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曹操刺殺張讓案 （180年左右） 001

第二案 何進遇刺案 （189年） 018

第三案 呂布刺殺丁原案 （189年） 032

第四案 曹操屠殺呂伯奢家人案 （189年） 044

第五案 韓馥自殺案 （191年） 057

第六案 王允、呂布刺殺董卓案 （192年） 073

第七、八案 王允殺蔡邕、曹操殺邊讓等名士案 （192—193年） 081

第九案 曹操全家遇害案 （193年或194年） 090

第十案 兗州官員叛曹操降呂布案 （194年） 100

第十一案 袁術稱帝案 （197年） 113

第十二案 劉表祭天案 （197年） 117

第十三案 禰衡擊鼓罵曹案 （197年） 122

第十四案 袁紹殺 義案 （198年或199年） 128

第十五案 曹操殺呂布案 （199年） 138

第十六案 孫策遇刺案 （200年） 145

第十七案 張仲景起兵反劉表案 （199—200年） 158

第十八案 袁紹軍將領在官渡集體降曹案 （200年） 168

第十九案 袁紹殺田豐案 （200年） 186

第二十案 曹操殺華佗案 （208年） 197

第二十一案 曹操殺孔融案 （208年） 205

第二十二案 曹操殺神童周不疑案 （208年） 211

第二十三案 諸葛亮親友集體降曹案

第二十四案 張昭勸孫權降曹案 （208年） 227

第二十五案 曹操殺馬騰案 （212年） 240

第二十六案 荀 自殺案 （212年）

第二十七案 曹丕殺甄妃案 （221年） 254

第二十八案 曹丕殺曹彰案 （223年） 271

第二十九案 孫權廢太子案 （250年） 277

第三十案 孫峻刺殺諸葛恪案 （253年）

很大程度上拜《三國演義》所賜，三國時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中被關注的一段。當然，書讀得稍微多一點，往往就會掉過頭來強調：《三國演義》所講述的，遠非真實的歷史。把《三國志》拿過來，和《三國演義》進行比較，指出哪些地方是《三國演義》虛構的，不論寫書還是講課說段子，都很讓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

於是引出一個問題：看了《三國志》，就能了解真實的三國歷史嗎？《三國志》是很不容易讀的一部書，倒不是說讀通文言文有多難，而是陳壽的寫法，實在有點刻意制造閱讀障礙。

在三國歸晉的現實環境下，陳壽寫歷史書，必須以曹操為正統，“帝魏寇蜀”，但陳壽本是蜀人，對故國蜀漢有很深的感情，於是這部書公開擺出來的立場，和內在的情感立場，就有巨大的矛盾。

更為難的是，一味美化曹魏也不行。晉是繼承魏的，所以曹魏的正統地位不容挑戰；但如果曹魏不夠壞，晉取代魏的合法性就有所欠缺，所以曹魏也必須要有重大污點。而且這次易代並沒有殺人如麻的大換血，所以曹魏時代的大臣，很多在晉朝仍然是大臣，哪些隱私可以揭發，哪些污點仍需要掩蓋，哪些髒水應該大潑特潑，哪些地方卻反而要洗地……凡此種種，都是重大的技術難題。

寫一部符合晉朝需要的三國歷史，固然是的文化工程，卻是一件干好沒多少好處，而稍不留神就可能得罪哪家權貴，輕則從此仕途無望，重則誤了卿卿性命的事。

當時中原絕不缺纔學之士，但這個重任卻交到了陳壽一個蜀人手裡，可能也和這個燙手山芋沒人願意接有關。而陳壽算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當時夏侯湛也在重寫《魏書》，看了陳壽的作品，就覺得不用再寫了，把自己的稿子毀了。張華對陳壽更是大加贊賞，說：“當以《晉書》相付耳。”意思是以後修本朝史的重任，也可以交給你了。

範曄評價司馬遷和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比較下來，陳壽的特點大概是“其文約而事微”，文字特別簡潔，敘事非常微妙：很多話看起來是一個意思，其實是另外一個意思；很多事看來好像沒說，但該說的他其實都說了。從這個角度看，陳壽真正喫透了“一字定褒貶”的“春秋筆法”。

