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繫《後的皇族》結語，注釋從略）
結 語
幾個重要因素形成了滿族的制度和禮儀。個因素是創建和保持獨特的滿族文化認同的強烈而持久的衝動。努爾哈赤和他的繼承者以金朝作為接受同化具有滅族危險的典型例證，采取了特別珍視滿族尚武傳統、服飾和語言的政策。與此同時，女真人發明了與鄰近的蒙古各部結成牢固同盟的各種技巧。滿蒙同盟至少在18世紀中葉以前對滿族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而且是清朝征服精英文化中的一個自覺的因素。後一點，清朝統治者必須明確地求助於漢族精英來統治前明的疆域。
改名為滿族人的女真人必須永遠保持獨立的文化認同，維持有效的多民族聯合，讓特殊的群體默認其統治。這些政治要求同時提出，曾在1635年和1636年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亂，當時，皇太極先是宣稱要保持滿族認同，繼而又建立了漢族風格的王朝。1644年以後，實現這些具有潛在矛盾性的目標的各種努力，導致了章和第二章中敘述的那種在空間、功能和語言上的分野。
在清代，滿語和漢語同為官方語言。雖然明朝的都城北京成為清政府的首都，但皇太極時期的都城盛京和原來金朝的都城熱河（承德）被賦予了第二都城的地位。駐扎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八旗軍，在居住空間和社會關繫方面均與被征服的群體分隔開來。清朝用明朝式的行政管理模式管理中原腹地，同時用隸屬於理藩院的旗人管理內亞邊疆。監督和平衡機制使得代表大多數文官的漢族文人士子的勢力，被占據總督（他們管轄著各省的巡撫）職位和中央各部一半尚書職位的旗人所抵消。官僚體繫的影響力受到了新創建的內廷的抑制，內廷是由能為皇帝出謀劃策的皇親和旗人主導的。
不論是從代的先例中間汲取教訓，還是從與明朝管理體繫的直接接觸中獲得經驗，官僚政治原則都是清朝統治者所采用的漢族政治文化中重要的一個方面。以委任官員代替世襲首領的官僚政治化過程廣泛發生於社會上的多數機構和團體，成為清朝行政管理的一個特點。第二章描述了八旗管理制度的發展變化，這種管理制度限制了八旗旗主的許多特權，並對八旗貴族進行監管。通過編入八旗及納入官僚行政體制，蒙古各部首領們從短期的特殊盟友被改造成永久性的臣民。清朝對待外藩蒙古和被編入八旗的內屬蒙古的政策，隻有程度上的不同，而無種類上的差別。
官僚政治化也是清朝用來解決政治問題的主要手段，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對此做了探討。清政府之所以能讓皇親參與國家行政管理，正是因為皇帝廢除了他們的自主權。所有的愛新覺羅氏都在皇帝的監管之下，並受宗人府的考評，宗人府掌管所有的皇族成員，並對他們進行獎勵或懲罰。皇帝在為貴族爵位選擇繼承人時注重品德，其次纔是出生順序。大多數貴族爵位的品級是一代一代遞減的，所以絕大部分旗人和皇族是無爵位的平民，隻從國家領取限度的津貼。皇帝給予征服英雄的後代大量榮譽，同時授予更近一些或者通過考試的子孫後代以官職，從而進一步分化了王公貴冑。
清朝統治者還試圖控制後妃和母親，第四章對此做了論述。通過采用漢族的繼承原則，通過從各類八旗家庭中廣泛選擇後妃以及允許低級別的妃嬪所生皇子登基稱帝，統治者成功地抑制了出現可以左右皇帝的後戚勢力的可能性。他以品德為依據選擇繼承人，而且直到臨終前纔宣布繼承人的名字。與其他非漢族王朝一樣，清朝把通婚作為建立和鞏固與蒙古貴族的同盟的重要手段。皇帝的姐妹和女兒出嫁後仍是皇室成員。給予公主的特權顛倒了漢族社會正常的兩性關繫，是皇室為尊的典型例證。
清朝統治者還把宮廷管理納入官僚政治體繫，第五章對此做了考察。為宮廷工作的人成分龐雜，包括歐洲藝術家、穆斯林大夫和蒙古樂師等等，這體現了（統治者是這樣認為的）大清帝國的世界性。清朝統治者認為太監在宮裡專權是明朝衰亡的原因，所以創建了一套監督和平衡宮廷管理的復雜制度。高級別的太監負責監管低級別的宮女和其他太監，他們自己則受占據內務府高位的包衣官員和王公貴冑的監管。然而，清朝這項制度的成功並沒有完全消除統治者對“奴僕問題”的擔憂，皇帝承認甚至在馴服的家奴中也存在巨大的破壞性。
第三部分的各章集中討論了與統治有關的禮儀問題。第六章根據儒家關於統治合法性的話語，分析了禮儀的像征性語言。清朝統治者努力調和“德性統治”和“世襲統治”，以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大國如家庭，統治者是家庭價值觀的榜樣。“孝”是統治國家所必需的“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登基大典的重要時刻，登基的行動重復了家庭的禮儀。文武大臣在皇帝面前叩頭稱臣是孩子們在父母面前叩頭行禮的翻版。
