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烈女吳氏,名淑姬,歙人。吳瀚女也,許字黃是。未嫁,是遊學楚中死。訃聞,女絕粒不欲生。父母慰之曰:“寧節毋烈也。”乃稍稍食。是柩歸,烈女往黃氏哭盡哀,父促之歸,女曰:“我黃氏婦也,歸將安往?”父不得已從之。越幾日,是將窆,夜中,女自經死,年十有七。
徐釚(1636—1708),《吳烈女傳》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忠於未婚夫而終身不嫁的故事時有記載。但是,後來被稱為“貞女”的這一理念隻有到了明清時期(1368—1911)纔引起了年輕女子的想像,終引起公眾的注意。在這一時期,數以千計的年輕女子抗拒父母的權威,終生忠貞於她們的未婚夫,不論其是生是死。很多以寡婦的身份終其一生,有的為未婚夫自殺殉死。 她們選擇做貞女的決定在家庭內外引發了極大的緊張。明清社會對貞女的看法大相徑庭。有的把她們視為具有“奇節”的楷模,國家予以褒獎;有的則認為她們是違反儒家禮儀的“淫奔者”。貞女現像引發了中國歷史上關於禮與女性道德的激烈、持久的意識形態爭論。在其他任何歷史時期,未婚年輕女子都未曾在如此長的時期內受到這樣的社會注視:被如此大力地贊美、批評、嘲笑或辯護。
本書旨在對貞女現像作一歷史描述,並探討賦予其意義的、反過來又被它所影響的明清社會和文化。通過勾勒貞女現像之形成、發展軌跡,以及國家和社會對它的反應的歷史語境,本書試圖對貞女現像與帝國晚期的政治、文化、思想變遷的關繫達到較為全面的了解;通過判析圍繞著貞女現像而產生的矛盾衝突,揭示年輕女子與家庭和社會之間關繫的觀念和實踐。本書根本的目的,則在於探索貞女的情感、理想和生活歷程,並由此解釋是什麼塑造了這一時期年輕女性的社會性別身份,以及她們是如何看待和表達尊嚴、責任和情愛的。
在過去二十年中,大量新的研究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古代中國女性史和性別關繫史的視角,迫使我們對以往被視為真理的女性犧牲品說以及女性在歷史變革中無足輕重的說法提出質疑。在挑戰那些成見時,貞女的故事也許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力的證據。中國女性被普遍認為是被動消極的,在自身的婚姻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沒有發言權。但是,貞女們抗拒父母的意願,堅守信念,終成功地獲得自己選擇的生活(大多數情況下如此)的故事,對上述成見是有力的反駁。更重要的是,她們的行為將我們帶入年輕女性復雜的內心世界,給了我們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來觀察她們的情感以及她們對自己的角色、身份、生活意義的理解。貞女現像對明清時期的文化、社會、政治、意識形態領域帶來的衝擊表明,在創造這一時期歷史的過程中,女性完全不處於邊緣。貞女現像是這一時期歷史變革進程的一個有機部分,年輕女性在這一進程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貞女現像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以女性為中心來敘述明清歷史的新角度。
貞女現像的背景與本文討論的核心問題
貞女是晚期帝國的一個特殊現像。簡言之,這一現像初現於13世紀,在 明 朝 (1368—1644)後 半 葉 開 始 形 成 風 氣,在 清 朝(1644—1911)繼續蔓延(本書大部分例證都來自這一時期)。雖然貞女現像跨越地域,但更集中於南方,尤以明清帝國中心地帶的長江下遊大經濟地區為重心。晚期帝國時期包括帝制中國史的後五個半世紀,開始於將蒙古征服者逐出長城的明朝,結束於另一個異族王朝———清朝的覆亡。盡管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動蕩,但疆域卻大大拓展,從地域和人口上來說都遠遠超過此前的任何時期,其人口從14世紀的6500萬—8000萬,增加到1850年的4億。隨著商業化經濟、市鎮發展和地區融合達到,廣大的國土上點綴著以市場為功能的城鎮,移民開發出了新的邊疆。
