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中國大歷史

編輯推薦

★黃仁宇先生代表作之一。

★黃仁宇先生影響深遠的“大歷史觀”的奠基之作。

內容簡介

作者以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從夏商周開始，闡述了中國兩千年的文明史，勾畫了中國歷史數千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經濟體制、軍事戰役、藝術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為重點著眼的則是——政治經濟體制的發展。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是以中央集權為特征，繼而形成百年不變的官僚體繫，而維繫上下級的管理規則，則是一種以儒家為基礎、幾經修正的道德倫理的意識形態。此種統治形態，歷經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變。此種統治形態，產生於夏，基本形成於宋，而極致於明。在本書中，作者改變了以往歷史學家的著述方式，主張用綜合與歸納之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連貫的綱領，進而思考各歷史事件的積極性格及前後連貫的出處。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繫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退伍後赴美攻讀歷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後出版了《萬歷十五年》、《中國大歷史》，以“大歷史觀”享譽華人學界。2000年1月8日病逝於紐約上州的醫院中，享年82歲。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文版自序
章西安與黃土地帶
第二章亞聖與始皇
第三章土壤、風向和雨量
第四章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長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歷史向側面進出
第九章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北宋：大膽的試驗
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文版自序

章西安與黃土地帶

第二章亞聖與始皇

第三章土壤、風向和雨量

第四章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長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歷史向側面進出

第九章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北宋：大膽的試驗

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

第十三章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第十五章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滿洲人的作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臺灣、香港與澳門

附錄

中國社會的特質

站在歷史的前端

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前言

序言
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俑者。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繫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裡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序言

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俑者。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繫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裡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十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後）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地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地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纔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做歷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裡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三十九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裡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繫，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繫囫圇地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千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繫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制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歷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繫統裡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地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直線的途徑大步跨踐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隻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采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七萬六千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五十頁，也要四五年，並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繫。《資治通鋻》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隻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鋻》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繫。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來說，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鋻》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己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一百三十三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十二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好的線索。迄今我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地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干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復，我在稿中隻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像，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像，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纔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臺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在報刊裡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松講到他見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裡的地方，這邊那裡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員的工作隻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志裡出現。這種趨勢和征像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彙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繫，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國研究17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有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隻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國歷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做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十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復成為生產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纔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四次，親歷牙買加、洪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黃仁宇

1993年8月18日紐普茲

媒體評論

今日在世的歷史學家，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牆前積累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歷，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歷為資源，在大牆內別開生面，創獲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
上海大學歷史繫教授，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學勤

“黃仁宇現像”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劉志琴《黃仁宇現像》

對於黃仁宇而言，“大歷史”式的探討，*後甚至已經接近了神學的領域：“大凡將人類歷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像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今日在世的歷史學家，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牆前積累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歷，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歷為資源，在大牆內別開生面，創獲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

上海大學歷史繫教授，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學勤

“黃仁宇現像”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劉志琴《黃仁宇現像》

對於黃仁宇而言，“大歷史”式的探討，*後甚至已經接近了神學的領域：“大凡將人類歷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像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臺灣）劉季倫《
“大歷史”下的個人》