另外一個問題與合法性和行祭禮有關。清初以來，清朝皇帝特別重視親自參加大型祭禮，但即使如此，他們也經常委派其他人代表他們前去行禮。根據儒家學說，統治者重要的行動不是親自參加祭禮，而是決定什麼時候舉行祭禮。統治禮儀的核心是確定禮儀日歷的權力，所以，從像征意義上說，是確定時間的權力。這不是說這個概念不存在某些模糊性，不然我們無法解釋康熙皇帝何以避免委派他的父繫親屬參加重大祭禮，也無法解釋他的兒子和孫子們何以改變了這項政策。此外，禮儀的舉行不僅僅是像征領域的事情，與現實當中的一些現像，如天氣等也有密切關聯。儒家學說把旱災歸因於統治者無德，這迫使清朝統治者——他們不得不面對華北周期性的旱災——求助於彭慕蘭所描述的“法*”，即祈求龍王爺降雨。當悔過贖罪的祈雨儀式求不來雨時，統治者就難以與富麗奢華的主流意識形態（即儒家思想）保持一致了。實際上，鋻於他文化立場，保持一致性的問題甚至不會出現。
第七章考察統治者利用各種儀式在帝國境內不同種族的臣民中樹立統治形像的一些方式。宮廷視薩滿教為祖先的傳統宗教，整個清代的宮廷生活中一直舉行薩滿教的國家儀式和家庭儀式。薩滿教成了證明滿族人和愛新覺羅氏之合法性的傳奇故事的源泉。宮廷資助薩滿教並試圖使薩滿教儀式永久化，這種支持卻無形中改變了薩滿教的傳統實踐：18世紀以後，乾隆皇帝欽命編纂的薩滿教《典禮》作為薩滿教實踐指南被分發給旗人。以宮廷禮儀為基礎的這部《典禮》使一直以來處於變動和分散狀態的信仰體繫實現了繫統化和重新塑造。其他部族的圖騰被愛新覺羅氏的神祇所取代；“降神附體式”的薩滿被世襲的部族薩滿所代替。雖然薩滿教《典禮》沒有完全實現薩滿教實踐的統一化和標準化，但它的歷史意義不可否認。
對藏傳佛教的支持和保護（第七章還對此做了考察）幫助清王朝把蒙古納入了帝國的版圖。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對藏傳佛教高僧的籠絡，與內亞地區的其他首領通過支持藏傳佛教以尋求統治合法的努力是同時發生的。1720年清軍進入拉薩並成為該地區的主導力量後，“喇嘛—保護者”關繫發生了變化。藏傳佛教滲透到蒙古社會並使之發生變化之時，轉世世繫的出現和隨後不久神權政治在西藏的產生，促使乾隆皇帝重塑他在藏傳佛教世界的形像。皇帝被當作文殊菩薩的化身，達賴喇*被當作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二者互相競爭；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對身份的確認方式融入了內亞的統治語彙中。
第八章描述皇室的私人禮儀，是皇家內外有別慣例的典型例證。這些慣例是皇帝在臣民中推廣的多種文化傳統的折中和融合。在宮裡舉行的既有漢族家庭常用的家庭禮儀，也有薩滿教和藏傳佛教禮儀。莊嚴肅穆的祭祀儀式試圖把友好的情誼與統治者需要的內外有別的祭禮協調起來。宮廷女性不得進入太廟或奉先殿，她們可以在內廷的漢地佛教佛堂裡紀念心愛的親人。與此類似，統治者可以在自己私密的寢宮裡表達他們的個人感情而無須嚴格遵守公共祭祀場所的級別規定。
關於皇族和皇室的這項研究，也涉及與清代的性質有關的一些更寬泛的問題。檔案材料顯示，清朝皇帝一直很重視他們本民族的文化認同，它與漢族臣民的文化認同是分離的。產生於近代民族主義之前的多民族中心論和文化至上論，在這些臣民而非征服精英中流傳。
同樣，視清朝為中國邁向近代國家的一個階段的觀點，是民族主義的奇思妙想，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米華*論證說，對18世紀乾隆皇帝的穆斯林妃子香妃的演繹，是正在演變的中華認同的一個標志，但它與歷史事實毫不相干。與此相似，乾隆皇帝沒有把女兒下嫁給孔子後代，非但不能駁倒反而強化了滿族皇帝的自我定位：他們是以漢族皇帝為榜樣來塑造自己的君主形像的。
近來一些學術論文和著作的一個明確主題是：清朝推動了中國多民族和多文化的融合，使中國發展成為現在的多民族國家。這一論斷也許是對的，但它是清朝出於各種不同目的而采取的政策和行動所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結果。關於宮廷行政管理事務的檔案材料顯示，清朝皇帝奉行的是旨在擴大他們的個人權威和權力的政策。為解決如何統治一個多民族帝國的問題，清初諸帝的統治術遵循的是以前的非漢族朝代的路子。清朝的成功之處也許在於為包括中原和內亞地區在內的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奠定了領土基礎，但這樣一個政治實體絕非清朝統治者的目標。
