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知道郭嵩燾，是差不多三十年前，我正在讀研。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裡，收錄了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我讀下來，既怦然心動，又瞠目結舌。
2007年，湖南教育電視臺開辦《湖湘講堂》，請我講一個湖南的歷史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燾，此時我對郭嵩燾已經有較多了解，驚訝他的見識，同情他的遭遇。我曾隨電視臺的編導去了郭嵩燾老家，與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視不同，郭嵩燾在他的老家湘陰汩羅，幾乎找不到“遺跡”。我跟當地的朋友講，五十年之後，郭嵩燾的名望會高於左宗棠，朋友不敢置信。我為什麼這麼說？我當然也喜歡左宗棠，多有能耐的一個人，英雄。但是，我想告訴諸位，這種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別是在中國文化水土裡，而類似郭嵩燾這種能夠提供新的世界觀，新的文化視界的人，卻不多見，這樣的人往往被我們忽略甚至敵視，因為他提供的是一種與既成觀念和秩序有所衝突的事實與道理，這會給我們的內心帶來焦慮和不安。
求解郭嵩燾，意味著我們需要正視傳統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視與我們自身的作為息息相關的累累傷痕。歷史其實聯繫著偶然的人事，並不是一個純粹宿命的過程，也隻有看到歷史的偶然性，我們纔會去反思歷史，去發現歷史的復雜與詭異，去理解歷史與我們自身的關聯。通過郭嵩燾，我們會看到，近代中國，也許有著不止一種可能的方向與命運，如果他的思想能夠成為晚清社會的主流思想，如果可以按照郭嵩燾的見識去調整自我、面對西方，會怎麼樣呢？這雖然有點“事後諸葛亮”，但正本清源，返回歷史的現場，正是作為人文學者應該具有的一種能力，也是不應該逃避的責任和使命。
一、郭嵩燾生平大概
郭嵩燾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陰。湘陰在清代屬於長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個通達之地。郭嵩燾家曾經富甲一方，到他父親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燾進學後，到嶽麓書院讀書，與曾國藩、劉蓉一見如故，結為金蘭，他們的親近跟性情有關，更跟抱負有關，用今天的話說，他們都是有志青年，郭嵩燾臨終前作《枕上詩》，說他們“笑談都與聖賢鄰”，當然就是要比肩聖賢。
1841年，郭嵩燾入浙江學政羅文俊幕，見識了英國炮艦在寧波定海一帶的攻擊，意識到“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置失宜”，由此發願考察歷史上的“中外關繫”，撰著《綏邊征實》。
1847年，郭嵩燾中為進士。很快，太平天國起來了，曾國藩出山，羅澤南出山，郭嵩燾也親臨戰場。大約在1856年初，郭嵩燾奉曾國藩之命，赴浙江籌餉，順道去了上海。根據《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燾到來時，英國人、法國人在洋涇浜落腳十餘年，已經經營得有模有樣。這是郭嵩燾次與洋人打交道，他有點始料不及，傳說中的“紅毛”“鬼佬”，居然長得很漂亮，居然很講禮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幾淨，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難喝，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船艦，尤其超乎想像，那完全是一種新文明的產物。
從上海返回後，郭嵩燾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書房。其時，英、法諸國要求重訂條約，要求更多門戶開放，要求使臣駐京。在無法得到許可時，便以武力相要挾，炮艦停泊渤海，窺伺京師。咸豐皇帝命郭嵩燾參贊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爺僧格林沁，以郭嵩燾已有的見識和理解，他認為“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這樣的思路顯然無法對應英雄闊步的僧王，而僧王卻獲得了庚子、辛丑以來與洋人作戰的勝利，舉朝歡呼。對此，郭嵩燾似乎並不開心，曾國藩在來信中就奇怪他為什麼對於備戰欲言又止，對於勝仗無動於衷。接下來，郭嵩燾受命作為欽差稽查山東沿海釐稅而遭算計，被朝廷處分，繼續到南書房任職。郭嵩燾請求回籍，他以身體為由的反復告假，連皇帝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回到湘陰僅一個月，1860年9月18日，郭嵩燾從朋友來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後是京城失陷，咸豐帝逃往熱河——號稱“駕幸”。郭嵩燾“為廢寢食”“痛悼不已”，事情的發展是他早已有所預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還是“昨歲之言”。
