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奇纔張蔭麟及其宋史研究蒙木一、張蔭麟生平大概張蔭麟，1905年11月出生於廣東東莞石龍鎮。1923年考入清華學堂，在清華7年，是一個如饑似渴地在圖書館裡鑽研的好學生。入學僅半年，即在《學衡》雜志發表《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對老師梁啟超考證老子事跡的提出異議，梁啟超嘆為天纔。他積極參加當時學術界的許多討論，公開撰文批評胡適、郭沫若、梁漱溟、顧頡剛、馮友蘭諸先進的思想和著作。1929年畢業後，獲公費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西洋哲學史和社會學。1933年他在斯坦福大學致信張其昀（1900— 1985）表示，自己將以史為志業，學習哲學、社會學是為治史做準備，希望從哲學中得到“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明了“人事之理法”。是年鼕，張蔭麟獲哲學博士學位後歸國。陳寅恪向傅斯年特地說：“張君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人，弟嘗謂庚子賠償之成績，或在此一人之身也。……其人記誦博洽而思想有條理，若以之擔任中國通史課，恐現今無更較渠適宜之人。若史語所能羅致之，則必為將來有希望之人纔。”因為史語所經費困難，張蔭麟回到清華歷史、哲學兩繫任教，並兼任北大一門歷史哲學的功課，常常看書寫文章至夜深不睡。受聘當年，他加入了吳晗等發起的史學研究會，又與容庚、容肇祖、徐中舒、商承祚等發起成立金石學會，與容庚、顧頡剛、洪業等創辦《大公報·史地周刊》；史哲雙棲，他稍後和賀麟又一起參加了馮友蘭、湯用肜、金嶽霖等1935年創立的中國哲學會。1935年，因傅斯年，張蔭麟應之聘編撰高中歷史教材《中國史綱》。抗戰爆發後南下，1938年任西南聯大教授，講授宋史和邏輯學。因為婚變、待遇等原因，1940年7月他離開昆明赴遵義浙江大學任文學院史地繫教授，主講中國上古史、唐宋史和歷史研究法。按照張蔭麟自己的說法，《東漢前中國史綱》於是年刊布，他在自序中寫道：“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結集，把他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這本書既不重考證，也不繁瑣征引，而是融會貫通後，用“講故事”的筆法，畫出四千年來動的歷史，開通俗性通史之新河，好評如潮。錢穆說：“常謂張君天纔英發，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諸科……則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張其昀說：“《中國史綱》一書是嘔心瀝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後，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書價值，識者自有公評，即就文字而論，亦用力至勤。世人多驚羨其文筆之粹美，以為勝過一般文學創作，不知其字字珠璣，皆為潛心涵泳幾經錘煉而後成。”後來陳夢家推許這本書為“歷史教科書中好的一本創作”。 1941年夏，他還與張其昀等浙大同人創辦《思想與時代》雜志，試圖“在建國時期從事思想上的建設，同時想以學社為中心，負荷國史編纂之業，刊行《國史長編叢書》”。這時期，張蔭麟治史重心轉為宋史，“搜宋人文集筆記殆遍，論宋事諸篇精審越古作者，讀書著文恆達旦。”熊十力說：“蔭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懷衝曠，與人無城府，而一相見以心。使天假之年，縱其所至，則其融哲史兩方面，而特闢一境地，恢前業而開方來，非蔭麟其誰屬乎？”但當學界普遍寄予厚望時，他因為慢性腎髒炎又缺醫少藥，全身浮腫，病痛的折磨令他難以忍受，常常號啕大叫，於1942年10月24日不幸病逝，年僅37歲。張效乾回憶說：“蔭麟師在病危的時候，猶朗誦《莊子·秋水篇》。……聲音悲涼，誦後似感舒暢，默然無語。”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但死與生的距離如此之近！學界同人莫不悲悼。吳宓先生聲淚俱下，惋嘆不已，挽聯曰：“玉碎珠沉憐爾我，麟傷鳳逝黯人天。”在日記中，他寫道：“英纔早逝，殆成定例。宓素以蔭麟為第二梁任公，愛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歲《中國通史》之作，創為新體……且未卒業而殂逝，亦與任公同。”熊十力、陳寅恪、馮友蘭、朱自清、錢穆、張其昀、王芸生、賀麟、吳晗、錢鍾書等名流紛紛以詩文紀念他。陳寅恪寫有《挽張蔭麟二首》：“流輩論纔未或先，著書何止牘三千。共談學術驚河漢，與敘交情忘歲年。”朱自清《挽張素痴》五古：“淋漓修國史，巨眼幾揮斤。自古纔為累，天慳狷與狂。”錢鍾書《傷張蔭麟》五古詩中說：“清晨起讀報，失聲驚子死。天翻大地覆，波雲正譎詭。絕知無佳訊，未忍置不視。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紙。”後附帶說一下張蔭麟的學術輩分，以便讀者對他有一個清晰的定位：他比顧頡剛（1893—1980）、洪業（1893— 1980）、容庚（1894—1983）、錢穆（1895—1990）、傅斯年（1896—1950）、李濟（1896—1979）等略晚，亦師亦友；作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的學生，比吳晗（1909— 1969）、夏鼐（1910—1985）、錢鍾書（1910—1998）稍長。