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剿夷與撫夷
第一節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002 
第二節 英國人作鴉片買賣 ·009 
第三節 東西對打 ·013 
第四節 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020 
第五節 不平等條約開始 ·024 
第六節 剿夷派又抬頭 ·027 
第七節 剿夷派崩潰 ·033
第二章 洪秀全與 曾國藩
第一節 舊社會走循環套 ·040 
第二節 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045 
第三節 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050 
第四節 洪秀全失敗 ·055
第三章 自強及其失敗
第一節 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062 
第二節 步步向前進 ·068 
第三節 前進遇著阻礙 ·071 
第四節 士大夫輕舉妄動 ·079 
第五節 中日初次決戰 ·090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 之復興
第一節 李鴻章引狼入室 ·106 
第二節 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111 
第三節 頑固勢力總動員 ·116 
第四節 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122 
第五節 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130 
第六節 軍閥割據十五年 ·137 
第七節 貫徹總理的遺教 ·142
附錄
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 ·146 
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207

我們在了解那段歷史的時候，得到的印像往往主要是悲情和屈辱。蔣廷黻先生從當時社會全局的角度來論述，盤活了原材料，總結了經驗和教訓，開創了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式。——張宏傑

執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哈佛大學教授、中國學研究奠基人費正清
 
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蔣先生是個開山的人。近四十年來，蔣先生這方面蕞大的貢獻是開創新的風氣，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
——現代史學著名先驅郭廷以
 
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高……近百年的史事寫的深入淺出，好讀耐看。
——復旦大學歷史繫教授 瀋渭濱
 
半個世紀以來，又有幾本近代史著作超過了它？當今專為獲獎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這本書的分量。
——亞洲研究學會會長 何炳棣

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裡；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這是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對中國的國際地位之觀察，時人多以為他言過其實，今人定覺得他的看法還不透徹。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裡當再討論。我們現在不過要指出：李鴻章的結論是不能否認的或修改的。中國近代所處的局勢確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近代所遇之敵人確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這個大變局的由來及其演化，中國對此變局的應付及其屢次的修改，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第一節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紀末發現了繞非洲經好望角的歐亞直接航路。這事在世界歷史上開了一，也就是上文所謂大變局的起始。在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發生了關繫，但以前的關繫與以後的關繫根本不相同。原來歐亞兩洲雖境土相連，且在烏拉爾山以南、裡海以北，兩洲之間並無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國與歐洲之間，除蒙古帝國短時期外，總有異族異教之人居中隔離。在這種環境之下，中西的關繫不但要看雙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還要靠中歐之間的區域有適合的情形。在這個條件不能圓滿的時候，中西的關繫就完全斷了。即在這個條件能圓滿的時候，中西的關繫大部分也是間接的：貨物的交換及彼此的認識都由第三者轉遞與介紹。嚴格說來，歷上古與中古，中西各自成一個世界、一個文化繫統。自歐亞直接航路被發現以後，第三者的阻礙成為不可能，其介紹亦成為不必要。自十六世紀到現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東西的融化，或者我們應該說，是全世界的歐化。 
為什麼歐亞的直接航路到十五世紀末始被發現呢？這個問題不是一言兩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說，這個大發現之遲到很自然。中西的發展是背道而馳的。歐洲發展起始於東南而趨向於西北。歐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臘，其次是羅馬，最後纔是西歐，愈到後來愈離中國遠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國家有了相當的成熟，歐洲的歷史始入海洋時期。中國的發展方向正與歐洲相反：中國的發展是由北而南的。我國的史家雖大書特書漢唐在西域的偉業，其實這不是中華民族事業的正統。中國的政治勢力、文化及人民渡長江而逐漸占領江南以及閩粵，這一路的發展纔算得我民族事業的正統。等到閩粵成熟了，然後我們更進而向南洋發展。明永樂及宣德年間的海外盟事不是偶然的、無歷史背景的。那時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們的勢力範圍。鄭和的時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時代。無怪乎中國人與葡萄牙人初次的見面是在印度河沿岸舉行的。我們可以說，十六世紀以後的中西關繫是數千年來雙方歷史的積勢所蓄養而成的，那麼自然會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歐洲歷史進入海洋時期以前，西方沒有一個國家把提倡海外發展當作政府的大事業。西洋人來中國者多半為個人的好奇心、利祿心或宗教熱所驅使。他們的事業是私人的事業，他們沒有國家或民族做他們的後盾。就是歐洲中古最著名的東方旅行家——馬可·波羅——也並未得著任何歐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業，在當時，與歐洲任何國家或民族的國計民生都沒有關繫。到葡萄牙人發現好望角的時候，歐洲的局勢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歐，葡萄牙、西班牙、法蘭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國家。在十六世紀末，荷蘭亦經革命而獨立。這些國家的國王和權貴無不以提倡海外發展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業。那幫在海外掠財奪土的半海盜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學家又從而贊揚之。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歐人眼光裡，國家的富強以及靈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業的成功。個人冒萬險而到海外去奮鬥的，不但可以發大財，且得為國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實信徒。這種人的運動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們在歷史上發起了、推動了一個不可抑遏的潮流。李鴻章所謂“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就是這樣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