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001宋太祖傳略
027略論宋太宗
043“燭影斧聲”與宋太祖之死
059小人物的大歷史
——索隱歷史塵埃中的細節
113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
149從範仲淹風流韻事公案看宋代士大夫生活日常
181趙抃中舉
——一個宋代士人的金榜題名
203士大夫政治與宋代皇權
231宋代士大夫的政治關繫
259文武之爭
——嶽飛悲劇的另一層因素
271子充必大
——一個承平時代的士大夫傳記的政治解讀
293寫意黃公望
——，一個人折射的大時代
320後記

弁言
近些年，宋史比較熱。有人說，如果可以穿越，很想生活在宋朝。這是一般人的樸素想法。對於綿亙 10 至 13 世紀的宋代的歷史地位，陳寅恪先生早就有過很高的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那麼，宋代有什麼樣的時代特征？造極的評價需要有具體事實來佐證。
暫且拋開頗有爭議的唐宋變革變革論這樣的歷史分期問題，觀察一下宋代最主要的時代特征。這是我們認識宋代的關鍵所在。在我看來，宋代最主要的時代特征就是士大夫政治。
作為一種社會身份，士大夫之稱由來已久。在《周禮·考工記序》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講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根據這個定義，士大夫就是在各級行政機構中“作而行之”的文人官僚。這樣的文人官僚，歷代不乏其人，那麼，士大夫政治成為宋代的時代特征的原因是什麼呢？
在時空中運行的歷史，交錯於偶然性與必然性之中。唐代中期以至五代十國時期，盡管藩鎮割據，武人跋扈，但唐代承平時期伴隨著“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曲江遊宴、雁塔題名，仍001002然深深存留於人們的記憶中。武人縱橫馳騁，可以馬上打天下，但馬上不能治天下。從上到下的行政運營，還離不開書生。參與宋朝創立的宋初宰相趙普就曾長期在地方為吏。宋太祖面對受賄的宰相趙普，感慨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可見武人治天下，最終還是需要以文人為主。傳統的慣力、實際的需要化作崇文的潛流。這是後來宋朝實施重文抑武國策的必然因素。
經過太祖、太宗兩代君臣的努力，完成疆域的基本統一。走出五代的宋朝，亟需各種行政管理人纔來取代各個層級舊政權的留用者。於是，便輪到科舉開始發揮重要作用了。肇始於隋代的人纔選撥機制——科舉，歷經唐代，規模一直局促，如涓涓細流流淌了幾百年，隻給少數登科的文人帶來無上榮耀，實際行政功能的發揮極為有限，國家管理人纔的選用還是需要依賴於貴族世襲、鄉舉裡選和胥吏升遷等各種傳統的途徑。這些傳統的人纔選撥途徑存在許多弊病，汲取人纔的渠道過於狹窄，且缺乏公平性，難以讓優秀的人纔脫穎而出。於是崇文的潛流、重文抑武的戰略轉變、籠絡士人的政治策略，諸多因素形成合力，到著力於內政建設的第二代君主太宗朝，科舉這一人纔選撥機制，便開始全力啟動。歷來每次登科人數隻有十幾名，至多幾十名的科舉規模驟然擴大，一次取士多達幾百人乃至上千人。這樣的國策堅持不懈，幾十年下來，科舉出身的官僚便遍及中央與地方，成為政治的主宰，士大夫政治蔚成規模。
“取士不問家世”，科舉規模的擴大與相對公平的機制，打破了往日的貴族政治壟斷，不僅為朝廷輸送了大量的知識精英，還促進了社會流動，喚起了民眾的向學熱情，提升了普遍的文化水準。大量的平民入仕，不僅擴大了一個王朝的統治基礎，讓政治生態與以往迥異，也使政治觀念產生了很大變化，更加契合儒學的仁者愛人，注重民本。
士大夫政治的意義並不僅僅體現在國家治理的層面。入仕的成功，極大地煥發了士大夫們的政治熱情。宰相文彥博那句“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無疑等於是士大夫向皇帝宣示權力共享的政治自信與自豪。從孔子到孟子，時代從春秋演進至戰國，“君臣以義和”的特定歷史背景，放大了儒學中“君使臣以禮”的主張，聲言“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強調“民為貴，君為輕”。宋代士大夫汲取先秦經典中限制君權的思想資源，有意概念錯位，將先秦諸侯國國君的“君”等同於秦漢以後的皇帝，使士大夫政治制衡皇權擁有了理論依據。這樣的理論建構讓宋代士大夫整體理直氣壯，勢壓皇權。於是便有了趙普的“道理最大”，有了王安石的“南面為王，北面而問”。這樣的理論建構更是喚醒了傳統知識人的獨立意識，成為中國傳統知識人歷代相承的一種寶貴精神遺傳。盡管從宋代起沒有了“坐而論道”，但知識人在精神上已不再跪下。有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完全超越了政治，體現出那一代知識人氣勢恢宏的使命感。在這個時代，儒學經典《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被重新發掘出來加以強調，從個人到家庭，從國家到世界，實現了全覆蓋。
