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知道郭嵩燾,是差不多三十年前,我正在讀研。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裡,收錄了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我讀下來,既怦然心動,又瞠目結舌。
2007年,湖南教育電視臺開辦《湖湘講堂》,請我講一個湖南的歷史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燾,此時我對郭嵩燾已經有較多了解,驚訝他的見識,同情他的遭遇。我曾隨電視臺的編導去了郭嵩燾老家,與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視不同,郭嵩燾在他的老家湘陰汩羅,幾乎找不到“遺跡”。我跟當地的朋友講,五十年之後,郭嵩燾的名望會高於左宗棠,朋友不敢置信。我為什麼這麼說?我當然也喜歡左宗棠,多有能耐的一個人,英雄。但是,我想告訴諸位,這種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別是在中國文化水土裡,而類似郭嵩燾這種能夠提供新的世界觀,新的文化視界的人,卻不多見,這樣的人往往被我們忽略甚至敵視,因為他提供的是一種與既成觀念和秩序有所衝突的事實與道理,這會給我們的內心帶來焦慮和不安。
求解郭嵩燾,意味著我們需要正視傳統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視與我們自身的作為息息相關的累累傷痕。歷史其實聯繫著偶然的人事,並不是一個純粹宿命的過程,也隻有看到歷史的偶然性,我們纔會去反思歷史,去發現歷史的復雜與詭異,去理解歷史與我們自身的關聯。通過郭嵩燾,我們會看到,近代中國,也許有著不止一種可能的方向與命運,如果他的思想能夠成為晚清社會的主流思想,如果可以按照郭嵩燾的見識去調整自我、面對西方,會怎麼樣呢?這雖然有點“事後諸葛亮”,但正本清源,返回歷史的現場,正是作為人文學者應該具有的一種能力,也是不應該逃避的責任和使命。
一、郭嵩燾生平大概
郭嵩燾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陰。湘陰在清代屬於長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個通達之地。郭嵩燾家曾經富甲一方,到他父親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燾進學後,到嶽麓書院讀書,與曾國藩、劉蓉一見如故,結為金蘭,他們的親近跟性情有關,更跟抱負有關,用今天的話說,他們都是有志青年,郭嵩燾臨終前作《枕上詩》,說他們“笑談都與聖賢鄰”,當然就是要比肩聖賢。
1841年,郭嵩燾入浙江學政羅文俊幕,見識了英國炮艦在寧波定海一帶的攻擊,意識到“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置失宜”,由此發願考察歷史上的“中外關繫”,撰著《綏邊征實》。
1847年,郭嵩燾中為進士。很快,太平天國起來了,曾國藩出山,羅澤南出山,郭嵩燾也親臨戰場。大約在1856年初,郭嵩燾奉曾國藩之命,赴浙江籌餉,順道去了上海。根據《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燾到來時,英國人、法國人在洋涇浜落腳十餘年,已經經營得有模有樣。這是郭嵩燾次與洋人打交道,他有點始料不及,傳說中的“紅毛”“鬼佬”,居然長得很漂亮,居然很講禮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幾淨,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難喝,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船艦,尤其超乎想像,那完全是一種新文明的產物。
從上海返回後,郭嵩燾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書房。其時,英、法諸國要求重訂條約,要求更多門戶開放,要求使臣駐京。在無法得到許可時,便以武力相要挾,炮艦停泊渤海,窺伺京師。咸豐皇帝命郭嵩燾參贊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爺僧格林沁,以郭嵩燾已有的見識和理解,他認為“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這樣的思路顯然無法對應英雄闊步的僧王,而僧王卻獲得了庚子、辛丑以來與洋人作戰的勝利,舉朝歡呼。對此,郭嵩燾似乎並不開心,曾國藩在來信中就奇怪他為什麼對於備戰欲言又止,對於勝仗無動於衷。接下來,郭嵩燾受命作為欽差稽查山東沿海釐稅而遭算計,被朝廷處分,繼續到南書房任職。郭嵩燾請求回籍,他以身體為由的反復告假,連皇帝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回到湘陰僅一個月,1860年9月18日,郭嵩燾從朋友來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後是京城失陷,咸豐帝逃往熱河——號稱“駕幸”。郭嵩燾“為廢寢食”“痛悼不已”,事情的發展是他早已有所預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還是“昨歲之言”。