所以，一旦時過境遷，不理解陳壽修史時的這層難處，把《三國志》拿來當故事書看，就很容易覺得沒什麼意思。晚清的學者李慈銘就說，三國時代的歷史事件與人物，論精彩程度，不在楚漢相爭時之下。可是《史記》寫得“聲色百倍”，《三國志》就淡而無味。甚至於同樣的事，如果《後漢書》的作者範曄也寫過，就比陳壽寫得好看得多。這段話，很真實地呈現出一個想看故事的人的失落感。

《三國志》零散到什麼地步呢？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赤壁之戰後的東吳攻取江陵之戰，《三國志·曹仁傳》是這樣寫的：周瑜率領數萬大軍攻打江陵，被曹仁率領三百勇士殺進殺出，如入無人之境。後曹仁的部下贊嘆：“將軍真天人也！”曹操知道了這事，也越發認為曹仁雄壯，轉封他為安平亭侯。

如果隻看這段記錄，還以為江陵之戰曹魏方面贏了。要結合東吳方面人物的傳記，纔能發現周瑜盡管打得很艱苦，但畢竟是把江陵拿下了的。所以，讀《三國志》要是不端出研究者的態度，就當故事書今天翻幾頁明天翻幾頁，極可能會對人物、事件的理解發生重大偏差。反而是看《三國演義》的讀者，在這種大關節上，倒不會出錯。

當然，讀《三國志》還離不開裴松之的注。裴注的好處，是征引廣博，讓我們了解到，《三國志》裡簡簡單單一句話，背後包含著這麼多的細節，或者很多事原來有那麼多各不相同彼此衝突的說法。

當然，有了裴注，也就意味著閱讀《三國志》的感受除零散之外，又更增蕪雜。總之，這不是一部適合用休閑的狀態來閱讀的書。於是，羅三洋兄的這部《三國三十案》的可貴之處，也就顯現出來了。

鄧廣銘先生有個著名的說法，學習中國古代史，要有四把鑰匙：年代、地理、職官、目錄。怎樣運用這四把鑰匙，三洋兄特別精熟。人是生活在特定時空裡的，所以弄清楚時間先後和地理方位就特別重要；傳統中國是官本位的社會，很多時候你該怎麼做，不是由你的智商和性格決定的，而是由你在官場中的位子決定的。年代為橫軸，地理為縱軸，職官為立軸，這就建立起一個三維的坐標繫。

而史料中那些零碎蕪雜的記錄，就成了這個坐標繫中一個個的點。在這些點之間貫通勾連，於是，一種不但不同於《三國演義》，也不同於《三國志》的表面文章的歷史敘事，也就慢慢呈現出它的輪廓。

用破案的方式來實現這個過程，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當然，由於史料數量太過有限，三洋兄對有些事情的解釋，未見得是正確的答案，但至少也是合理而有趣的答案之一。

三洋兄的學識淵綜廣博，我素來佩服，他對三國史的熟稔，更不是我能望其項背的。他囑我作序，我實在是既榮幸又惶恐。隻能強調一句，他的著作，掃去了我讀三國史時感受到的重重迷霧，我寫下這些文字，聊表一下感激之情。

                                                           劉   勃

 案 曹操刺殺張讓案 （180 年左右）

絢爛的晚霞照耀著金色的屋頂，熙熙攘攘的人群焦躁地在城門口排隊等待衛兵放行，街區隨之逐漸安靜下來。東漢帝國的首都洛陽城即將被夜幕籠罩，由此結束看似平凡的一天。

漢代的城市都實行宵禁，也就是說，夜生活通常被嚴格禁止，在城內謀生的多數民眾必須在傍晚離開城市，到郊區去過夜，次日清晨城門開放時纔被允許回到城內。不算路途奔波，每天在城門口排隊的時間就往往要花掉一兩個小時，與現代上班族的生活頗為相似。隻有少數人在城內擁有居所，可以避免這種每日在城門口穿行，接受衛兵檢查的奔波之苦。

