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經典是怎樣煉成的
一、《資治通鋻》的精髓
作為一名歷史學教師,經常會有人向我問這樣的問題:姜老師,我想知道一點中國歷史,了解一點傳統文化,讀哪些書比較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卻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的傳統文化非常發達,留存的典籍浩如煙海,要挑出其中精粹、值得讀的內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國傳統的學問中,史學又是特別發達的一支。流傳到今天的史學典籍一共有多少,是幾萬種,還是十幾萬種,還是幾十萬種?恐怕沒有一個學者能作出精確的統計。這麼繁多的史籍,不可能有人把它們都讀遍,也沒有必要讀遍。但對於喜歡鑽研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政治智慧感興趣的人來說,有一部書不可不讀,那就是被人們譽為“帝王教科書”的《資治通鋻》。
《資治通鋻》為什麼被稱為“帝王教科書”?“資治通鋻”的本意是“鋻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治道”就是治理國家的方法。借鋻以往的歷史經驗,幫助當前的人尋找治理國家的方法。所以這部書的特點,是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全面總結了以往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規律和經驗。它在彙總中國古代政治智慧方面的成就,是無法超越的,也是無可替代的。對政治經驗的總結,也是整部《資治通鋻》的精髓所在。在它編成之後,每位想好好治理國家的皇帝,都得認真讀它。比如,清代的康熙皇帝,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歷成功的皇帝之一,他就非常注重學習《資治通鋻》。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這一年裡,他把《資治通鋻》仔仔細細讀了一遍,並做了107條讀書筆記。
我們今天處於一個全新的時代,已經沒有帝王,也沒有士大夫了。那我們還有學習《資治通鋻》的必要嗎?當然有。首先,從實用角度看,不管時代怎樣變化,社會管理總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資治通鋻》歸納出很多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般規律。拋開帝王和士大夫這類特殊的個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崗位上的人,仍然能從《資治通鋻》中汲取豐富的管理智慧。其次,從文化角度看,《資治通鋻》集中國傳統政治智慧之大成,通過閱讀《資治通鋻》,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
二、司馬光的“史學童年”
歷史上這些浩如煙海的典籍,歷經大浪淘沙,能夠“屹立不倒”,成為經典的,隻有像《資治通鋻》這樣的少數著作。《資治通鋻》為什麼能被後代帝王奉為治理國家的全書?這部經典是怎樣煉成的?這是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的問題。
《資治通鋻》的“領銜作者”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這是一位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大家從小就聽過“司馬光砸缸”的故事。絕大多數人對司馬光的了解是從“砸缸”開始的。這個故事說明司馬光從小就很聰明,但小時候聰明的人多了去了,為什麼隻有司馬光能編出《資治通鋻》這樣偉大的著作?其實《宋史司馬光傳》裡面記載過司馬光童年的兩個故事,其中一個當然就是“司馬光砸缸”。還有一個故事,一般讀者不太注意,而這個故事恰恰和司馬光後來能成為一名偉大的史學家有很直接的關繫。
這個故事的內容是什麼呢?司馬光六歲的時候,家長開始讓他念書。七歲那年,司馬光聽到其他成年學者在討論一部叫《左傳》的書,聽完大人們的討論之後,司馬光對這部書很有感覺,史傳上說是“大愛之”(蘇軾《司馬溫公行狀》),回來之後就為家裡人復述他所聽到的內容,居然能把大概的意思講得八九不離十,司馬光從此就迷戀上了《左傳》,開始認真研讀。《左傳》是怎樣的一部書?這和司馬光後來編寫《資治通鋻》又有什麼聯繫呢?《左傳》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部比較成熟的史書,記載了春秋時代的歷史,尤其擅長描寫戰爭。喜歡歷史、喜歡戰爭,是很多小男孩的共性,司馬光也不例外。自從司馬光發現了《左傳》這個寶庫,史傳上說他“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每天捧著書不肯放下,注意力完全被書本吸引,全然不顧餓了渴了,對天氣冷熱變化也沒有察覺。偶爾到院子裡散個步,正好踫見有小朋友掉水缸裡,搬起石頭砸了缸,救完小朋友後,大概又回去讀書了。