他因此憤然說：“諸臣之罪，豈復可逭哉！”“僧邸之罪，殺之不足蔽辜矣！”他開列出“洋務四兇”，包括琦善、耆英、葉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釋，之所以沒有算上林則徐，是因為林則徐的人格實在令人欽敬，但處置洋務，林則徐同樣不得要領。
後，正與太平軍作戰的李鴻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務且能理財籌餉的郭嵩燾，郭嵩燾復出，先是作為蘇松糧道，然後轉任兩淮鹽運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廣東巡撫。1866年，因為左宗棠的糾參，也因為他自己在抑郁憤懣中的請求，郭嵩燾解職還鄉，回到長沙。
長沙八年，郭嵩燾仰觀俯察，對於家國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產生了更多憂患。1874年，郭嵩燾五十七歲，朝廷詔命他赴京陛見。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漁民被害，興師臺灣。看來，正是這種敷衍不過去的危機，讓朝廷想起了在洋務上似乎有些辦法的郭嵩燾。
郭嵩燾束裝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滿三月，又緊急召回，讓他出使英國。原來，朝廷因為雲南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國賠罪，此事尤其緊迫。
1876年12月2日，郭嵩燾一行從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國，正式就任駐英公使，後兼任駐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燾如魚得水，他曾經對於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證，他像海綿一樣吸納西方文明，尋找這種文明的動力，並由此自我反思，感嘆國家遲暮，自己“年老失學”,小楷的日記有時一天寫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劉錫鴻似乎別有用心，成為郭嵩燾英倫生活的心腹大患。1879年年初，郭嵩燾黯然離任，他甚至沒有再到北京述職，而直接返回了長沙，他對朝廷有點絕望，對朝廷大佬們主導的洋務也幾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戰爭接連發生，眼見國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燾“不忍不談洋務”，他希望人們可以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早一點覺醒過來，對自己以及身邊的世界有真確的了解與認知，盡量減少因為顢頇帶來的自我傷害。
1891年7月，郭嵩燾在長沙去世，李鴻章等人上疏，請求朝廷將他的學行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予賜謚，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
二、郭嵩燾的性情
讓當局認為“頗滋物議”而至於妨礙給他立傳賜謚的“所著書籍”，是郭嵩燾出使英國後發回總理衙門刊印的《使西紀程》。
或許是因為郭嵩燾在洋務上已經落下“口碑”，左都御史景廉在出使前就參奏他“一以順悅夷心為事”，家鄉士子更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相譏諷，差點燒掉了他的住所；或者是郭氏“顯赫”的朝臣身份，讓人對他的言行格外關注；更重要的是，郭嵩燾力求平和而其實無法掩飾的批判性的自我觀照，讓《使西紀程》在朝廷上下引起的反響異常強烈，好朋友王闿運認為他的文字已經“中洋毒”，李慈銘說郭嵩燾所言“誠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
這是當時號稱有見識的學者的議論，政客的反應則是“動手”。光緒三年六月，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奏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請求將《使西紀程》毀版。接下來，張佩綸奏參，不僅要求禁書，還要求撤回郭嵩燾。
知道此事後，郭嵩燾有點想不明白，他在為反擊何金壽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說，何金壽所據為罪狀者，在指摘日記中“並不得以和論”一語。《使西紀程》中確實有一段議論，說“南宋以後邊患日深，而言邊事者峭急褊迫，至無以自容”，“以夷狄為大忌，以和為大辱，實自南宋始”，而現在的形勢與南宋不同，“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如此，怎麼能不認真講求應付之法，怎麼就一定“不得以和論”呢？無緣無故把“和”字當作罪行，“侈口張目以自快其議論，至有謂寧可覆國亡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燾早已經聽慣這種“愛國”言論。