詩書傳家，科舉新士族不是依賴權勢、財產賡續家聲，而是以知識延續血脈。崇尚知識，以文化蠻，不僅宋朝治下的社會文質彬彬，還浸潤到周邊地域，讓契丹、黨項、女真等社會大幅度同化。傳統的中國，擴展了文化疆域。
宋代正是這樣一個時代，陳寅恪先生講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良有以也。
向來的歷史研究，大多對史事進行嚴密的邏輯演繹，從中歸納出歷史演進的必然性。這樣的研究高屋建瓴，無疑對歷史發展的總體把握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高度抽像後的歷史，失去了血肉，隻剩下骨骼，讓人難以感受到像時下的生活那樣鮮活。“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遵從孔夫子所言，把宏大敘事落在具體的人與事之上。本書擇取十二篇文章，試圖構成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面相。
開篇《宋太祖傳略》，講述宋朝創立者趙匡胤崛起於亂世，南征北戰，成功避免落入五代之後“第六代”的窠臼，打下宋朝三百年基業的艱難過程。其中也不乏“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等戲劇性場面的講述。
接下來《略論宋太宗》，講述第二代君主完成基本疆域統一，將武功轉向文治。在這樣的政策取向之下，科舉規模擴大的技術手段，意外在客觀上造成士大夫政治，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南宋大儒朱熹認為，宋朝真正開始於太宗朝，那之前還是繼五代十國之後的“第六代”。
圍繞著宋太祖壯年急逝、宋太宗以弟襲位，“燭影斧聲”遂成千古之謎，“金匱之盟”也疑雲密布。第三篇《“燭影斧聲”與宋太祖之死》，以新發掘的史料與邏輯推理，揭示“燭影斧聲”是由太宗戲妃導致的一個突發事件，而太祖、太宗兄弟之間長期明爭暗鬥則是事件發生的內在深層因素。
歷史舞臺上的聚光燈大多打在帝王將相身上，其實小人物也往往可能成為歷史的重要推手。宋朝第三代君主真宗在位期間與北方遼朝結束征戰，簽訂“澶淵之盟”，為宋遼兩國帶來百年以上的和平。難以想像和不可思議的是，和議的成功居然來自一個在遼朝為官的宋朝降將的從中斡旋。考察這樣隱沒的細節，足以提示我們對歷史長河細波微瀾的關注。第四篇《小人物的大歷史》就是這樣一篇文字。
以知識為身份的士大夫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階層。作為個人，士大夫中不乏無恥者，但這並不代表宋代士大夫的主流。那麼，以儒學思想陶冶的士大夫主流精神是什麼？第五篇《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以範仲淹的言行切入，從報恩思想、功名心、憂患意識、言事精神、皇權觀念幾個方面進行了歸納。根據我對宋代歷史的觀察，太祖、太宗朝尚屬開國期，到真宗朝基本完成了政權制度建設，道德清理的精神建設，則是在第四代君主仁宗朝，由範仲淹、歐陽修等科舉出身的士大夫開啟的。因而，從範仲淹切入的考察，便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正如朱熹所言，範仲淹“勵廉恥”“作成宋朝忠義之風”。然而作為開啟道德建設的精神聖人範仲淹，竟然也有風流韻事的傳聞，如何看待？從這一公案的考察，投射到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日常。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下，不虛美，不隱惡，回到人性的原點，歷史主義地客觀分析，這是第六篇《從範仲淹風流韻事公案看宋代士大夫生活日常》。以同一個歷史人物為例，主流精神與生活日常合觀，或可構成宋代士大夫的一個完成影像。
