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唐玄宗“何以舍壽王瑁而立肅宗”索解

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說：“玄宗何以舍壽王瑁而立肅宗為皇太子，此為別一問題，非茲篇所能論及也”，一筆帶過，沒有從正面解答。後來，他又從唐代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的角度重新提出這一難題。他認為，李亨“終能立為太子”，是因為武則天之後武氏政治勢、天寶時猶未衰歇，李亨生母楊妃是武氏姻親，且對李亨出生有恩的張說也是武氏之黨的緣故。對於武氏政治勢力在武周以後的存在情況以天寶時期是否仍然存在，黃永年先生既有正面的論述，也有針對性的剖析，指出陳寅恪先生對這一問題的立論難以成立。另外，趙永東先生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指出陳寅恪先生的立論“不足為訓”。他認為，唐玄宗在武惠妃死前之所以未冊壽王為太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似乎對武惠妃的政治品行並不完全信任，心存疑慮；二是壽王與太子李瑛被廢死有關。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不過，若認為是唐玄宗對早已廢死的王皇後的“追悔之念”抑制了他確立壽王為太子的行動，認為李亨最終被選為繼承人是因為唐玄宗對王皇後的所謂“追悔之念”與王皇後對李亨的“撫養之恩”，則未必是對此事的恰切解釋。細繹此事之因果，我們發現要對此事做出完美的解答並非易事。不過，通過梳理，我們從中能發現這一時期中樞政治格局的若干內容。從忠王與壽王的條件比較可以發現，繼承人的選擇不唯涉及朝廷宰相，也涉及後宮勢力以及宰相與後宮力量的結合等。看來，這還是一個不乏意義的問題。我們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重新對這一問題略加探討。

李瑛被廢之後，唐玄宗為選擇繼承人頗費了一番心思。《舊唐書》卷10《肅宗紀》：

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議立儲貳，時壽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寵。林甫希旨，以瑁對。

時任中書令的李林甫在唐玄宗向他征求儲君人選時，推薦壽王瑁是實情，但若說是“希旨”，則並不是實錄。在重新選擇繼承人時，唐玄宗從未向身邊的人透露過個人意向。二十六年六月，就連近侍宦官高力士也不清楚唐玄宗的真實想法。在這種形勢下，李林甫敢於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既與他的中書令身份有關，據說也有討好武惠妃的私心。不過，有人認為李林甫開始為巴結武惠妃做擁立壽王的臺柱，而武惠妃死後“態度有所變化”，“狡猾的李林甫也就不必盡力保護壽王”，與事實並不相符。《舊唐書》卷106《李林甫傳》：“其鼕，惠妃病，三庶人為祟而薨。儲宮虛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說明李林甫在武惠妃死後擁戴壽王的態度仍一如既往。按：武惠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李林甫的這一政治態度僅僅用他巴結武惠妃來解釋可能還遠遠不夠。另據史書記載：“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死。”也就是說，無論是從當初三庶人之禍的發生與結局而論，還是此後擁立壽王瑁，都說明此時出任中書令的李林甫與皇位繼承問題頗有干繫。且不管李林甫的本意若何，僅從中書令在國家政治中樞中的重要地位這一個角度，就不能不使唐玄宗認真對待宰相與皇位繼承人之間的政治關繫。從前文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以來，無論是對太子的政治權力還是對其政治生活的空間，唐玄宗都已經著手加以削弱與壓縮。他通過調整宰相集團成員實現廢黜太子瑛，所以，他當然不會希望再看到未來的皇位繼承人與中書令之間存在深厚的政治淵源。道理很簡單，太子與朝廷宰相之間的任何形式的政治聯繫，都會使太子獲得政治發展與勢力膨脹的機會與可能性。筆者認為，壽王之所以沒有成為新的皇位繼承人，正是由於在唐玄宗看來，他與中書令李林甫之間存在一種不被現實皇權所容忍的政治淵源。這一點其實正好反映出唐二十五六年前後唐朝國家政治體制的一些特征與基本面貌。

