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自覺運用史源學方法探討正史文本來源的部著作，《遼史源流考》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其開創性值得充分肯定。不過，以今天的眼光看來，自該書以降學界關於《遼史》史源的總體認識和研究取向至少在三方面亟待深化：

朝史官當時所能引據資料來源的復雜性。由於所謂“《遼史》三源”中，耶律儼、陳大任二書已佚，僅《契丹國志》原書尚存、可資比對，故研究者習慣於將此書視作《遼史》所見遼金文獻以外史料的主要甚至惟一來源，這就在事實上造成了以下弊端：首先，對《遼史》與《契丹國志》文字類似的部分，研究者往往會徑直論定二者存在直接的、前後繼承的源流關繫，而忽視了兩書為同源文獻，即源出一個共同原始文本的可能性；其次，對《遼史》中不見於《契丹國志》的部分，則會在有意無意間默認為遼金舊史的原文，對其來源疏於考辨，從而忽略了其他可人修史依據的宋代文獻。此外，關於遼金兩部舊史的記載斷限、編排形式、具體內容，特別是其與今本《遼史》相應部分的源流關繫，既有成果多失之籠統，在宏觀脈絡把握與文本細節挖掘方面皆存可議之處。

末三史同修的總體文獻背景。遼、宋、金史同時纂修，雖分局設館，各有專攻，但在實際數據使用過程中則時常互通有無、不分代翰林院藏書實構成三史分修的共同數據源。以往述及三史各具體部分之史源者，對此重要文獻背景關注不足，往往僅就《遼史》談《遼史》，就《金史》談《金史》，故所論時有未安之處。例如《宋史》多襲宋朝《國史》之舊已為常識，然而人們很少關注的是，宋朝多部《國史》皆設《契丹傳》及《女真傳》，這些文獻在原始材料相對缺乏的遼、金二史纂修過程中發揮過怎樣的作用？又如遼末本朝記載闕如，而金代實錄則述滅遼過程甚詳，後者與今本《遼史》所記鼎革之事存在何種關聯？反之，《遼史》的原始材料是否又會對《金史》某些具體文本的出現產生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值得繫統追索。

朝史官的編纂、創作因素。紀傳體正史雖多成於易代以後，但其主要依據的史源仍是所記對像當時或臨近時代的官方記載，執筆史官的主要工作是對原有舊史加以刪削、編排。然至正修史之時，上去遼亡已逾二百餘年，所可憑據之遼金舊籍其實十分有限，且多殘闕，遠不足以成一代之典；而為求表面光鮮、形式整完，特別是須與同時纂修的金宋二史協調朝史官不得不臨時拼湊、敷衍出諸多文字以充篇帙，這也是《遼史》與其他正史的一個重要區別。研究者對此如不抱以足夠的警惕，很人制造的二手文本混同於遼人自身的看法甚或歷史發展的真實，不但會在具體問題的開拓、局部史實的豐富方面被束住手腳，更會在整體的認識層面為既有陳說所左右。

鋻於以上諸端，本書希望修《遼史》的史源問題加以全面檢討。其中的學術旨趣主要有三：其一，繫統深入地考證《遼史》各部分的文本來源、生成過程、存在問題及史料價值，力圖呈現《遼史》本身的生命歷程，尤其朝史官編纂建構的敘述框架加以離析，開闢出全新的問題空間；其二，將《遼史》放置在整個中國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變的大背景下，凸顯其所具有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意義，推動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細作；其三，透過《遼史》這一典型個案，對傳統的史源學研究作方法論層面的反思，探索歷史學視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徑。始於《遼史》，而不止於《遼史》，是書中一以貫之的追求。

全書采用通論與專論相結合的形式，以通貫研究為經，專題研究為緯，力求點面結合、體繫整完。前兩章為通論，首先探討遼朝當時歷史敘述的衍變與特點及金朝纂修《遼史》的若干問題，繼而從總修《遼史》各部分文本來源情況作一總括；三至八章為專論，主朝史官編纂因素較多而前人研究不夠充分的若干典型個案加以深入研究，以問題為導向，深化對《遼史》文本生成過程的認識；第九章對《遼史》中一個特殊文本“西遼事跡”的來龍去脈加以考察，從史源學的角度揭示這篇用漢字書寫的中亞史的價值。附錄四篇分為兩組，先是關於汪藻《裔夷謀夏錄》、王士點《禁扁》、武珪《燕北雜錄》三部文獻的考證，皆與《遼史》的史源問題密切相關；後一篇則是圍繞陳述《遼史補注》特別是其編纂形式展開的一點思考，文中所論研究路徑之異同正是本書的核心關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