他因此憤然說:“諸臣之罪,豈復可逭哉!”“僧邸之罪,殺之不足蔽辜矣!”他開列出“洋務四兇”,包括琦善、耆英、葉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釋,之所以沒有算上林則徐,是因為林則徐的人格實在令人欽敬,但處置洋務,林則徐同樣不得要領。
後,正與太平軍作戰的李鴻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務且能理財籌餉的郭嵩燾,郭嵩燾復出,先是作為蘇松糧道,然後轉任兩淮鹽運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廣東巡撫。1866年,因為左宗棠的糾參,也因為他自己在抑郁憤懣中的請求,郭嵩燾解職還鄉,回到長沙。
長沙八年,郭嵩燾仰觀俯察,對於家國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產生了更多憂患。1874年,郭嵩燾五十七歲,朝廷詔命他赴京陛見。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漁民被害,興師臺灣。看來,正是這種敷衍不過去的危機,讓朝廷想起了在洋務上似乎有些辦法的郭嵩燾。
郭嵩燾束裝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滿三月,又緊急召回,讓他出使英國。原來,朝廷因為雲南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國賠罪,此事尤其緊迫。
1876年12月2日,郭嵩燾一行從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國,正式就任駐英公使,後兼任駐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燾如魚得水,他曾經對於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證,他像海綿一樣吸納西方文明,尋找這種文明的動力,並由此自我反思,感嘆國家遲暮,自己“年老失學”,小楷的日記有時一天寫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劉錫鴻似乎別有用心,成為郭嵩燾英倫生活的心腹大患。1879年年初,郭嵩燾黯然離任,他甚至沒有再到北京述職,而直接返回了長沙,他對朝廷有點絕望,對朝廷大佬們主導的洋務也幾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戰爭接連發生,眼見國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燾“不忍不談洋務”,他希望人們可以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早一點覺醒過來,對自己以及身邊的世界有真確的了解與認知,盡量減少因為顢頇帶來的自我傷害。
1891年7月,郭嵩燾在長沙去世,李鴻章等人上疏,請求朝廷將他的學行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予賜謚,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
二、郭嵩燾的性情
讓當局認為“頗滋物議”而至於妨礙給他立傳賜謚的“所著書籍”,是郭嵩燾出使英國後發回總理衙門刊印的《使西紀程》。
或許是因為郭嵩燾在洋務上已經落下“口碑”,左都御史景廉在出使前就參奏他“一以順悅夷心為事”,家鄉士子更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相譏諷,差點燒掉了他的住所;或者是郭氏“顯赫”的朝臣身份,讓人對他的言行格外關注;更重要的是,郭嵩燾力求平和而其實無法掩飾的批判性的自我觀照,讓《使西紀程》在朝廷上下引起的反響異常強烈,好朋友王闿運認為他的文字已經“中洋毒”,李慈銘說郭嵩燾所言“誠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
這是當時號稱有見識的學者的議論,政客的反應則是“動手”。光緒三年六月,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奏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請求將《使西紀程》毀版。接下來,張佩綸奏參,不僅要求禁書,還要求撤回郭嵩燾。
知道此事後,郭嵩燾有點想不明白,他在為反擊何金壽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說,何金壽所據為罪狀者,在指摘日記中“並不得以和論”一語。《使西紀程》中確實有一段議論,說“南宋以後邊患日深,而言邊事者峭急褊迫,至無以自容”,“以夷狄為大忌,以和為大辱,實自南宋始”,而現在的形勢與南宋不同,“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如此,怎麼能不認真講求應付之法,怎麼就一定“不得以和論”呢?無緣無故把“和”字當作罪行,“侈口張目以自快其議論,至有謂寧可覆國亡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燾早已經聽慣這種“愛國”言論。
