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緒論
家產—官僚制帝國:前近代國家形成的一種模式
嵌入了民族意義(意識形態)的家產制
清民族—王朝國家的繫譜
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形成

章 巡幸的歷史與多重意義
上古的出巡、狩獵與戰爭
戰國時期巡狩的“開化”
作為君主—官僚間緊張關繫突出表現的巡狩
帝制官僚與對巡幸的貶斥
帝制聯盟與執著於季節性遷移
明朝的巡幸
結論

第二章 “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則（1680年代和1740年代）
進諫與因應之一：康熙皇帝初的南巡（1668—1671） 
康熙皇帝恢復巡幸（1680年代）：經典模式？
乾隆皇帝恢復巡幸（1740年代）：家族的傳奇故事
進諫與因應之二：漢御史的抗議（1758年12月）
乾隆皇帝評論妥帖睦爾（1767年）：歷史的回響
結論

第三章 將朝廷置於馬上：移動朝廷的後勤與政治
皇帝的扈從與巡幸路線
安排駐蹕事宜：一種旗務
作為武力像征的營帳
以戰爭規模動員各省
應對大眾的南巡認識
結論

第四章 安不忘危與帝國政治：戰爭、巡幸、武備
乾隆皇帝推崇軍事價值（1785年）
憂懼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
乾隆初年的軍事危機（1730年代—1740年代）
作為滿洲人尚武習慣的巡幸
領導層危機與八旗持續衰敗（1750年代）
南巡與準噶爾問題（1750年代）
帝國與南巡中的耀武揚威（1762年）
結論

第五章 “還淳返樸”：南巡與商業化時代精英內部競爭
培植商業財富
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話語
士人的焦慮與皇帝話語的“為我所用”
結論

第六章 南巡的文化包容：推崇詩歌與迎合漢學
召試
推崇詩畫以籠絡精英
蘇州的文化經紀人瀋德潛
蘇州紫陽書院與迎合漢學
模稜兩可的迎合
結論

第七章 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詩歌寫作與政治
愉悅在前:皇帝的矛盾態度
精英文化內部的緊張：18世紀對“抒情論”的貶斥
解讀乾隆皇帝南巡詩作
初相遇：在江北釐定“江南意”
與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與否認欲望
與金山相遇（二）：調和並抒懷月下長江
日益深入：宣稱勤政，拒斥愉悅
正統話語：馬上“觀民”
結論

第八章 大眾認識與民族—王朝政治至上（1765—1785）
乾隆皇帝水利認識的再考察
政治至上（1770年代）
對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蝕（1765—1778）
民族—王朝回應之舉：恢復巡幸（1780—1785）
結論

尾聲 後的巡幸（1800—1820）
民族與清統治的歷史機制

附錄A乾隆南巡的地方備辦情況
附錄B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
附錄C南巡召試的量化分析