郭嵩燾認為，辦理“洋務”不當的重要表現，就是自己首先明確立場，以“玉碎瓦全”相激發，弄得沒有立足的餘地。觀念和立場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帶來對策上的盲目。這種“主題先行”的做法，其來有自。他曾經指出，歷史上的事，特別涉及國際關繫時，必須“究知當日之情事”，纔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對宋明士大夫“於天下大勢懵然無所知”“不考當時之事勢，不察人情之順逆”的放言高論，不以為然，譬如明末魏禧論嶽飛“朱仙鎮班師事”，他認為就“不足當有識之一笑”，為此不惜專門著文辯論。
以對於歷史的理性認識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義所主宰，郭嵩燾因此不僅可以從流行的議論中看出“厚誣古人，貽誤後世”的歷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實情，還原是非。
有可靠的認知，纔會有準確的判斷。郭嵩燾說，辦洋務必須講道理，而且是講全面的道理。什麼是全面的道理？並不高深，隻要“以之處己，以之處人，行焉而宜，施焉而當，推而放之而心理得，舉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卻人人自矜其氣、自我鼓噪，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郭嵩燾說，此“區區愚忱，不惜大聲爭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願與讀書明理之君子，一共證之。”沒想到，苦心的“爭”和“言”，“證”成的卻是“有二心於英國”的苦果。
事實上，郭嵩燾出使之前的言論，被指為“不容於堯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經觸犯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而郭嵩燾本人，就如同少年時被人評價的“猛獸鷙鳥”，對於所見分明的是非，對於自己洞若觀火的判斷，不免固執，尤其不能忍受為了個人“持祿固位博盛譽”而置家國大義於不顧，謀食不謀道。曾國藩說他“芬芳悱惻”，劉蓉說他“天資粹美，熒澈無瑕”，他顯然不是那種權勢欲強、功利心重、可以屈己從人的人，而是精神卓越、氣質清潔、靈臺澄澈，似乎“非今世有也”。因為所思深遠，富有洞察力，眼界和價值理想非一時一地的
功利可以籠絡，又因為敏感於憂患，忠誠於使命，遭遇不可理喻的人事時，難免生發議論，議論多批評，批評難免針對現實，於是容易讓人以屈原、賈誼視之。一旦以屈、賈視之，在功利主義的官場文化中，就很不容易存身，很容易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敵人。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郭嵩燾的任事能力與人格魅力遠在晚清中興諸名臣之下，他無法把自己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做得像左宗棠那樣前呼後擁，做得像曾國藩那樣集“功、德、言”於一身，做得像李鴻章那樣左右逢源，失敗的原因正在於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來，這樣的講法似是而非。
首先，所謂“失敗”就是一個中國式的“成王敗寇”標準，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變革時代的人物，在一個“壞時代”，“成王敗寇”的標準，尤其遠離人道。
其次，人與人的相處或共事，性格當然重要，但觀念與思想同時主導著一個人的性格與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無法真的相處妥帖，郭嵩燾與僧格林沁，與李湘棻、瑞麟、左宗棠、劉錫鴻等人的衝突，表面上看來是個性使然，實際上無不隱含了觀念上的深刻對立，包括對於曾國藩，雖然情同手足，但他沒有表現出類似劉蓉那樣的無以復加的尊崇，其實也在於郭嵩燾認為曾國藩“於洋務素非通曉”。因此，郭嵩燾的驕傲，正是一種基於思想觀念上的驕傲，有著此種“先知”般思想觀念的人，除非出落成為純粹的哲學家、宗教家，否則，很難容忍周圍的蒙昧。其實，郭嵩燾對於自己“勇於任事而輕於信人”“嫉惡太深，立言太快”以至於“一事乖方，椎心自激”的“質性之隘”，所見分明，但是，因為關乎是非，關乎家國大局，他雖屢屢告誡自己，卻無法“喫一塹長一智”，讓自己圓通起來。
再次，郭嵩燾的時代，在今天的反觀中，重要的國務就是洋務，觀念的突破是重要的突破，沒有觀念的突破，一切所謂事功，所謂作為，隻能範圍在傳統的價值理想之下，也無法改變一次失敗接著又一次失敗的悲情局面。如此，可以肯定地說，人們對於郭嵩燾性情的接受程度，正取決於對他的觀念的接受程度，這也是如何評價他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