郭嵩燾認為,辦理“洋務”不當的重要表現,就是自己首先明確立場,以“玉碎瓦全”相激發,弄得沒有立足的餘地。觀念和立場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帶來對策上的盲目。這種“主題先行”的做法,其來有自。他曾經指出,歷史上的事,特別涉及國際關繫時,必須“究知當日之情事”,纔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對宋明士大夫“於天下大勢懵然無所知”“不考當時之事勢,不察人情之順逆”的放言高論,不以為然,譬如明末魏禧論嶽飛“朱仙鎮班師事”,他認為就“不足當有識之一笑”,為此不惜專門著文辯論。
以對於歷史的理性認識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義所主宰,郭嵩燾因此不僅可以從流行的議論中看出“厚誣古人,貽誤後世”的歷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實情,還原是非。
有可靠的認知,纔會有準確的判斷。郭嵩燾說,辦洋務必須講道理,而且是講全面的道理。什麼是全面的道理?並不高深,隻要“以之處己,以之處人,行焉而宜,施焉而當,推而放之而心理得,舉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卻人人自矜其氣、自我鼓噪,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郭嵩燾說,此“區區愚忱,不惜大聲爭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願與讀書明理之君子,一共證之。”沒想到,苦心的“爭”和“言”,“證”成的卻是“有二心於英國”的苦果。
事實上,郭嵩燾出使之前的言論,被指為“不容於堯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經觸犯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而郭嵩燾本人,就如同少年時被人評價的“猛獸鷙鳥”,對於所見分明的是非,對於自己洞若觀火的判斷,不免固執,尤其不能忍受為了個人“持祿固位博盛譽”而置家國大義於不顧,謀食不謀道。曾國藩說他“芬芳悱惻”,劉蓉說他“天資粹美,熒澈無瑕”,他顯然不是那種權勢欲強、功利心重、可以屈己從人的人,而是精神卓越、氣質清潔、靈臺澄澈,似乎“非今世有也”。因為所思深遠,富有洞察力,眼界和價值理想非一時一地的
功利可以籠絡,又因為敏感於憂患,忠誠於使命,遭遇不可理喻的人事時,難免生發議論,議論多批評,批評難免針對現實,於是容易讓人以屈原、賈誼視之。一旦以屈、賈視之,在功利主義的官場文化中,就很不容易存身,很容易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敵人。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郭嵩燾的任事能力與人格魅力遠在晚清中興諸名臣之下,他無法把自己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做得像左宗棠那樣前呼後擁,做得像曾國藩那樣集“功、德、言”於一身,做得像李鴻章那樣左右逢源,失敗的原因正在於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來,這樣的講法似是而非。
首先,所謂“失敗”就是一個中國式的“成王敗寇”標準,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變革時代的人物,在一個“壞時代”,“成王敗寇”的標準,尤其遠離人道。
其次,人與人的相處或共事,性格當然重要,但觀念與思想同時主導著一個人的性格與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無法真的相處妥帖,郭嵩燾與僧格林沁,與李湘棻、瑞麟、左宗棠、劉錫鴻等人的衝突,表面上看來是個性使然,實際上無不隱含了觀念上的深刻對立,包括對於曾國藩,雖然情同手足,但他沒有表現出類似劉蓉那樣的無以復加的尊崇,其實也在於郭嵩燾認為曾國藩“於洋務素非通曉”。因此,郭嵩燾的驕傲,正是一種基於思想觀念上的驕傲,有著此種“先知”般思想觀念的人,除非出落成為純粹的哲學家、宗教家,否則,很難容忍周圍的蒙昧。其實,郭嵩燾對於自己“勇於任事而輕於信人”“嫉惡太深,立言太快”以至於“一事乖方,椎心自激”的“質性之隘”,所見分明,但是,因為關乎是非,關乎家國大局,他雖屢屢告誡自己,卻無法“喫一塹長一智”,讓自己圓通起來。
再次,郭嵩燾的時代,在今天的反觀中,重要的國務就是洋務,觀念的突破是重要的突破,沒有觀念的突破,一切所謂事功,所謂作為,隻能範圍在傳統的價值理想之下,也無法改變一次失敗接著又一次失敗的悲情局面。如此,可以肯定地說,人們對於郭嵩燾性情的接受程度,正取決於對他的觀念的接受程度,這也是如何評價他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