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日痛飲慶功酒，

壯志未酬誓不休。

來日方長顯身手，

甘灑熱血寫春秋。

這是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的著名唱段，上了年紀的人應該能哼上一兩句。楊子榮來到土匪窩，獲得了座山雕的信任，榮升老九，土匪參謀長下令拿酒慶賀，楊子榮袍子一撩，眉角一挑，就來了這麼一段。

這裡有個問題：為什麼是寫春秋呢？

字面上解釋，春秋是季節。春華秋實，春花秋月，春種秋收，中國人給這兩個季節賦予了很多美好的意願。

引申的含義，春秋是歷史。

寫春秋，即是寫歷史。

穿林海，跨雪原，智取威虎山，為黨為人民立奇功，正是楊子榮甘灑熱血去譜寫的歷史。

於是又有問題來了：為什麼寫春秋即是寫歷史？其一，春秋是古代史書的通名。

這裡的古代，是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據唐朝史學家劉知推論，夏、商、周三代，官方的史書都叫作《春秋》——當然，也有些諸侯國的史書另有其名。比如在周朝，晉國的史書為《乘》，楚國的史書為《梼杌》，但是籠統地稱為《春秋》，是不至於錯的。

由於長達數百年的戰亂，夏、商、周三代各國的“春秋”，基本上都失傳了。流傳於世的，唯有周朝魯國的《春秋》。

而這本《春秋》也不完整，僅僅是記載了自魯隱公至魯哀公年間發生的事情，歷經十二代君主，時間跨度約為二百四十年。

後人所說的“春秋時期”，即因此而得名。

其二，（據說）孔子是《春秋》的修訂者。

後人看到的《春秋》，並不是原版，而是孔子修訂過的。

關於孔子修訂《春秋》這件事的真實性，史上爭論頗多。正方反方的論述，皆有可取之處，在此不作討論。

姑且站在正方的立場上來理解這件事——

首先，《春秋》經手的史官眾多，文風不一。孔子作為魯國的文化達人，對《春秋》進行修訂，使之一氣貫通，不足為奇。

其次，孔子曾以《春秋》為教材，講授他的政治哲學。在授課的過程中，他可能覺得原始的記載並不完全符合他的政治理念，於是加以修正。

既然有至聖先師加持，《春秋》便不是一本簡單的史書，而成為儒家的經典著作了。它被列入五經之中，供奉在太學和國子監裡，成為後世讀書人考取功名的書目。

孔子本人對《春秋》極其重視，甚至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意思是，隻要《春秋》傳世，我便得償所願。理解我也罷，不理解我也罷，都無所謂了！

大有將一生學說都寄托於《春秋》之意。其三，《春秋》是有態度的歷史。

沒有所謂客觀的歷史。

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亂世，禮崩樂壞，戰亂頻仍。他強烈地希望改造社會，恢復秩序，並由此而建立了一整套理論體繫。

修訂《春秋》，便是將自己的政治立場移植於歷史事件中，借事說理，懲惡揚善。

由此而形成的“春秋筆法”，即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有其特定的價值判斷。

貌似客觀的陳述，其實包含了深刻的道理。

然而，一萬六千多字的《春秋》，竟然記載了約二百四十年的歷史。平均算來，每年不到七十個字，可謂言簡意賅。“微言大義”之說，由此產生。

以如此之少的文字，承載如此之重的道理，對讀者的理解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事實上，如果沒有專人傳授，讀者基本上不可能明白《春秋》究竟說了些啥。

於是，為了詮釋《春秋》這本難懂的“經”，又出現了所謂的“傳”，也就是《春秋》的解讀本。

其中流傳於世的有三本：《左傳》《公羊傳》和《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其四，《左傳》是解讀《春秋》的權威版本。

《左傳》的作者，一般認為是春秋晚期魯國的史官左丘明。關於這件事，後世史學界眾說紛纭，很多人認為老左不可能是《左傳》的作者，在此不作討論。

不可否認的是，二十餘萬字的《左傳》，史料翔實，文字優美，邏輯通順，立場鮮明，既有史學價值，又有文學價值，也有政治價值。

後人學習《春秋》，《左傳》。

據《三國志》注引《江表傳》：“（關）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連一介武夫都愛讀《左傳》，可見《左傳》在漢朝有多流行。

相比之下，成書於西漢的《公羊傳》《梁傳》，當然也有其價值，但是缺少《左傳》的鮮活和厚重。

東漢儒學大師鄭玄總結：“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梁善於經。”

