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遼史·兵衛志》中“御帳親軍”“大首領部族軍”兩事目考源辨誤/ 001
楊若薇《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序言/ 017
《宋史·職官志》抉原匡謬/ 021
《〈宋史·職官志〉考正》自序與凡例/ 036
附錄: 陳寅恪先生所作《〈宋史·職官志〉考正》序/ 042
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序言/ 043
《〈宋史·刑法志〉考正》序/ 047
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北宋文化史述論稿》序引/ 056
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繫/ 064
王安石對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 089
陳傅良的《歷代兵制》卷八與王铚的《樞廷備檢》
——為紀念陳援庵先生誕辰110周年而作/ 099
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 106
南宋初年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 123
略談宋學/ 138
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
——附說理學家的開山祖問題/ 150
關於周敦頤的師承和傳授/ 164
朱陳論辯中陳亮王霸義利觀的確解/ 182
陳亮反儒問題辨析/ 192
略論辛稼軒及其詞/ 209
辛稼軒歸附南宋的初衷和奏進《美芹十論》的主旨
——紀念辛稼軒誕辰850周年/ 226
略論辛稼軒作於立春日的《漢宮春》詞的寫作年份和地點
——讀鄭騫教授《辛稼軒與韓侂冑》書後/ 237
辛稼軒“書東流村壁”的《念奴嬌》的寫作時、地問題
——與陳志昂君商榷/ 244
略論有關《涑水記聞》的幾個問題/ 254
《辨奸論》真偽問題的重提與再判/ 269
對有關《太平治跡統類》諸問題的新考索/ 294
校點本《宋諸臣奏議》弁言/ 321
再論《大金國志》和《金人南遷錄》的真偽問題
——與崔文印君商榷/ 329
三十卷本《陳龍川文集》補闕訂誤發覆/ 338
《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 356
書諸家跋四卷本《稼軒詞》後/ 373
論趙匡胤/ 380
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 391
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問題辨析/ 402
試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詔書之謎/ 426
關於王安石的居裡茔墓及其他諸問題/ 435
不需要為瀋括錦上添花
——萬春圩並非瀋括興建小考/ 442
關於宋江的投降與征方臘問題/ 451
讀《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生活》書後
——與羅忼烈教授商榷/ 460
《稼軒詞甲集》序文作者範開家世小考/ 470
《宋史》嶽飛、張憲、牛皋、楊再興傳考源/ 479
“黃龍痛飲”考釋/ 493
有關“拐子馬”的諸問題的考釋/ 502
《鄂王行實編年》中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嶽飛奉詔班師
諸事考辨/ 518
再論嶽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偽作/ 533
附錄: 臧克家與作者關於嶽飛《滿江紅》詞的通信/ 546
陳龍川獄事考/ 548
朱唐交忤中的陳同甫/ 560
辨陳龍川之不得令終/ 565鄧廣銘與20世紀的宋代史學劉浦江/ 572
鄧廣銘學術年表鄧小南劉浦江聶文華/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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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清人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答客問(中)》有幾段話,我覺得是說得很好的,今分別摘引於下。他有一段說: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章學誠的書名既然是《文史通義》,則他所說的天下之學術,實際上也隻是限於文史。他所說的獨斷之學,應即是要求撰述者以其史識(在今天,還應包括理論水平)作出應有的論斷;他所說的考索之功,應即是要求撰述者對於文獻資料能夠加以選擇,具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本領。

他另有一段說: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這裡所說的“比次之書”,應是指一些分門別類編輯而成的歷史資料,例如會要、會典和某些史料叢編之類。沒有這類比較原始的資料,則所謂“獨斷之學”和“考索之功”便全都無所憑依了。

《答客問(中)》的後,對馬端臨和他所編著的《文獻通考》提出批評說: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願。把這番話用在馬端臨和《文獻通考》身上,我覺得並不十分公允,隻因與本題無關,現且不去說它。

總括以上引述的章學誠的幾段話,那就是他認為每一個從事撰述的人(他雖做出“高明”與“沉潛”那兩種區分,在這裡卻是無關重要的),一是必須具備獨到的見解,二是必須具備考索的功力,而這兩者又必須先以掌握大量的歷史資料為憑借。而章學誠反對的,則是一個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當中,既不能“抒一獨得之見”,又不敢“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願”。我以為,對於今天從事研究文史學科的人來說,也應當把這些話作為寫作規範。我自己所撰述的文章,盡管未能完全符合章氏所規定的幾項標準,但是,我一直是試把它們作為追求的目標的。選在這本《治史叢稿》當中的文章,也全都是在這種追求之下寫成的。至於“奄然媚世為鄉願”的那種作風,更是我所深惡痛絕,一直力求避免的。

這本《治史叢稿》所收錄的文章共四十六篇,全都是屬於遼、宋、金史方面的。其中一大部分原已收錄在我的一本《學術論著自選集》當中,隻因該書共印了一千五百冊,所以又商得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同意,從中選錄了很多篇章收入這本《治史叢稿》中來。

這本《叢稿》所收各篇論文的編列順序,不是按照寫作時間的先後加以區分的,也不是按照文章的體裁加以區分的,而是完全依照各文所談論的實際問題而區分的。例如書中收錄了幾篇序文,其中間有應著作人之囑而寫的,這類文章,一般被稱為酬世之作,而在我卻無任何一篇敷衍塞責之作,都是嚴肅認真地作為一個研究課題對待的,所以,也都依其內容而分別列於各門類之中,不再另設序跋一類。

1995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