在線試讀

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分野
中國歷代都在追求全國的對稱與均衡，在社會上構成了不少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
我們所謂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無非是從過去農業社會的管制方式，進入以新型商業條理為依歸的管制方式所產生之後果。這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要透過社會的各階層。當中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這個國家纔能進入“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境界。
大凡管理人類的方法，基本上隻有三個：一是精神上的激動，以神父牧師和政治指導員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權強之就範，以軍隊、法庭為執行的工具。三是策動個人的私利觀。當個人都趨利務實時，就不期而然的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雖說沒有一個國家隻執著以上的一種方案而置其他兩種不顧，但是很顯然的，以第三種方案為主，即促進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有實效。這種體制既能越做越大，而且經濟效率提高之後，生產與分配愈合理化，人民的生活程度也隨著增高。
又因社會上分工合作的條件愈繁復，個人也有選擇的機會，人與人間的關繫。施政時又以數目字作根本，則免除了以私人人身關繫做主的曖昧遊離。凡此種種後果都使這個國家與社會產生一種流線型的觀感。
可是一個國家和社會能否進入此種體制，並不全由意志做主。它與地理條件和歷史背景有不可分的關繫。從世界史上看來，現代化之程序先由人口少面積小的國家開始，如在歐洲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發動，又由海岸線長的國家漸及於大陸性格的國家，荷蘭與英國就較法國占先。日本較中國占優勢，大體上已由這地理的環境決定。
日本的現代化以明治維新為重要的裡程碑。然則維新之前的一百年，社會體制已向商業化的路途上演進。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國承平，武士階級已失去他們原來的用途。各藩“大名”則在各地成為帶著競爭性的農業生產者。他們多在大阪設有指派的商業經理，稱為&ldqu”，其堆棧則稱“藏房敷”。同時由於幕府的各項規定，江戶（即日後之東京）、京都和大阪已成為了全國性的消費市場。批發商則稱“問屋”，同業公會則有“株仲間”。銀行業也由幕府督導下的“十人兩替”和“三人組”承當。海上交通又有了“回船”的出現，不僅有定期航線和固定的腳價，而且將船貨漂失的損失，分攤給組員之間，等於兼辦海上保險。
及至19世紀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間展開了所謂的“天保改革”。各處減輕賦稅，擴充公賣，以特產作為擔保，發行票據，整理公債，使商業化的趨向愈為明顯。因之明治維新之後順著這歷史上的潮流，新建設和新措施持續展開，已成為一種有組織有體繫之運動，所以事半功倍。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分野

中國歷代都在追求全國的對稱與均衡，在社會上構成了不少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

我們所謂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無非是從過去農業社會的管制方式，進入以新型商業條理為依歸的管制方式所產生之後果。這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要透過社會的各階層。當中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這個國家纔能進入“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境界。

大凡管理人類的方法，基本上隻有三個：一是精神上的激動，以神父牧師和政治指導員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權強之就範，以軍隊、法庭為執行的工具。三是策動個人的私利觀。當個人都趨利務實時，就不期而然的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雖說沒有一個國家隻執著以上的一種方案而置其他兩種不顧，但是很顯然的，以第三種方案為主，即促進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有實效。這種體制既能越做越大，而且經濟效率提高之後，生產與分配愈合理化，人民的生活程度也隨著增高。

又因社會上分工合作的條件愈繁復，個人也有選擇的機會，人與人間的關繫。施政時又以數目字作根本，則免除了以私人人身關繫做主的曖昧遊離。凡此種種後果都使這個國家與社會產生一種流線型的觀感。

可是一個國家和社會能否進入此種體制，並不全由意志做主。它與地理條件和歷史背景有不可分的關繫。從世界史上看來，現代化之程序先由人口少面積小的國家開始，如在歐洲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發動，又由海岸線長的國家漸及於大陸性格的國家，荷蘭與英國就較法國占先。日本較中國占優勢，大體上已由這地理的環境決定。

日本的現代化以明治維新為重要的裡程碑。然則維新之前的一百年，社會體制已向商業化的路途上演進。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國承平，武士階級已失去他們原來的用途。各藩“大名”則在各地成為帶著競爭性的農業生產者。他們多在大阪設有指派的商業經理，稱為&ldqu”，其堆棧則稱“藏房敷”。同時由於幕府的各項規定，江戶（即日後之東京）、京都和大阪已成為了全國性的消費市場。批發商則稱“問屋”，同業公會則有“株仲間”。銀行業也由幕府督導下的“十人兩替”和“三人組”承當。海上交通又有了“回船”的出現，不僅有定期航線和固定的腳價，而且將船貨漂失的損失，分攤給組員之間，等於兼辦海上保險。