一個出身貧困的士人，在仕途開放的科舉時代，是如何金榜題名的？歷來缺少具體的細密考察，第七篇用了與“範進中舉”類似的題名《趙抃中舉》，以範仲淹同時代稍後的趙抃為例，較為完整地復原了一個普通士人的科舉之路。在此基礎上，則是對欣逢時代之盛的宏觀烘托。夢想穿越回到宋代的人，最想生活在仁宗時代，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仁宗“百事不會，隻會做官家”，無為而治，客觀上給了範仲淹、歐陽修乃至趙抃等士大夫在政治舞臺上縱橫馳騁的廣闊空間。
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趙抃，有著“鐵面御史”之稱，位至副宰相參知政事。在朝期間，直接或間接與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君主都有交集。我以前曾以《論宋代相權》《論宋代皇權》為題，較為宏觀地考察過宋代的君臣關繫，還在《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一書中，具體考察過宋真宗朝的君臣關繫，第八篇《士大夫政治與宋代皇權》，作為既往研究的擴展，將視野投射至仁宗朝以後，以趙抃——一個士大夫的具體言行，對士大夫政治下的直接皇權和間接皇權進行了微觀考察，相信可以窺一斑以見全豹。
宋代黨爭熾烈，彼此你死我活，十分殘酷。這是不是宋代士大夫之間的正常關繫呢？第九篇《宋代士大夫的政治關繫》，圍繞置身於黨爭旋渦中的趙抃與王安石之間的關繫，進行了全面考察，認為除了個別心術不正之人以外，秉持儒學理念的多數士大夫在多數時期，還是保持著較為正常的政治關繫，彼此間的爭執多是從國家或民眾利益出發，止於政治理念與施策方式等技術層面。這正如趙抃寫下的一句詩所言，“當時大本從忠諫”。
對於抗金名將嶽飛之死的原因，或指宋兇，或指權相兇，歷來爭論不休。第十篇《文武之爭：嶽飛悲劇的另一層因素》則跳出這一窠臼，納入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從文武之爭的視角，認為嶽飛悲劇的發生，是南宋王朝在稍為安定之後，軍隊國家化的施策進程中的必然。杯酒釋兵權與鐵血銷兵權，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在緊張的宋金對峙中，南宋第二代孝宗朝擁有較久的和平。周必大的主要政治活動都在這一時期，並且延伸到第三代光宗、第四代寧宗時期，做到了位極人臣的宰相。不過，在權相輩出的南宋，周必大很像是個“循吏”，十分平常。然而，在我看來，無論人或事，平常纔是歷史呈現的常態，歷史長河在多數時期是平靜流淌。因此，考察這樣一個平凡的歷史人物，反而具有不平凡的典型意義。第十一篇《子充必大：一個承平時代的士大夫傳記的政治解讀》，集中利用《宋史·周必大傳》進行了考察，具現士大夫政治在南宋中央層面的各種面相。《宋史·周必大傳》源自宋朝國史，其入選的史事，都經過了當時史官的甄別取舍，較之私家的碑志更為可靠。
如果說以上各篇都是集中在士大夫政治語境下的論述，最後一篇《寫意黃公望》則是有些脫逸。正如副題《，一個人折射的大時代》所示，這一篇進入了我的另一個研究主題—&mdas變革論的視域。懷有科舉之夢，帶著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影響痕跡，少年時代，為吏、教書、作畫，生涯朝相始終的黃公望，一生活動於社會的下變革從經濟、政治重心合一的南宋開啟代，商品經濟發達，地域社會強盛，士人化。明清時期主導地方的鄉紳階層，在這一時代開始成型。入明清，傳統中國由近世走向近代，走入今變革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代。黃公望的經歷，作為個案，便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從北宋開國到宋遼和戰，從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到生活日常，從金榜題名的宋代士大夫煉成到士大夫間的政治關繫，乃至士大夫政治與宋代皇權，時代貫穿兩宋，“燭影斧聲”，“澶淵之盟”，嶽飛之死，宋代歷史上的不少重大事件都有論列。以士大夫政治論為主線，變革論。為了避免“載之空言”，全書十二篇，宏大敘事皆依托於具體歷史人物，以人物論的形式展開。社會歷史，由人的活動構成。抽去了人的活動，歷史敘述則不完整。有了人的活動，歷史纔生動，其間的喜怒哀樂，纔會喚起今人的共鳴。
基於這樣的考量，全書如此架構。以上內容，有舊刊，有新作，盡量寫得通俗可讀的學術文章，期待獲得更為廣泛的受眾。
王瑞來
癸卯盛夏識於日本千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