另外，在唐玄宗的諸子之中，壽王還有一點與眾不同，那就是他與寧王之間存在其他皇子所不具備的深厚淵源。原因是壽王出生後即被送往寧王府邸，爾後在寧王府生活了十幾年，由寧王一手撫養成人。送壽王到寧王府中舉養，是因為其母武惠妃所生二子一女，皆襁褓不育。至於是“帝命寧王養外邸”還是“寧王請養邸中”，抑或是氏“請於邸中收養”，史書記載不一，但是壽王被送往寧王府氏“自乳之，名為己子”卻是實情。正是由於他“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於諸王”。寧王是唐玄宗的長兄，以其“嫡長，合當儲貳”，年（684年）時也曾為太子。平定韋後之亂時唐玄宗功大，唐睿宗復位後也因此為選擇繼承人而傷神。寧王主動上表辭讓，方使問題化解。唐玄宗即位以來，表面上與諸兄弟相處融洽，但絲毫沒有松懈對諸王的防範。他把寧王等兄弟安置在緊鄰興慶宮的勝業坊、安興坊內，不時親往諸王府邸或派中使探看，都不乏深意，自非“天子友悌”一言可以道盡。寧二十九年（741年）十一月死後，唐玄宗特為其加冊“讓皇帝”之謚。顯而易見，對居於藩邸的諸兄弟，唐玄宗在政治上沒有絲毫的輕忽。如此一來，選擇與藩王有如此深厚淵源的壽王瑁為皇位繼承人，並不符合此時唐玄宗的政治思路與策略，因為唐玄宗不希望太子在政治上擁有任何可能獲得發展的條件，更何況寧王這個時候仍然在世。

在唐玄宗的諸子之中，由於東封後設立十王宅，諸子雖然分別被授以邊地都督或節度大使，但均繫遙領，並不實任；諸王雖加開府，卻無府僚。若論及諸子的個人纔干與政治資本，客觀上講，無一有機會出人頭地者。也就是說，由於唐玄宗設立十王宅，諸皇子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處於他的嚴密控制下，這樣一來，也就成功阻止了諸皇子憑借個人纔能進行政治上的經營。從這一點上來說，唐玄宗設立十王宅的效果是很明顯的。從目前所見的史料來看，倒是有一件與李亨有關的記載，多少反映了十王宅中的忠王李亨的出格之處。據記十八年，奚、契丹犯塞。六月，唐朝以“[十]八總管”兵進討，以李亨遙領河北帥。大軍出發時，“仍命百僚設次於光順門，與上相見。左丞相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穎發，儀表非常，雅類聖祖，此社稷之福也。’”張說拿李亨與唐太宗作類比，並稱為社稷之福，顯然有為他進行政治鼓吹的意圖。不過十八年（730年）六月時，忠王李亨與十王宅中的其他諸王並無任何相異之處，張說自罷任中書令以後，一度致仕在家修史，十七年（729年）復任尚書左丞相，但他的政治影響力已經是大打。再說，張十八年生病，“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並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即不治而終。張說的身體狀況是否有可能支撐他進行這一繫列的動作，確實值得懷疑。張說同樣的一番話在《通鋻》中則被記載為“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與《舊唐書·肅宗紀》所載又略有不同。因此，對於有關李亨的這則史料的可信度，我們表示懷疑。有的學者已經指出：“張說此說必為肅宗即位後所偽撰，……欲借張說之口宣示天命，並標出於諸皇子間，肅宗有特殊的形像。”隻可惜未作進一步的申論。

總之，在唐玄宗選立繼承人時，任何一位皇子都不會因為他們的政治纔干或政治資本相對優越而當選。所以，即使是中書令在國家政治事務中處於極其優越的地位，李林甫在擁立壽王時也舉不出可以說服唐玄宗與朝廷的理由。唐玄宗對李林甫的提議雖然沒有立即加以否決，但是對他的提議完全不予理睬。同理，唐玄宗選定的繼承人，也不會因為令人矚目的政治纔能折服朝廷百官。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在三庶人之禍以後，唐玄宗為繼嗣不定而猶豫不決、郁郁寡歡，重新立儲費時達一年又兩個月，而且還是在武惠妃死後半年。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宦官高力士提出的“推長而立”的原則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選擇。《通鋻》卷214&ldqu二十六年五月”條記載了他們之間的對話。話題是高力士借關心唐玄宗的生活起居引出的：