及至19世紀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間展開了所謂的“天保改革”。各處減輕賦稅，擴充公賣，以特產作為擔保，發行票據，整理公債，使商業化的趨向愈為明顯。因之明治維新之後順著這歷史上的潮流，新建設和新措施持續展開，已成為一種有組織有體繫之運動，所以事半功倍。

中國不僅沒有如此歷史上有利的背景，而且歷代都在追求全國的對稱與均衡，在社會上構成了不少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譬如說宋儒朱熹執行“人子不蓄私財”的原則，幾百年後還在社會上構成“清官不問家務事”的風尚，使私人財產權無從確定，阻礙了現代法律的發展。民國成立之後，既無適當稅收之來源，足以產生一個有效率的政府，況且又受外強不平等條約的壓迫，政權的獨立自主尚成問題，更不容易談到突破環境創造新體制了。

臺灣的機會與困境

臺灣現行很多工商業的規定，不由法律做主，而仍是沿襲行政機構所頒的章程。

臺灣在19世紀後期，農業已有片面商業化的趨向。日據時代，這種趨勢仍在繼續，如糖、米、樟腦和茶業已向日本輸出。顯然的，光復之後因內戰的發展使全島處於戰時體制，很多特殊的措施纔能超速的付諸實施。譬如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不僅使貧農的生活獲有保障，而且強迫將農業裡剩餘的財富投資於工商業。1988年我到基隆附近的鄉下巡視，就知道了電氣已在1960年間就進入農村。當地的田地仍由家中中年以上的人手耕種，年輕人則在臺北市裡另有工作，隻到星期天纔回家休歇。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歷來的問題，不盡在人民失業，而是就業的程度不夠。

臺灣接受美援之後，先不注重有名望的超級工業，而以“加工”的方式，將勞動力當成資源向外輸出，以存積資本，這樣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交流，先構成了低層鞏固的基礎。以後的發展，就有了根據。

這當然不是抹殺初大陸來的移民胼手胝足墾地開荒的功績。隻是若問到“特別有利的機會點”，我不能不尊重這些特殊環境下所遺留下來的積極性格。

此外要講到1949年後，由大陸遷移過來的人纔與師資的重要。今日臺灣有十九所大學，留美的學生，至今與中國大陸的全部留美人數相當，每年又出版書籍兩萬多冊，這些因素對現代化的貢獻，都不可忽視。再有水運之便利也不能不提及。如果花蓮的大理石擺在大陸之腹地，就難能對外推銷了。

我把現代化與資本主義之展開視作兩位一體，是從技術角度看資本主義，不是從意識形態的立場看資本主義。所以我會注重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纔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法庭與保險事業等的全盤活用。這也就是上面所說的，各種經濟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要是一個國家進入這境界，也就稱得上是在數目字上可管理。

在這種大前提之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沒有質上的區別，隻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其組織以私人財產為主，以致私人財產在公眾生活之中，占有特殊之比重，則可以視作資本主義。如果注入公眾之資本，又使私人資本之使用受社會福利的限制，則為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還停留在一種名目混淆之際，如果要和很多國家所標榜的社會主義對照，則臺灣現行的體制下，個人有投資與就業之自由，應為資本主義之社會，可是政府開設銀行，主持國營事業，掌握著交通、通信的設備，現在更展開“六年國建計劃”，就免不了沾染著社會主義的性格，至少也可與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如瑞典之體制相比擬。

我所學的是歷史，雖來臺灣數次，卻來去匆匆，不能對此間的問題有深切認識。隻知道現行很多工商業的規定，不由法律做主，而仍是沿襲行政機構所頒的章程，亦即是尚未構成一種社會習慣，使行政長官亦當向法律低頭。這樣很容易重新再造中國傳統上官僚主義的作風，也就是官僚機構，以保持本身之邏輯的完備為依歸，而忽視問題之本質，逐漸使本身的機構僵化。

此外政黨政治剛展開，個人尚未思考對人民有何貢獻，即先利用機會作爭奪權力的憑借，已受到中外新聞界的指摘。既然提到檢討，則光是批評仍不夠，應當從這些問題的根源，找到改正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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