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識小錄》是王學泰先生關於“水滸”進行的一些深入細致的思考。先生在創作完成《水滸·江湖》一書後，因受體例、篇幅所限，將其中極為有趣、重要，但無法深入、無法歸類的一些細小問題，通過獨闢《“水滸”識小錄》這塊領地，進行了深入獨到的闡釋。先生采用筆記體的方式，專門選擇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的觀點來解讀，讓讀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對《水滸傳》和有關“水滸”故事的個人見解。

    如從樸刀、杆棒，“發跡變泰”，武舉、武監、武學生，山寨、水寨、山水寨，流放、招安等細微處著眼，演繹遊民文化傳統下社會的運作思維與方式；其立論嚴謹，見微知著，以考評方式將“水滸”中的細枝末節與當時的整個江湖巧妙連接。

    《“水滸”識小錄》融知識性、趣味性、新穎性於一體，是一本考評《水滸傳》的非常有趣的書。

    《“水滸”識小錄》是作者關於“水滸”做的一些思考。作者采用了筆記體的方式，專門選擇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的觀點進行闡述，讓讀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對《水滸傳》和有關“水滸”故事的個人見解。其視角新穎別致，觀點以小見大。如從樸刀、杆棒、武學生、山水寨、流放等細微處著眼，演繹遊民文化傳統下社會的運作思維與方式；其立論嚴謹，敘述生動，以考評方式將“水滸”中的細枝末節處與當時的整個江湖巧妙連接。

    家喻戶曉的《水滸傳》讀者數以百萬計，評論《水滸傳》的書籍汗牛充棟，但以王學泰先生的視角與方式來考評的，卻鮮有論者與相關書籍。該書融知識性、趣味性、新穎性於一體，是一本考評《水滸傳》的非常有趣的書。

    王學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於北京。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繫。2003年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治學注重文學史與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14年12月獲中國食文化研究會所授“食文化終生成就獎”。著作有《水滸·江湖》《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國流民》《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中國飲食文化史》《中國式幽默》《燕譚集》《多夢樓隨筆》《偷閑雜說》《重讀江湖》《采菊東籬下》《坎坷半生惟嗜書》等。另校點整理有《杜工部集》《唐詩評選》等。

|杆棒與樸刀杆棒|

1．從古代的棒到宋代杆棒

說起杆棒，人們容易聯想到山城重慶賣苦力的“棒棒”。他們靠著一根棒棒（扁擔）、兩根繩子，用肩挑背扛，包攬了山城大部分重物的搬運，在崎嶇的山道小路上，多麼先進的運輸工具都不如這原始的棒棒。棒棒不僅是人類使用的批工具，也是批武器。冷兵器時代當老百姓手無寸鐵，被壓迫到極限時，就會像賈誼《過秦論》所說的陳涉那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起來造反，他們的“斬木為兵”就是把木頭削制為杆棒，作為兵器，雖然原始，但也管用。

“棒”這個字，到漢末纔出現，它是“棓”的俗字。著名的有關“棒”的故事是《三國志》注釋中引《曹瞞傳》關於曹操的。說他年輕時曾為洛陽北部尉（相當於現在公安分局局長），這裡治安不好，有權有勢的人違法亂紀，小民受害。曹操履任之後，“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這是把棒子當作刑具了，連皇帝寵愛的小太監的叔父都敢懲辦，於是違法亂紀者收斂起來。南北朝期間，棒子在維持治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棒殺”一度成為流行詞語。

棒子不僅是打鬥情急時，隨便抓來用的武器，在正規戰爭中也有使用。南北朝時，北魏強人爾朱榮與當時武裝造反的領袖葛榮交戰，爾朱榮告誡他的騎兵部隊說：“步兵與騎兵交戰，待兩軍逼近，刀就不如棒子好用。”所以，他要求每個騎兵秘密攜帶棒子一根，放在坐騎之側。並規定此戰不以殺敵多少為計功標準，用棒子打懵敵人即可。由於爾朱榮處置得當，這次他僅以“精騎七千”就擊敗了葛榮號稱百萬的大軍，而且於戰陣之中生擒葛榮，成為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這也是爾朱榮生平一大功，棒子“與有榮焉”。棒能偷偷藏在馬側而不被發現，估計不會太長，我想像大約與壘球棒差不多。

杆棒一詞始見於宋代，棒和杆兩詞一結合，棒子變細變長了。《武經總要》說它有四五尺長，這樣杆棒就成為一種能夠向敵人進攻的武器了。據說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就是手執一條杆棒打天下的。這雖不見於正史記載，但在朝野盛傳，似乎並非空穴來風。蔡絛的《鐵圍山叢談》中說：