先秦儒家，強調以禮治天下，禮即各種規範的總和。在《左傳》中，隨處可以看到“禮也”或者“非禮也”的評論。合不合“禮”，是《左傳》評判歷史重要的標準。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皇權，儒家便逐漸蛻變為專制統治的官方學說。“禮”的精神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對皇權的極度維護和對思想的嚴格控制。如譚嗣同所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內法而外儒，既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特色，也是自秦以後中國傳統儒學的嬗變與宿命。在這種大環境下對《春秋》進行解讀的《公羊傳》和《梁傳》，自然與《左傳》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在後世某些學者看來，《左傳》的觀點已經不合時宜，甚至是有問題的。朱熹便曾經說過：“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言下之意，《左傳》不講皇權政治！

然而，正因為《左傳》不講皇權政治，少了許多迎合統治者的虛與委蛇，它纔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儒家初的思想和本來面目，稱之為“儒家的初心”，也未嘗不可。其五，《左傳》也在不斷地被解釋。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左丘明解讀《春秋》，自成一家；後人研讀《左傳》，又讀出許多心得。千百年來，注解《左傳》的專著層出不窮，汗牛充棟。

西晉杜預的《春秋左傳集解》、唐朝孔穎達的《春秋左傳正義》、清朝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現代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日本竹添光鴻的《左氏會箋》等，為世人閱讀《左傳》，提供了很好的指引與幫助。

一千位讀者便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注解多了，很難區分這些作品究竟是“我注左傳”，還是“左傳注我”，抑或兼而有之。

但這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閱讀即澆灌。《春秋》的原義和《左傳》的思想，在注解與踫撞中，被延續與深化了。一粒精神的種子，歷經千百年來的培育，逐漸成長為參天大樹。

它甚至成為中國人精神氣質中不可磨滅的印記，就算是外族入侵、大神震怒、基因重組，也不能將它化為無形。

即便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人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孔子被戴上“頭號大混蛋”的帽子，連塑像都被拉出來遊街批鬥。可是您看，樣板戲開演了，革命演員一開腔，還是“甘灑熱血寫春秋”。一不留神，又回到孔子那裡去了。

是為序。   

（選自年）

《春秋》記載此事，隻用了六個字：“鄭伯克段於鄢。”可謂言簡意賅之至。

這六個字有什麼講究？且聽老左分析：

首先，大叔以下犯上，違反了孝悌之道，背棄了君臣之義，所以不稱其為“弟”，而是直呼其名，以示譴責。

其次，鄭莊公和大叔兄弟相爭，有如二君交戰，所以用了“克”這個動詞。

再次，所謂兄長，本來就有教育弟弟的義務和職責。可是，當大叔犯錯誤的時候，鄭莊公沒有好好教育大叔，反而故意放任自流，誘使其叛亂。說白了，鄭莊公的目的，就是想名正言順地殺死大叔。所以這裡不說他是兄長，而是稱為“鄭伯”，這也是一種譴責。

後，“出奔”二字，在春秋時期是有罪之辭。這裡隻寫鄭伯克段於鄢，卻不寫大叔出奔共地，是因為如果寫了，責任就完全在大叔身上了。事實上，鄭莊公應該負更大的責任。隻不過鄭莊公太狡猾了，偽裝得太好了，將責任推得干干淨淨，以至於史官也不好明說，隻能如此下筆，希望列位看官能看明白吧。

這便是所謂的“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有其特定含義，都有其價值判斷。它是隱晦的，委婉的，深藏不露的；同時也是尖銳的，嚴肅的，毫不留情的。區區六個字，竟然帶出這麼多的道理，厲害吧？

說句題外話，我們小時候上語文課，老師講到魯迅的文章，一個破折號能夠講出七層意思，抄在筆記本上就是滿滿的兩頁，何嘗不是一種“春秋講法”？

關於鄭莊公這個人，有必要多說兩句。

1960年，曾經說過：“春秋時候有個鄭莊公，此人很厲害。”而且表揚鄭莊公：“在國內鬥爭和國際鬥爭中都很懂得策略。”

連都擊節贊賞的鄭莊公，在和弟弟鬥爭的過程中，使用了堪稱教科書式的政治手段。

他外表憨厚，內心精明。他不動聲色地布置了一個陷阱，而且極有耐心地，看著大叔一步一步走進去。作為兄長和國君，他有很多次機會對大叔進行規勸，如果規勸無效，還可以用強硬的手段進行制裁。但他不這樣做。他給自己塑造了一個軟弱無能的形像，對大叔的胡作非為不聞不問。直到大叔邁出造反的那一步，他纔果斷給予致命一擊。

這叫引蛇出洞。

大叔咎由自取，這是不用爭論的。但是，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先秦儒家看來，首先強調的是君有君道，父有父道，兄有兄道。鄭莊公作為國君，作為兄長，應該在臣弟犯錯誤的時候及時指出，給予相應的懲誡，而不是養成其惡，然後置其於死地。因此，在“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中，首先應該批評的是鄭莊公，其次纔是大叔。

領導的責任，大於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