與中國以往的其他首都相似，東漢洛陽城的一多半面積都被皇宮占據，留給市民的空間並不多，而且被北宮和南宮這兩座主要宮殿群分割成了東西兩片：西城的居民大多是普通百姓，生活起居都圍繞著金市等幾座大市場，洛陽對他們來說就是這狹長的一片街區。北宮和南宮居然都沒有設朝西的大門，可見宮裡的帝王將相們對於西城百姓的生活毫無興趣。皇宮對西城百姓來說僅僅是幾道高牆，他們對牆裡面的世界近乎一無所知。北宮和南宮之間有寬闊的

馬路，但那是為政府車隊建造的，平民百姓不能隨意穿行，馬路上方甚至還有溝通北宮和南宮的過街天橋——“復道”，皇親國戚們經常站在復道上俯視壯麗的首都街區。東城的居民大多是達官貴人及其僕役，皇宮朝東設有多座大門，方便東城貴人們進出。東城的北部是塊僻靜的街區，這裡有獨立於皇宮的小型宮殿群“永安宮”，通常用於安置皇太後、失寵嬪妃和退休太監，存放兵器的武庫也設在這裡。東城的南部則是首都熱鬧的街區，所有政府衙門都雲集於此。而在這兩片形成鮮明對比的街區之間，鱗次櫛比地分布著眾多豪華官邸，

權貴人家門口總是終日車水馬龍，直到傍晚，纔因為宵禁安靜下來。即便夜幕降臨，人群散去，從門口車輪印痕和腳印的數量，也能很容易地判斷官邸主人眼下是否正受到皇帝的信任，及其實權的大小。所以，洛陽居民都很在意家門口的車輪印痕和腳印數量，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不男不女的人，概莫能外。

此時，洛陽東城門口車輪印痕和腳印數量多的那座官邸，就屬於一位不男不女的人。張讓，潁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年輕時曾擔任給事中，也就是宮廷顧問。這個職務歷來很少由宦官擔任，反倒經常由學者型官員兼任，所以張讓年輕時未必是宦官。到了重視宦官的漢桓帝時期，張讓的職務纔變成了真正的宦官“小黃門”，在漢靈帝時期又升任宦官之首“中常侍”。中常侍這個職務本來也與宦官無關，漢成帝的嶽父許嘉就曾經擔任中常侍，《漢書》作者班固家族中也出過好幾位中常侍。直到東漢中期，纔有宦官出任中常侍的記載，終完全被宦官壟斷。

由於中常侍一職在東漢末年位高權重，從不會隻讓一位宦官專美。所以，除張讓以外，漢靈帝還委任了趙忠等其他九位中常侍，與張讓合稱“十常侍”，後來又陸續增加到十二位。因為漢靈帝並不是其前任漢桓帝的親生兒子，而隻是漢桓帝的堂姪，故登基以後先是囚殺漢桓帝的遺孀竇太後一家，又逼殺了漢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劉悝，皇位纔算坐穩，所以重賞在這幾次宮廷政變中為他出過大力的宦官，張讓、趙忠等“十常侍”都被封為侯爵。漢靈帝甚至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把張讓當作父親一樣看待。

雖然極受皇帝信任，但是使張讓在“十常侍”中脫穎而出的，是他靈敏的政治嗅覺。漢靈帝因為多個兒子都相繼夭折，懷疑宮中有鬼，等一位身材高大的何姓宮女生下又一位皇子以後，便把這孩子改名換姓，送出宮去，交給一位道士撫養，等到年滿三歲以後纔帶回皇宮，這就是後來的漢少帝劉辯。劉辯回宮之後不久，漢靈帝就力排眾議，在宦官的支持下廢掉宋皇後，立劉辯的生母何美人為皇後。何皇後出身低微，父親是個屠戶，母親去世又早，主要靠繼母和大哥何進撫養成人，所以談不上有什麼家教，脾氣很大，愛嫉妒，性格又潑辣，每當其他嬪妃懷孕，都被何皇後逼迫打胎。劉辯出生以後便離開父母，交給道士撫養（這位道士應當雇了乳母），所以缺乏安全感，與父親漢靈帝關繫淡漠。總而言之，漢靈帝頂著很大壓力纔冊立了何皇後，隨後不久便後悔了，據說經常夢見漢桓帝向自己發怒，於是開始策劃廢黜何皇後，而且遲遲不立劉辯為太子。在這個矛盾重重的皇室裡，宦官們得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中活躍的一位正是張讓。