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杆棒也。棒純鐵爾，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恭惟神武，得之艱難，一至斯乎？

“藝祖”就是指趙匡胤，其實這隻是說他掌權之後玉斧、鐵棒不離手，似乎有點像征權力的意思。民間通俗文學便把杆棒想像為趙匡胤的兵器。明代擬話本《趙太祖千裡送京娘》（可能有宋人的故事為此篇雛形）中寫道：

說時義氣凌千古，話到英風透九霄。八百軍州真帝主，一條杆棒顯雄豪。

“一條杆棒”成為打天下的武器，那麼自然也就會有對趙匡胤武藝高低的末羅貫中雜劇《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中寫趙匡胤還是平民百姓之時曾自述道：

論弓箭不曾差，使劍戟頗熟滑。提一條杆棒行天下，十八般武藝非敢道自矜誇。折末槍刀並劍戟，鞭簡共椎撾。往常學成文武藝，今日貨與帝王家。

這表明趙匡胤在江湖藝人眼中還是武術高手。在這個認知基礎上就有了寫趙匡胤發跡變泰故事的《飛龍傳》。趙匡胤使用的兵器也是說話藝人說的“杆棒”，不過小說作者為了配合趙匡胤“真龍天子”的身份，把簡單棍子變化為“蟠龍棍”。可以想像，這必是個鐵棍，上面還有蟠龍紋飾。在後世整理本《飛龍全傳》中又把蟠龍棍進一步神化為“神煞棍棒”。這是趙匡胤的嶽父張員外轉贈的，並說：

賢婿，當日有位仙長雲遊到此，與老朽化齋，因老朽生平敬的僧、道二種，為此盛設相待。他臨去之時，賜我這件無價至寶，為贈答之物，名曰“神煞棍棒”。老朽不知就裡，細問根由。他說：此寶乃仙家制煉，非同凡品，必須非常之人，方可得此非常之物。凡是無事之時，束在腰間，是一條帶子。若遇了衝鋒之際，解落他來，隻消口內念聲“黃龍舒展”，順手兒迎風一縱，這帶就變成了一條棍棒。拿在手中，輕如鴻毛；打在人身，重若泰山。憑你刀槍劍戟，俱不能傷害其身。若遇了邪術妖法，有了此寶防護，便可心神不亂，勘滅妖邪。如不用時，口中念那“神棍歸原”四個字，將手一抖，那棍依然是條帶子。真的運用如神，變化莫測。老朽藏之已久，終無用處。今見賢婿這等英雄豪俊，故此相贈，做件防身兵器，一則免得提了這蟠龍棍行走不便，二則權當此物作一點繫念之心。??

此寶剛柔並濟，宛如勒甲鸞絛。隨身防護束腰間，變化無窮玄妙。臨陣即時光閃，衝鋒刀劍難牢。仙傳精器助天朝，打就江山永保。

匡胤即時分開門路，就將那棍法施展起來，把那勾、彈、封、逼、擼、擠、抽、挪諸般等勢，上下盤旋，舞了一回。復念了一聲“神棍歸原”，將手一抖，依然是條黃金錦帶。心下十分歡喜，將來束在腰間。

從杆棒升級到蟠龍棍，再升級到神煞棍棒，說明了江湖藝人對皇權的崇拜。社會底層人士由於文化水平低，更慣於用荒唐不經的情節制造“真龍天子”“轟動效應”，比“不語怪力亂神”的儒者更熱衷制造皇帝崇拜。

2．宋代統治者對杆棒的態度

宋代官修綜合性兵書《武經總要》前集第十三卷有關於杆棒的介紹，這說明杆棒與樸刀不同，官方還是把它認定為一種兵器的。

右取堅重木為之，長四五尺，異名有四：曰棒、曰輪、曰杵、曰杆。有以鐵裹其上者，人謂訶藜棒。近邊臣施棒首施銳刃，下作倒雙鉤，謂之鉤棒。無刃而鉤者，亦曰鐵柧。植釘於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為杵；長細而堅重者，為杆。亦有施刃鐏者，大抵皆棒之一種。

作為兵器的杆棒有一定的規格和長度。它還可以再加工為“鉤棒”“鐵柧”“狼牙棒”“訶藜棒”等。

杆棒雖然被朝廷視為兵器，卻沒有被重視過，因而就沒有被禁止過。而且北宋初乾德五年（967）宋太祖下詔：“比者強盜持仗，雖不傷人者皆棄市。自今雖有杆棒，但不傷人者，止計贓以論其罪。”“明火執仗”是搶劫犯罪的要件，執杖搶劫本來要殺頭的，改為不傷人就不殺頭，實際上是不把杆棒當作兵器看待的。