……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

高力士在這個時候提出立長的建議，自然說明了他豐富的政治經驗，也反映出他在唐玄宗政治中樞中的地位。不過，這是否如黃永年先生所說是屬於“內廷與外朝之爭”、是“已成為內相即玄宗的代理人”的高力士抑制外朝宰相的手段，有人也說恐怕可以進一步討論。畢竟，在這一過程中，高力士並不曾得到什麼政治利益。再說，高力士多年在皇帝左右，言行舉止極為謹慎，此前宰相人選的更換、王皇後與太子李瑛被廢，他均是三緘其口。當立儲之事陷於微妙之際，高力士敢於直陳己見，說明他經過冷靜的分析，對形勢有了比較準確的把握。事實證明，高力士的建議非常符合皇帝的思路。至於高力士如何能對形勢有如此準確的把握，我們不得而知。現存文獻中有這樣一則記載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唐玄宗此時的政治思二十六年（738年）正月，即武惠妃死後的第二個月，唐玄宗在舉行親祀東郊的典禮時，用忠王為亞獻，並用潁王為終獻。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信號，多少可以透露出唐玄宗內心的一些玄機。

確定了立長原則，皇位繼承人的人選也就容易明確了。因為唐玄宗第一次立儲時沒有遵循立長原則，李瑛是以皇次子的身份居於儲君之位的。實際上的皇長子李琮在玄宗第一次立儲時沒有考慮進來，再次立他為太子的可能性不大，加之李琮沒有子嗣，收養了廢太子李瑛的兒子，所以他更不可能成為新的皇位繼承人。除慶王琮之外，唐玄宗最年長的兒子就是忠王李亨了。再說，別的不論，若與慶王無子相比較，忠王在這方面的優勢就大大地表現出來了。因為李十四年（726年）十二月時就有了長子李俶，李俶就是唐玄宗的長孫。也就是說，唐玄宗的取舍隻可能在壽王與忠王之間。按照立長原則，在皇三子忠王與十八子壽王之間當然也就隻能選擇忠王李亨。經過這番較量與唐玄宗的反復斟酌，李亨得二十六年（738年）六月被立為太子。當年七月，唐玄宗為他舉行了冊禮。

出於中書舍人孫逖之手的《立忠王為皇太子制》，比較準確地表達出唐玄宗再次立儲的政治思路。其中有雲：“以長則順，且符於舊典”；在《冊忠王為皇太子文》之中仍然稱“仰稽天道，俯察人心，立長則順，天所助也”。這顯然是針對當時朝廷上立長的輿論與唐玄宗所認可的立儲原則而言的。事實上，唐玄宗選立李瑛時就不曾遵循立長的“舊典”，選立李亨是不是屬於真正的立長也值得疑問，甚至事隔多年以後，就連李亨自己都認為由他繼承大位屬於“非次”。因此，所謂“推長而立”雲雲，不過是唐玄宗立儲時的一種從權變通、一個方便操作的手段，是他在當時的體制之下尋求政治穩定的策略，他並不是真的要遵循立長的原則。這樣說來，李亨得以被立為儲君，他較之壽王更為年長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並不是決定性因素。除李亨以外，比壽王年長的皇子還有多位。因此，李亨被選為皇位繼承人，應該另有他為唐玄宗所看中的優勢與條件。在我們看來，當時李亨與李林甫為首的宰相集團之間缺乏像壽王那樣的政治上的淵源關繫是唐玄宗選中他的重要原因。此外，李亨此時已二十八歲，在十王宅中生活沒有顯露任何劣跡，更不見他在後宮中有什麼依靠。至於說李亨被立為太子，與所謂“武氏之黨”及武氏勢力左右政局並無關繫，黃永年先生早已有論述，可視為定論，在此不另外贅述。總之，此時的李亨在內廷外朝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依賴，這一點正是唐玄宗所看中的。而得到中書令李林甫擁立與武惠妃支援的壽王也就不可能被唐玄宗選中。由於壽王與中樞政治有關聯，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命太子以外的皇子主持平叛，就隻任用了永王、盛王與豐王，卻沒有委任壽王。這倒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唐玄宗在第二次立儲時何以舍壽王。

唐玄宗之所以舍壽王而選擇政治上毫無勢力可言的忠王作為繼承人，是因為此時太子的政治地位還沒有被完全納入新的政治體制，皇位繼承權與其他權力繫統在皇權政治之下的配置關繫仍處於調整與組合中。選擇忠王李亨作為繼承人，是唐玄宗在實體化的東宮體制還沒有完全被打破的形勢下，為了在當時的體制下尋求政治穩定所采取的一種政治策略，即通過用人事的辦法達到現有體制暫時還不能達到的效果。同時，這一選擇也是為了繼續對政治體制進行調整以贏得政治空間，從而最終實現對繼承人進行有效控制的政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