從劉辯出生開始，張讓就以大宦官的身份，與何家頻繁來往。前文說過，張讓年輕時擔任宮廷顧問“給事中”，當時他未必是宦官。這並不奇怪：在漢朝，大部分宦官並不是從小就被閹割的，而往往像司馬遷一樣，是在職期間因為犯罪被處以宮刑的正常官員。所以，很多漢朝宦官都有親生子女，司馬遷就兒女雙全，張讓也不例外，他有一個兒子叫張奉。有些人想當然地把張奉說成是張讓的養子，是缺乏依據的。這位張奉是個酒色之徒，也通一些醫術，張讓在劉辯出生以後，就安排張奉娶了何美人的妹妹為妻。這樣一來，張讓與何美人就成了姻親，何美人一被封為皇後，她的妹夫張奉就被封為太醫令，主管皇室成員的健康醫療。

大宦官張讓的兒子娶了何皇後的妹妹，這場聯姻讓兩個家族走上了雙贏的道路：何皇後歷經風雨，始終沒有倒臺，她的大哥何進反而晉升為百官之首大將軍，弟弟何苗也被封為車騎將軍，何家的政治地位變得無比鞏固；張讓更是在“十常侍”中脫穎而出，漢靈帝與何皇後夫妻都對他無比尊重，儼然成了太上皇。由於何家兄妹文化程度有限，其家族原本也沒有什麼靠山，所以在何進擔任大將軍期間，張讓其實就是東漢帝國事實上的執政官。於是，當時有求於張讓的人多如過江之鯽。

張讓的宅邸舉世聞名，其豪華程度與皇宮相仿。據說當時宦官們怕漢靈帝登高時會看到自己的宅邸過度豪華，涉嫌僭越，於是共同勸漢靈帝說：“天子不能登高，登高百姓就會離散。”於是漢靈帝很長時間都不敢再登高了。 問題是，身為中常侍，張讓大部分時間都得在皇宮裡上班，連續在宮中過夜也不稀奇，很少回家享福，據說每十天纔能回家一次，而且這點假期還經常因加班被取消。雖然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請托車輛在門口排隊等候，卻難得有幾個人能夠見到尊貴的張讓本人，其中一位幸運兒，就是三國時期風雲人物孟達的父親孟佗。孟佗在諸多馬屁精中脫穎而出所依靠的，是一種當時極為罕見的，且很投張讓兒子、太醫令張奉胃口的稀有禮品——進口葡萄酒。據《三輔決錄》記載，孟佗耗盡家財賄賂張讓的家奴，纔得以進入這座豪宅，見到張讓本人，送上葡萄酒等大禮。隨後不久，孟佗便坐上了涼州刺史的高位，以便繼續給張讓父子供應當時中國還不能自行生產，隻能從國外進口的葡萄酒。

權力令人迷醉，也會帶來危險。作為中常侍兼侯爵，張讓盡管權傾天下，卻也在政壇樹敵無數，因此他的府邸向來戒備森嚴，以防政敵行刺。

張讓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就在看似平凡的一天即將結束，張讓下班回家之際，蒙面刺客真的來了。久經宮廷政變歷練的張讓並非等閑之輩，他的家丁訓練有素，立即將刺客包圍。但這位蒙面刺客顯然也有備而來，他面對張府家丁掏出了“手戟”。這是一種漢朝流行的便攜式短兵器，像是將兩把匕首以九十度角焊在一起，猶如方天畫戟的戟頭，因此得名。其用法類似中世紀歐洲的法蘭克飛斧，可以在肉搏時砍或扎敵人，也可以投擲。幾年後，董卓曾向觸怒自己的呂布投擲手戟，劉備也曾經在長坂坡向報告他趙雲投降曹操（假新聞）的信使投擲手戟。刺客用手戟和張府家丁在庭院裡格鬥了一陣，發現寡不敵眾，

於是且戰且退，後看準機會爬上牆逃走了，沒有落入張讓之手。

據東晉歷史學家孫盛的《異同雜語》記載，這位企圖行刺張讓未遂的刺客不是別人，正是年輕的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