再舉一個反面的例子。宋仁宗一度想加強地方維持治安的力量，擴大鄉兵，年（1041）下詔：“遍令天下各增募額外弓手。”睦州通判張方平表示反對，上書為皇帝分析利害八事。其第五條說：

敕文：自教閱時量借甲弩器械，教習披帶，教罷便仰管轄官員收納入庫；其弓箭刀鋸及木槍杆棒之類，即許自置，以備本鄉村教習者。夫奮梃揭竿，猶足以資嘯聚之勢，況人知鬥戰，家有利兵，不可啟也。請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標認，悉納州縣，每當教閱，及遇有盜賊勾抽會合之時，據數給付，事畢隨納，常令官吏點檢。其有損動，即番次給出，各令修換。

宋代實行的是募兵制，兵器及作戰用具一般是由官家提供的。但由於增募的是“額外弓手”，沒有為他們置辦兵器的經費。於是在教練時可以使用公家兵器，練完還要交還“收納入庫”（宋仁宗時朝廷經濟拮據，所以後來纔有變法之舉）。平時使用的還要“自置”，如“弓箭刀鋸”“木槍杆棒”等，都要求自己購置。張方平對此就很不放心。他把杆棒看得很重，他說古有揭竿而起的事，讓老百姓自置兵器，讓他們家有利兵，再人人會武，是很危險的事。但皇帝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從這些記載可見宋代朝廷管制得特別嚴格的是那些精巧鋒利和殺傷力較大的兵器。而樸刀杆棒，一來比較粗陋，打擊力度小；二來人們日常生活中又不可少，它們的工具作用大於兵器作用；三來，它們不是騎在馬上作戰的兵器，而是步行打鬥用的，殺傷力小。因此，統治者對老百姓擁有這些兵器采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時禁時放，缺少一貫之制。

北宋滅亡，中原一帶飽受金人擄掠，宋王朝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武庫、京師的兵器作坊（北宋時汴京有兩所制造兵器的作坊，稱東西作坊）受到毀壞。南宋建立後，在與金人作戰中武器短缺成了嚴重問題。

建炎二年（1128）五月十三日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弼言：“今州縣之間軍器乏少。乞令諸州縣擇本土堅韌之木，廣置棍棒，其長等身，徑可及握，不勞遠求，指日可辦。比弓弩，則無挽拽之能否；比刀劍，則無鍛煉之工程。用之以御鐵騎則出其右，蓋鐵騎非箭鑿鋒刃可害。”從之。

當然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州縣兵器庫中沒有了儲存，纔不得已而用杆棒（文中稱“棍棒”）。它“其長等身，徑可及握”，取之極易。這種質地很粗糙的兵器，比起弓箭刀劍，制作簡單，原料也很低廉。但金人騎兵，馬也是身披鎧甲，刀劍不能傷，還不如用棍棒掃馬腿，所謂“人馬逼戰，刀不如棒”。這得到宋高宗的同意，甚至在朝廷主持的實戰演練時也有棍棒和棍棒加上“刀頭”的樸刀出場，這都顯現了南宋初建時武器短缺的窘態：

高年，始頒密院“教閱格法”，專習制御鐵騎，摧鋒破敵之藝。習全副執帶出入、短椿神臂弓、長柄膊刀、馬射穿甲、施用棍棒；並每年比擬春秋教閱法，別立新格行下。一日短椿神臂弓給箭十隻，射親去垛一百二十步。長柄膊刀謂長一丈二尺以上，用氈皮裹為頭者，餘教閱振華軍稱膊刀準此，引鬥五十次，不令刀頭低墜至地。並每營揀選二十人閱習，放炮、打親，旨長柄膊刀手本色相鬥，並短椿神臂弓手、長柄膊刀手施用棍棒，各擊虛三十次。

這仿佛當今演練和檢閱還用三八式步槍和手榴彈似的。外行看著很熱鬧，實際上沒什麼戰鬥力。

3．《水滸傳》中的杆棒

《水滸傳》前七十一回可說是“樸刀杆棒”（後面詳述這個詞語）故事的集大成，因此杆棒是書中人物打鬥時常用的兵器之一。第三回寫魯達與史進看打虎將李忠在渭州賣藝，“中間裡一個人，仗著十來條杆棒，地上攤著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著，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卻原來是江湖上使槍棒賣藥的”。宋代對兵器管制很嚴，打把式賣藝的，也不敢輕用刀劍，以致街頭賣藝、擂臺比武，一般以徒手為多，即使使用武器，也多是木制的棍棒之類。這在史書上也有反映。靖康年間，金人兵臨汴京城下，欽宗皇帝任用妄人郭京組織“神兵”，郭京在汴京招募市井混混、遊民。“有薄堅者能用杆棒在街市作場，京取以為教頭。京城居人，不論貴賤老幼，無不喜躍，皆以天降神人，佑助滅寇。惟有識者哂之，為之寒心。”“作場”指賣藝。薄堅賣藝用的也是杆棒。《水滸傳》中林衝在小旋風柴進府上與洪教頭比武也用的是杆棒。王進在史家莊教授武藝，師徒二人比武也用杆棒，在教授時雖說是十八般武藝，但還是以使棒為基礎的，所以史進平時纔用棒演練。