這項研究對清王朝的歷史意義作了另外一種解釋。本書認同以前學者的觀點：清王朝是中國歷偉大的王朝。清朝找到了解決宮廷政治中長期存在的、困擾以前各朝代的許多問題的辦法。對皇族的演變過程和皇室內部的社會變遷歷史的追溯，有力地支持了如下觀點：清朝之所以成功，原因正在於它不是漢族王朝。清朝的政策在許多方面恰恰與漢族統治王朝的政策相反。清朝統治者把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分別開來，依靠一套讓不同群體互相監督的政策來施行統治。在更多地施惠於皇親國戚的時候，清朝皇帝也有辦法保證這些皇親國戚不對皇帝的權威提出挑戰。皇帝的姐妹和女兒們出嫁後仍保留皇室成員身份；宮裡的後妃站在皇族一邊，而不是娘家一邊。傳統觀點認為慈禧是一個以漢人的方式篡奪皇位的皇後，這個觀點應該重新檢討。慈禧可以與清初的幾位強勢太後相提並論，她與恭親王和醇親王的聯合統治也許應該被視為帝王遺孀與亡夫的兄弟合作執政的滿族傳統的再現。
同樣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清朝對中原與內亞邊疆地區長期聯盟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貢獻。正如托馬斯·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提示我們的，這是以往的遊牧民族政權和漢族政權都沒有取得的一項功業。他認為，滿族的發祥地在東北，這導致了清朝對地區文化的敏感性，造成了清朝行政管理制度的靈活性，養成了清朝把官僚政治原則和非漢族傳統相結合的能力。這些都是清朝統治者能夠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鞏固其政權並實現內亞和東亞的長期聯合的因素。
18世紀以降，清朝統治者可能一直在努力保持一些重要民族的與眾不同的政治傳統，但是，他們的政策產生了與20世紀的民族—國家有關的某些出人意料的結果。清朝通過消滅競爭對手和獎勵盟友、消除地方精英的自治權力和威望，以及迫使他們依附於朝廷等手段，重建了西藏、維吾爾、蒙古和東北的社會等級制度。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在西藏和蒙古戰勝了與其競爭的各個教派，但該派不得不放棄在轉世問題上的自主權，轉世靈童需要來自北京的確認。塔裡木盆地的地方名流——穆斯林阿訇的領導作用得到了確認，但是，他們對官職和權力的世襲權利被逐漸剝奪。對各部族領地的劃分，抑制了蒙古牧民的自由遷徙；八旗組織創建了新的社會認同。東北各部族都實現了滿族化，被編入八旗，遷到帝國各地。
清朝的政策直接導致了邊疆民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八旗官學用多種語言培養地方精英的後代。雖然欽命編纂的滿、蒙古、藏、維吾爾和漢等多語種詞典，是集帝王自我誇耀的成分與幫助學習的功能於一身的作品，但這些努力也是有清一代嘗試書寫不同文法與語言文本的證明。教育的推廣對原來以說而非寫為主的蒙古語和滿語產生了深遠影響。寫下並確定“標準”詞彙減少了口語的歧義；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動了書面作品的產生。泛滿洲化見證了蒙古文學的繁榮和邊疆文化的相互促進：蒙古的若必多吉對藏傳佛教的經典作出重要的注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次文化繁榮的中心是北京，它在清代成了藏傳佛教經典的一個重要的印刷出版中心。
清朝對邊疆地區文化的影響還有經濟方面的意義。一個大帝國的建立為發展貿易創造了便利條件。俄羅斯和中國的貿易集中在東北地區，鐵器和槍炮交換毛皮和當地的其他珍貴特產。宮廷的朝貢制度本身也推動了該地區的人參、貂皮和淡水珍珠的商品化進程，正如保衛該地區的大型堡壘的創建終導致了農業的發展一樣。漢族商人也深入到蒙古地區。到清朝末年，漢族的移民壓力和經濟競爭造成了蒙古人與漢人間的緊張關繫。
清朝的政策推動了邊疆地區社會、文化和經濟的變化，從而激勵了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族人的種族認同觀念的發展。在清朝統治之下，認同的中心點已從部族發展到更大的社群。讀書識字的人越來越多，寫出了大量的作品，這些民眾正好可以利用它們來建設有自我意識的同種同文化民族。
中國的民族主義史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研究範圍，本書隻是就清朝對這些近代現像的貢獻作了歷史的觀察。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民族主義不妨礙我們承認清朝的特殊創造力。中國的後幾位皇帝的確都是革新者。他們的統治體現了對關乎統治權諸多問題的創造性調適，這已不是簡單的王朝興替。隻有對清朝的政策及其歷史結果進行更詳細的研究，纔能使我們充分認識清朝所做貢獻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