法。刑部官員王樸的奏議據傳獲得了評價，並被載入後來的史書，用以描述計劃中的統一戰略。除了呼吁一個開明進取、施行仁政的朝廷，王樸顯著的戰略要點就是先平定南方諸國，再移兵攻打北漢、奪取燕雲十六州。趙普968年的提議與之相似， 但更為簡單。實際上，沒有哪位皇帝真正遵循了“先南後北”的順序。周世宗在占領南唐的部分疆土後就揮師北征，宋太祖南征勝利期間也伴隨著數次北伐失敗。

盡管宋太祖（及周世宗）征伐的實際順序與王樸、趙普的計劃大相徑庭，用“先南”戰略來解釋帝國建立的過程，還是受到了宋代歷史學者和文官們的歡迎，原因有三。，這讓他們能夠忽略太祖的一些敗績，讓太祖的軍事履歷成為道德力量和軍事實力的完美展現。第二，因為太祖的成功被視為不可阻擋的，所以從官員的建議中選擇正確的戰略，就比將領如何執行戰略更加重要（當然，“正確”戰略的失敗總是可以被歸罪於拙劣的執行能力）。在帝國建立的過程中，文官的作用也就比武人更重要。第三，這將奪取燕雲十六州和對遼戰爭失敗的癥結歸因於計劃不足，而非道德上的缺陷或正統性的缺失。因果關繫得以巧妙地建立起來，單次軍事行動的重要性被棄置不顧。同時， 對文官來說，起用文官、由中央政府掌控帝國等更具重要意義的過程得到了強調。這導向了另一種目的論式的結構，即宋朝建國之成功，原因在於強調文官治理而非武人治理，而不是軍事勝利為文官主導型政府創造了前提條件。

宋太祖的軍事履歷或許可以證明他享有天命，然而太宗的歷史地位卻有點模糊不清。太宗在 979 年能夠成功消滅北漢，一定程度上是借用了太祖為削弱北漢所采用的方略。太宗乘勝直接移師攻遼，試圖奪取燕雲十六州。但是遼軍的反擊衝垮了宋軍，迫使太宗逃離戰場。盡管太宗兩次企圖收復燕雲十六州均遭失敗（第二次在 986 年），但至少都是采取攻勢。按照宋代史籍的觀點，太宗具有宏圖大略，隻是執行不力。太宗歸罪於自己的將領（其中許多人在太祖時期都戰功赫赫），然而他自身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

接下來，真宗就得面對遼朝的存在了。考慮到真宗是一位長於深宮的皇帝，我們可以理解他遠不如太祖、太宗那麼孔武善戰。後世的中國政治家和歷史學者們都感到真宗對遼朝讓步過多，但他們也都承認，即便是在漢、唐時期，與貪婪、好戰的北方蠻族打交道也是一件費力的事。既然王朝采取守勢，那麼宋真宗就被刻畫成保護王朝不受蠻族侵擾的形像。於是，當遼朝皇帝試圖毀滅新朝、征服中原時，宋真宗表現出了巨大的勇氣，他親臨險境，在澶淵趕走了攻入的遼軍。在結束雙方敵對狀態的盟約中，真宗做出了包含每年輸出賠款的正式讓步， 但表面上遼朝的讓步更大，因為他們不得不放棄針對中原的既定計劃。從這方面講，真宗是英勇而成功的。此外，基於對遼朝在澶淵之盟之前和之後始終想要滅亡宋朝的誤判，宋廷在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初一直認為，隻有靠軍隊的忠誠警戒纔能保證帝國的安全。直到 1126 年面對金軍的攻勢，這種臆想出的北方防御的成功策略纔終土崩瓦解。當時，金軍剛剛攻滅了遼帝國。

南宋朝廷和後來的歷史學者將遼、金並為一談，視之為相似的、持續的蠻族威脅，而在澶淵之盟中被正式割讓的燕雲十六州失地，則成了面對這種威脅的顯著例證。但在十一世紀，燕雲十六州曾是宋朝不夠完美的建國方式的實在像征。它們初的戰略意義已經讓位於其在宋代歷史意識形態建構中的位置，這種意識形態拼命掩蓋對遼朝的退讓。宋廷可以在內部文書中稱遼朝皇帝為“契丹汗”，從而否認遼帝國的存在及其統治者作為皇帝的威嚴。但是燕雲十六州的失敗卻無從掩飾，而且從宋廷的角度來說，這為宋朝持續的敵意提供了合理的控訴理由。宋朝的這一立場忽略了遼朝對遭受宋太宗無端攻擊的憤憤不平的合理性，遼朝在十一世紀時的威脅更證實了宋朝的畏懼。並且，從那些在十二世紀金軍縱橫華北時、在十三世紀蒙古滅亡南宋時書寫歷史的學者的目的論視角看，草原帝國的實力和意圖都是可預料的必然結果。但在十世紀時，那種關於宋朝積弱、遼金意圖、“先南”戰略的探索式的簡單框架設計尚未完全成形和具體化。初期的宋帝國仍是強大的，它的內政仍是有活力的、個人性的、不確定的，軍事行動的後果還不可預見。

然而，在帝國的修辭術之下，是關於新王朝權力的內部政爭。首先，隻有真實的軍事實力的內在價值，纔能在面對政治領域的不確定性時提供可靠的屏障。但是，隨著王朝逐漸穩定以及其中政治權力的價值不斷增長，有權勢的將領們用軍隊換取了*佳的行政職位和與宋太祖的親密關繫。於是，他們僅僅聽從宋太祖——那個利用自己在後周的軍事地位建立宋朝並總攬軍政大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