二、張蔭麟的宋史研究張蔭麟是早在大學裡開設宋史課程的教授之一，宋史研究更是他人生後半段的學術重心所在，“搜宋人文集筆記殆遍，論宋事諸篇精審越古作者，讀書著文恆達旦。”他在西南聯大指導丁則良（1915—1957）、李埏（1914—2008），在浙大指導徐規（1920—2010）等治宋史。顧頡剛檢點現當代中國史學斷代史研究的成就，認為宋史研究以鄧廣銘和張蔭麟貢獻。吳晗說張蔭麟“已寫成的論文有六七篇，都很精警，有獨到之處”。其實總括張蔭麟關於宋史文章逾二十篇。引人注目的還是他志在寫兩宋通史的努力。據他去世一年後《思想與時代》第27期發表的《北宋四子之生活與思想》前面的編者識說：先生於《中國史綱》宋史部分，擬作五章：（一）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二）北宋的外患與變法；（三）宋代的文學與思想；（四）女真的興起與宋金的和戰；（五）蒙古的興起與金宋的覆滅。早在1935年，他發表的高中本國史教科書草目，第三十五章至第四十二章是關乎宋代的，篇目依次是：宋的建國及其規制；宋與契丹、西夏；北宋的社會及文物；慶歷新政與熙寧新法；女真的興起和宋室的南渡；南宋的社會和文物；朱熹的理學；遼國的社會和文物。顯見同人的編者識所言是作者早年草目的修正。作者認為寫通史，就是要明晰、有趣地普及那些人人應知，而無人能否認的歷史常識，這個常識的取舍按照所謂“新異性”“實效”“文化價值”“現狀淵源”四重標準，依次說也就是：內容的特殊性、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增進真與美、啟發當代問題的理解和解決（參閱《論史實之選擇與綜合》）。他寫作通識的思路就是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所選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參《東漢前中國史綱·自序二》）張蔭麟對好友謝幼偉說，寫考據文章易，寫通史文字難，張蔭麟特別注意歷史的美學價值。謝幼偉回憶在遵義曾看張蔭麟寫《中國史綱》關於宋史部分的幾章，“原稿塗改之處甚多”。所以本書將《思想與時代》第27期編者識看作張蔭麟寫《兩宋史綱》的綱目，以此排比他關於兩宋的文章。《兩宋史綱》章是作者生前審定發表的。通史原為普及，缺略是難免的，因此本書將其相關的六篇論文附錄於後。篇質疑金匱之約的真實性也就是質疑宋太宗繼位的合法性；第二篇《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涉及宋代政治史上兩個很重要的關節，是後來宋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課題。可注意的是《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一篇，該文所論述的宋代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南移，確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大關捩點。《北宋的土地分配與社會騷動》是用社會統計方法研究歷史的一個嘗試，其結論很有意思：社會騷動與土地的集中沒有直接關繫，也就是說反抗激烈的地方未必是被壓榨殘酷的地方。至於王小波、李順之亂，一經撚出，後來成為我們主流歷史教科書膾炙人口的故事。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與變法，也是已經發表的成稿，將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一並寫來，參酌人物軼事，將範仲淹和王安石的人格形像寫得非常生動。1937年他擬就的《兒童中國史》目錄關乎宋代的英雄人物傳包括：寇準、範仲淹、王安石、宗澤、孟珙、文天祥。因為抗日期間，張蔭麟對抵御外侮和對內改革弊政的歷史英雄是格外注意的。第三章，宋代的文學與思想。他隻是開了一個頭，這便是“北宋四子之生活與思想”。附錄四篇，主要是他關於太極說和陸九淵思想的討論。這裡顯然缺少了朱熹理學這個關鍵點。張蔭麟本來是學哲學的，他對宋代全面思想論述的缺失讓人倍感遺憾。歐陽修、蘇軾、辛棄疾的文學成就是全部缺略了，僅僅有一篇《曾南豐先生年譜序》，鋻於文章性質以及曾鞏在中國文學史中不甚顯赫，本書未收。該文非常簡短，大致觀點是：文章與世運為隆污。五代之文蕪而弱，太祖、太宗兩朝館閣篇章不過五代之餘；王禹偁、楊億有纔無識；尹洙有識無纔。直到歐陽修奮起提倡古文，加之東坡之宏肆，王安石之奇峭，曾鞏之質健嚴整纔成就盛宋文學的規模。第四章是全缺的。附錄兩篇，一是《跋折公墓志銘》，主要彰顯張蔭麟對出土資料的重視；同時鉤沉折可存（1096— 1126）這位宋史無傳的將領，他有抵御西夏和抗金經歷，還可資考辨方臘和宋江故事。二是劉锜與順昌之戰，這是南宋抗金戰爭中，以少勝多、以步制騎的著名戰例。至於大家耳熟能詳的嶽飛、韓世忠的抗金故事，抱憾而缺。第五章也是全缺的。附錄三篇，主要是一質疑端平入洛的是非曲直，二關於南宋的軍隊、民生和財政等問題，說明南宋之亡的歷史之由。張蔭麟另有《南宋末年的民生與財政》，寫得清晰易懂，隻是內容完全和稍後的《南宋亡國史補》的第二部分相疊合，且材料不如後者豐贍，所以本書未收。張蔭麟的宋史研究成果大致荟萃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