有句俗話叫“三歲看老”,從司馬光童年的這兩個故事裡,我們能看到什麼?首先,司馬光從小就有超乎常人的好學精神,這和他以後能成為大學者有直接聯繫。但“砸缸”的故事又告訴我們,司馬光不是一個書獃子,懂得應變,而且善於打破常規思維解決問題。想成為一名大學者,學養深厚和善於用非常規思維思考,這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司馬光就具備這兩個條件。
司馬光為人比較低調,他自己後來不怎麼講“砸缸”這個故事,但從小喜歡史學這件事卻時常提起。比如,晚年把《資治通鋻》編修完成之後,司馬光給當時的皇帝宋神宗上了一道奏表,其中有這麼一段:“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司馬光《進〈資治通鋻〉表》)司馬光說自己很笨,也沒什麼學問,什麼都比不上別人。這當然是司馬光的自謙之辭。但司馬光接著說,唯獨對於史學,還是下過點功夫的。從小到老,一直保持著鑽研歷史的嗜好。司馬光這裡說的“自幼至老”,就應該包括了童年時代讀《左傳》的這段經歷。我們之前介紹過《左傳》記載的是春秋時代的歷史,而《資治通鋻》正是接著《左傳》往下寫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童年經歷對司馬光影響之深。
三、成熟而失敗的政治家
從小喜歡歷史,矢志成為史學家的學者很多,為什麼其中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像司馬光那樣寫出一部類似於《資治通鋻》的經典巨著呢?我們之前說,《資治通鋻》的特點是什麼?它的特點是彙集了歷史上政治智慧的精華,是一部“帝王教科書”。試想,一位根本沒有參與過政治,不懂政治的歷史學家,寫得出這樣一部書嗎?即便寫出來了,會讓人信服嗎?所以要寫《資治通鋻》這樣的書,光有深厚的史學涵養是不夠的。而司馬光恰恰不是一位單純的史學家。
司馬光生長在官宦世家,二十歲就考中了進士,這使得他很早就開始進入了仕途。司馬光入仕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甚至加入激烈的政治辯論。這樣就使得他從一名纔華橫溢的青年學者,逐漸成長為一顆眾人矚目的政治新星。很多政界前輩都看好他,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做宰相的大器,比如,比司馬光年長的大學者,也是重要政治人物的歐陽修。歐陽修和司馬光曾經因為政見不同,發生過激烈的爭執,但歐陽修後來向皇帝推薦司馬光,說:“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歐陽修《薦司馬光札子》)歐陽修把“社稷之臣”這四個字用在司馬光這樣一個晚輩身上,評價是非常高的。“社稷之臣”往往指那些能為國家承擔重任的人。歐陽修同時也稱贊司馬光,說他思考關乎國計民生的問題時,能夠深謀遠慮,做事的時候細密謹慎。
這麼看來,司馬光應該仕途亨通,大展宏圖。我們不禁又要問,如果司馬光的仕途真這麼一直亨通下去,每天公務纏身,他還有時間編《資治通鋻》嗎?命運就是這麼奇妙。當司馬光進入思想成熟、精力旺盛的壯年時代,看上去就離政治生涯的時刻僅一步之遙,就在這關鍵時刻,一股突如其來的時代洪流把司馬光從高處衝刷了下來。命運沒有給他在政治舞臺上一展抱負的機會,反而逼迫他退出政治舞臺的中心,來到邊緣地帶。形勢變化是怎麼發生的?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司馬光五十一歲。這一年朝廷發生了一件大事:宋神宗啟用王安石,實行變法。司馬光因為和王安石有巨大的政見分歧,迅速成為反對變法的骨干。司馬光不停地給宋神宗寫奏表,也寫過好幾封信給王安石,指出新法可能會帶來很多負面效應,擾亂社會秩序,勸宋神宗、王安石以謹慎穩健為宜。但年輕的宋神宗急於求治,終將天平傾向王安石,支持變法。出於對司馬光的尊重,也為了調和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的矛盾,宋神宗在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之後不久,打算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在宋代,樞密使是負責國防、軍政的長官,地位僅次於宰相。樞密副使就是主管國防、軍政的次長。這個任命計劃,體現出宋神宗也很想倚重司馬光。但司馬光非常堅定地拒絕了這個任命,他知道他和王安石之間的分歧是無法調和的。