征引文獻

索引

附 洞察乾隆：帝王的實踐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譯後記

乾隆皇帝（弘歷，1711—1799；1736—1795年在位）是統治中國內地的第四位滿洲皇帝，他的祖父是康熙皇帝（玄燁，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乾隆皇帝既沐浴在乃祖的光環之中，又為乃祖的盛名所遮掩。1751年首次南巡時，乾隆皇帝欣然承認先輩的遺產：“粵自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南……歷今四十餘年，盛典昭垂，衢謠在耳。”康熙南巡不僅是歌頌和傳說的素材，而且也是一種政治表演——眾人被吸引並表現得井然有序：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癸未（1699年4月13日），御舟入境，沿途迎謁者數百裡不絕，而蘇州為尤盛。凡在籍諸臣為前一行，監生、生員次之，耆老又次之，編戶之民又次之。水路並進，每舟列黃旛，標都貫姓名迎駕等字於其上。路亦如之。凡獻康衢送若干帙，裝以黃綾。姑蘇驛前、虎丘山麓各建綵亭，縱廣百步。榱桷欄楯極壯麗，橋巷樹綵坊，錦棚高出檐表，遍列花燈。
這樣的節慶場面被認為是“體皇上合天下之歡”。此種編排自然是有益於朝廷，也對蘇州當地官員和名流有好處，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競獻其力”。約五十年後，乾隆皇帝通過編排具有同樣寓意的萬眾歡慶的生動場面，以仿效“皇祖”。
1750年初，也就是在首次南巡前整整一年，乾隆皇帝發布一道關於預備“輦路”的上諭，其中堅持要能被民眾很清楚地看到：“道路雖觀瞻所及，間或蔽以布帷菅蒯之屬，曠野中竟不為障蔽。”在離開北京的這一天，乾隆皇帝急切地想見瞻仰聖駕的人們“阛阓通衢”，他聽說“士民父老念切近光”，尤為高興。然而，存在著一個問題，乾隆皇帝“誠恐地方有司因慮道路擁擠，或致先期阻攔”，決意不要那些操心瑣碎之事的小官僚們掃此事之興，“若道路寬廣，清蹕所經，毋虞擁塞”，他在一道專門下發的上諭中，說得明白：“不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誠。”六個星期後，聖駕抵達蘇州，他驕傲地宣稱：“入境以來，白叟黃童扶攜恐後，就瞻愛戴，誠意可嘉。”李鬥是18世紀末的揚州人，他證實了乾隆皇帝的敘述：“道旁或搭彩棚，或陳水嬉。共達呼嵩誠悃，所過皆然。”正如乾隆皇帝所說，“就瞻”的舉動是相互的，充滿著特殊意義。看與被看，兩者“既足慰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見閭閻風俗之盛”。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當時，首先乃政治上非同尋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整個清帝國以及亞洲沿海和大陸都有反響。日本的德川幕府（1600—1868），從停靠長崎的中國商船上的水手那裡得到情報，了解到了經由江南的乾隆皇帝的長期行程。 朝鮮使臣在他們的日記和官方報告中對南巡有記載。 內亞的首領和高僧——包括六世班禪羅桑巴丹益西（1737—1780）——自然會了解南巡的情況，因為有時候他們是乾隆南巡時的扈從。時至今日，南巡的景像依然能牽動大眾和歷史的想像。的確，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國史的研究學者，多少都知道一點1751—1784年間的乾隆六次南巡。 同樣廣為人知的是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 然而，正如著名清史專家郭成康所說：“對南巡，人人都可以說兩句，但是還沒有人做過深入的研究。”我的研究，旨在從一個基本的層面上，填補這一空白。
讓我們先對乾隆南巡“說兩句”。南巡曠日持久，乾隆皇帝及相當大規模的扈從花上三五個月的時間，巡歷帝國繁榮和重要的地區之一——長江下遊的江南地區（見圖1和表3.1）。從出巡路線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從走陸路，經直隸、山東、江蘇北部，到達清河縣（今屬淮安）的黃河和大運河交彙處。乾隆皇帝視察那裡的堤壩塘堰等綜合水利設施。渡黃河後，這一移動的朝廷向南，乘船沿大運河，前往主要的縣、府等治所，如寶應、高郵和揚州。就在揚州以南的地方，御舟過長江並在常州、無錫、蘇州等沿線重要城市停留，之後到達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繼續向南，過嘉興府，接著向省城杭州進發，在那裡乾隆皇帝舉行召試，檢閱地方軍隊並遊覽城市景點，包括著名的西湖。在後四次南巡期間（1762、1765、1780和1784），乾隆皇帝前往海寧縣視察沿杭州灣的海塘，然後去杭州。1751年，聖駕從杭州出發，渡過錢塘江，這樣乾隆皇帝可以親祭位於紹興府、傳說中的聖君大禹的陵墓，這是皇帝行程的南端。（1751年後，乾隆皇帝再未前往紹興。）
返程時，皇帝一行北上，沿大運河到長江南岸的鎮江府，然後向西，走陸路至前明的都城江寧（今天的南京）。這裡乾隆皇帝又一次舉行召試，檢閱軍隊，參觀該城的歷史古跡。接下來這一移動的朝廷折回鎮江，過長江，繼續沿大運河北上，到達與黃河的交彙處。從1757年第二次南巡開始，乾隆皇帝及貼身扈從在山東—江蘇交界處與皇太後一行分開，走陸路到徐州，視察該地區的重要水利設施。在返回大運河後，皇帝一行乘船繼續北上至德州，後回到北京。皇太後的船隊返京時常常更為從容，通常比皇帝晚一些日子纔回到京郊。
1751年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在主要城市停留時間很長：杭州九天、蘇州八天、江寧四天。除參加上述精心編排的大眾歡慶儀式外，他還做了許多事情。其中，他視察水利設施、祭祀地方神祇、陟黜地方官員，接見地方名流，予以各種恩賞，招攬學術和文學人纔，檢閱軍隊以及參觀景點和歷史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