從16世紀開始,晚期帝國的文化和思想持續繁榮發展。部分由於印刷業的發展,教育階層以外的民眾也有機會獲取書籍,因而大眾識字率持續提高。 白話文學與通俗戲劇都很繁榮,滿足了大眾對娛樂的需要。在受教育階層中,科舉考試因競爭加劇而日益艱難,而帝國一些出眾的人纔,則把熱情傾注在科舉課程之外的考據學和其他思想流派中。對他們無法參加科舉考試的姐妹們來說,讀書寫作成為思想滿足和社會交往的主要手段。明清(尤其是清朝)女作家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和其他文學作品,展示出精英家庭中女性所受的高水準教育。
在這一時期,國家和儒家精英也更致力於以道德準則來規範民眾的生活,儒家的修身持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被看作政治領導的指導原則。通過在全國表彰道德楷模的“旌表”等制度,政府在城鎮鄉村推廣正統道德價值的措施日趨成熟。儒家正統的性別價值觀貫穿於國家法典、家訓族規、教化作品,甚至通俗文學中,不僅對規範精英階層而且對規範普通百姓的行為也起到了作用。 在這一背景下,在明代的數百年間,選擇守寡的女性數量劇增,與此前的歷史形成鮮明對比。此前(比如宋代),即便精英階層的妻子再婚,都不被視為污點,然而寡婦守節在明代不再隻是一種道德理想,而是一種道德實踐。不僅如此,至明代後期,無論男女,道德實踐變得更為激烈。面臨王朝覆滅、異性侵犯(對女子而言)或丈夫死亡,自殺作為道德品格的終極表達成為風尚。明清兩朝將幾十萬個道德楷模表彰為“節烈”,其中絕大多數 為 女 性。而 受 到 地 方 政 府 和 儒 家 文 人 表 彰 的 人 數 則更多。
但在明清人眼中,激烈的道德行為莫過年輕女子為未婚夫終身守節甚至殉死。這個女性群體的家庭背景是很多樣的。在她們立志做貞女時,其年齡小則十幾歲,大則二十幾歲。其中很多出身於書香門第,也有一些出自帝國層的政治或知識精英家庭。比如,清朝有幾位大學士的女兒或孫女後來成為貞女。著名學者和文人中,顧炎武(1613—1697)即是由一位貞女母親領養並撫育成人,而袁枚則是和一位後來成為貞女的姊妹一起長大。在社會光譜的另一端,普通家庭(包括農民或小商人家庭)也出現了一定數量的貞女。雖然貞女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但她們的父母對她們所作選擇的反應基本相同,即都反對女兒成為貞女。在貞女故事中,父母無益的勸阻和由此帶給父母的焦慮是其基本情節之一。
在明清兩朝,關於貞女的故事被國家和文人廣泛傳播。除清初的幾十年外,兩朝政府都不斷對貞女加以旌表,由政府出資造祠或樹立牌坊以示恩遇。比如,從1644年到1850年,清廷表彰了大約5000位終身不婚的貞女和1000位自殺的貞女。 儒家文人對貞女的熱衷,則從他們撰寫的有關貞女的作品占他們撰寫的貞節婦女總體作品的不同尋常的比例上可見一斑。同當時成千上萬的節婦相比,貞女的數量要小得多。但在文人撰寫的贊揚女性的傳記、詩歌中,貞女與節婦的地位幾乎一樣重要。
毋庸置疑,貞女與節婦緊密相關,共同表現了席卷明清時期的驚人的女性節烈行為。雖然二者在當時都放在“貞節”這一名目下,但節婦與貞女在時人眼中從未混淆。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
是:雖然貞節是任何正派女子都應遵循的古老美德,但儒家從不反對未婚女子再次訂婚。文人們驚嘆於這些年輕女子的意志,他們指出,寡婦守節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從禮、情感、經濟上來說,她們與已故丈夫的關繫已經確立,而貞女與未婚夫的關繫與此完全不同。這一關鍵區別說明了為什麼貞女的支持者對貞女大加贊美,並在她們身上投射了強烈的道德像征。因為在他們看來,當年輕女子承擔起唯有成熟女性和真正的寡婦纔應承擔的重任時,她們代表了終極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