熙寧三年(1070年),作為政爭的失敗者,司馬光離開了首都開封,次年在洛陽定居。從此在洛陽一住就是十五年。司馬光雖然失去了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卻意外獲得了很多安閑時光。《資治通鋻》絕大部分內容,是在定居洛陽的十五年裡完成的。司馬光把自己的很多政治願景,寄托在《資治通鋻》裡面,希望通過總結歷史上興衰成敗的規律來證明自己的政治見解是正確的。隻有這樣一位深諳政治卻又有機會賦閑的大學者,纔有可能寫得出這樣一部凝聚著大量政治智慧的史學巨著。
四、皇帝的特殊“關繫戶”
學養深厚,精專史學,深諳政治,卻又不得不暫時告別政治,是司馬光能編寫《資治通鋻》的內在條件。但如果司馬光在政爭失敗後,不停地受政敵打擊,或者隔三差五地奔波換崗,他還能安安靜靜地編《資治通鋻》嗎?奇怪的是,作為反對變法的代表人物,司馬光在政見上和當朝皇帝宋神宗以及朝廷上的當權派有著嚴重分歧,但在洛陽的十五年,司馬光幾乎沒有受到過任何政治迫害和打擊,生活平靜而安定,波瀾不興。不僅如此,《資治通鋻》的編修,還受到朝廷在人力、物力以及圖書資料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資治通鋻》的質量得到充分保證。這是為什麼?這就不得不講到,《資治通鋻》的編成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在條件,那就是北宋有兩位皇帝都對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鋻》傾力支持。
司馬光是在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時期進入仕途的。宋仁宗晚年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沒有兒子。皇帝沒有兒子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皇位沒有繼承人就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劇烈震蕩。而宋仁宗的問題尤其復雜。復雜在哪兒呢?宋仁宗並不是沒有生育能力。他有生育能力,但奇怪的是,凡是生下的男嬰都早夭,養活的全都是女孩。如果宋仁宗沒有生育能力,事情倒簡單,在近親中過繼一個。問題是宋仁宗又能生,所以他不甘心,這麼大的家當總是交給親生兒子比較放心。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有大臣勸宋仁宗以大局為重,盡早從宗親中挑選、領養一個。每次踫到這種情況,宋仁宗總是說,你們再等等,後宮某位妃子馬上就要臨盆了。但結果沒有一次能讓宋仁宗如願。
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宋仁宗已經五十二歲了,健康狀況亮起了紅燈,再生育的希望也很渺茫。當時司馬光正擔任同知諫院的官職,主要責任是給皇帝提意見。司馬光抓住機會,激切地要求宋仁宗盡快地從宗親中挑選後備繼承人。宋仁宗一開始還是很猶豫。司馬光對宋仁宗說:“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蘇軾《司馬溫公行狀》)唐代自文宗皇帝以後,皇位繼承被具有權勢和野心的宦官左右,扶植新皇帝的老自居,作威作福,皇帝反而成為宦官的門生弟子,造成政治上的混亂不堪。司馬光舉這個例子是想告訴宋仁宗,萬一哪天他駕崩在深宮大內,而外面的大臣們不知道,宮裡也出現類似唐代宦官的野心家,控制皇位繼承,宋室江山將走向何方,豈能預料?這番話打動了宋仁宗,使他覺得再不確定繼承人,整個江山社稷的確面臨很大風險。經過慎重考慮,宋仁宗在姪子輩中挑選了一名考察對像,並在次年將他立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宋英宗。大家注意,司馬光這番話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引用唐代歷史上的成敗經驗來說服宋仁宗。借鋻歷史經驗來說明當前該怎麼做,是司馬光討論政治時慣用的方法,也是他為什麼要編《資治通鋻》的根本原因。
宋英宗能順利繼位,很多大臣都做過工作。但關鍵時刻,可以說是憑借司馬光的努力一錘定音。所以宋英宗對司馬光非常感激。司馬光曾經向宋英宗表達過這樣一個願望,希望將復雜的歷史刪繁就簡,提煉出對治理國家有用的內容,編成一部書,供以後的皇帝們學習。首先,宋英宗覺得司馬光想做的這件事非常有意義。其次,可能是出於對司馬光的感恩心理,宋英宗決定以官方的名義支持司馬光編這部書。用現在的話說,是給司馬光立了個國家重大科研項目。這就是正式編修《資治通鋻》的開始。宋英宗給司馬光提供了三項具體的支持:,允許司馬光在官員、文士中挑選“科研助手”,國家給與名分、職位。第二,凡是和修書有關的經費開支,都由國家財政承擔。第三,所有宮廷藏書、秘府檔案,都對司馬光開放。這三項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尤其是宮廷藏書和檔案的開放,大量的珍貴資料,是確保《資治通鋻》成為高質量史書的重要條件。
可惜宋英宗壽命不長,當《資治通鋻》部分編輯完成的時候,宋英宗已經去世了。繼承皇位的是他的兒子宋神宗,也就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那位皇帝。宋神宗和司馬光在政治上分歧非常大,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但這沒有減少宋神宗對司馬光的尊重和敬意。宋神宗對司馬光的感激心理,絲毫不亞於他的父親宋英宗。所以當司馬光暫時告別政治舞臺的中心,來到洛陽定居時,宋神宗依然大力支持他繼續編修《資治通鋻》。
司馬光離開朝廷後,他的很多政敵都在宋神宗面前說他壞話。有一次,宋神宗和宰相們談話,感慨人纔稀少。其中有位叫蒲宗孟的執政官就說,人纔都被司馬光那些反對變法的邪說帶壞了。宋神宗聽完後用很嚴肅的眼光盯著蒲宗孟,看了半天不說話,看得蒲宗孟心裡發毛。後宋神宗說:“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其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續資治通鋻長編》卷三百三十八)宋神宗說,司馬光雖然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見,但他能堅持自己的看法,不為名利所動,連樞密副使這樣的高官都打動不了他,這樣的人我做皇帝以來隻見過司馬光一個。其他人一旦有機會賴上這個位置,攆都攆不走。宋神宗的意思是說,以你蒲宗孟的人品,憑什麼詆毀司馬光?不久之後,宋神宗就把蒲宗孟給罷免了。我們可以從這件事上清楚地看到司馬光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司馬光政壇失意之後,並沒有受到更大的迫害和打擊,能夠在洛陽安安靜靜地編修《資治通鋻》。這樣看來,宋英宗和宋神宗這兩代皇帝對司馬光的信任和支持,是《資治通鋻》得以問世不可或缺的條件。
五、一批優秀的助手
司馬光既是一位精通史學的大學者,又是一位身處政治漩渦中心的大政治家。但在他的黃金年齡段沒能去執政,而是閑居了十五年,埋頭修史。期間無論政壇變化如何風雲詭譎,司馬光始終能得皇帝的信任與尊重,使得修史工作不致中斷。可以說司馬光修《資治通鋻》的條件,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為什麼《資治通鋻》是獨一無二的?因為這些條件不可能同時出現在第二個人身上。
那麼僅憑司馬光一個人,就能修得出《資治通鋻》嗎?《資治通鋻》上起春秋戰國之交,往下寫到宋代建立之前,包含了一千四百年左右的歷史,篇幅長達二百九十四卷,光讀一遍就得花很多時間,何況是寫!不管司馬光怎麼努力,都不可能獨立完成這麼一部既龐大又精細的作品。所以我們還必須提到,司馬光能修成《資治通鋻》,得力於一批優秀的助手。繁重的史料搜集、甄別工作,由助手們完成,司馬光在他們提供的高質量的半成品基礎上再加工,修成《資治通鋻》定本。司馬光的主要助手有三位——劉攽、劉恕、範祖禹。這三位,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也都是超一流的學者。尤其是劉恕、範祖禹兩位,是司馬光親自提撥、栽培的青年纔俊,承擔了很繁重的工作,付出了很多艱辛。
比如範祖禹,從三十歲開始協助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鋻》。《資治通鋻》竣工的時候,他四十四歲。這十五年裡,範祖禹基本上沒做過其他事情。三十歲的年齡正值青春大好,是把握人生際遇的時機。司馬光雖然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尊重,但畢竟是政治上的失敗者,跟著他走,會有很大風險。範祖禹沒有計較任何利弊輕重,而是踏踏實實、任勞任怨,一干就是十五年,沒有萌生過任何為自己另謀發展渠道的念頭。不是總有人抱怨我們這個時代出不了大師,出不了經典嗎?與《資治通鋻》的編修者們作個比較,好好反思一下,我們這個時代不正是缺少這樣一種人,這樣一種精神嗎?任何一部經典都是用生命澆灌成的。《資治通鋻》之所以能成為經典之作,正是傾注了這樣一批優秀學者的全部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