《水滸傳》中善於使杆棒的是三位平民出身的英雄。這就是武松、石秀、燕青。雖然書中介紹盧俊義時，也說他是“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但在實戰的時候，他往往是把杆棒與樸刀頭配合在一起，成為用來打鬥和作戰的樸刀，而非單純用杆棒。

能體現武松神勇的是景陽岡打虎，武松喝了景陽岡的十八碗美酒，“提了梢棒，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梢棒”是杆棒的別稱，“梢”本義為細棍，與“杆”的意義接近。在與虎交鋒時，因為酒醉，用力過猛，“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梢棒折做兩截”，纔扔了杆棒，三拳兩腳，打死猛虎。對於石秀，作者用《西江月》贊頌他：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到處逢人搭救。全仗一條杆棒，隻憑兩個拳頭。掀天聲價滿皇州，拼命三郎石秀。

石秀武功和打鬥風格也與武松相近。燕青實戰中則是“背著強弩，插著利箭，手提著齊眉杆棒，專一護持中軍”。他也是擅長徒手和杆棒，在與李逵搭救劉太公女兒時，就用杆棒。

魯智深給讀者印像深的話大約就是“喫灑家三百禪杖”了，魯智深的兵器是禪杖。其實他未出家時也用杆棒。魯達三拳打死鎮關西之後怕喫官司，匆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煙走了”。這“齊眉短棒”就是杆棒，這在第四回做了交代。魯達逃到雁門偶遇他搭救的金老兒，金老兒從魯達手裡“接了杆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後來魯達成為魯智深後，杆棒也換了禪杖。實際上禪杖可以說是杆棒的變異。

《樸刀的故事代“水滸戲”《爭報恩三虎下山》中李千嬌的唱詞：

你道他是賊呵。（唱）他頭頂上又不、又不曾戴著紅茜巾、白氈帽。

杆棒與樸刀、紅茜巾等成為盜賊的像征。其實杆棒不像樸刀那樣簡單，主要是底層人物使用，杆棒比較復雜，連皇帝一級的人物都使過，然而杆棒常與樸刀聯繫起來，是因為宋代產生一類文藝作品，這就是“樸刀杆棒”。

4．“說話”的分類

這裡“說話”是指宋代通俗文藝演出方式，類似於今天的說書、評書、大鼓書等。上面說的“樸刀杆棒”不是指樸刀和杆棒兩種兵器，而是指南宋以來說話的分類。

當代的評書、大鼓書等與宋代說話有一定的傳承關繫，北方流行的傳統評書以武打的故事為主，傳之於今日的大約二十九部。根據書的內容，大體可分為四類，包括：一、長槍袍帶書，有《封神榜》《列國演義》《西漢演義》《東漢演義》《三國演義》《隋唐傳》《薛家將》《五代殘唐楊家將》《十粒金丹》《精忠說嶽》《明英烈》《明清演義》；二、短打公案書，有《粉妝樓》《大宋八義》《宏碧緣》《明清八義》《永慶升平》《三俠劍》《包公案》《海公案》《彭公案》《施公案》《於公案》《小五義》《水滸傳》《兒女英雄傳》；三、神怪書，有《濟公傳》《西遊記》；四、狐鬼書，有《聊齋》。我們生活在今世，覺得這種分類沒有什麼意義，多也隻是便於掌握評書書目而已。宋代說話也有分類，並把這些類目記載下來，這給後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寶貴的信息。因為傳世的有關宋代說話評介資料十分稀缺，這些分類及其名目提供的信息是十分豐富的。

老記錄汴京繁盛的《東京夢華錄》在“市瓦伎藝”條中記載瓦子裡的說話科目，比較簡略，僅提到五種，都是常見的，即：

講史、說三分、說諢話、小說、五代史。

沒有提“樸刀杆棒”“發跡變泰”等類，不等於北宋沒有這類故事。“小說”一類涵蓋面廣，許多後世提到的分類如“煙粉（男女情愛）、靈怪、傳奇、說公案”都可以包括其中。然而，關注到“樸刀杆棒”這一類內容的故事，並把它作為一類提出來是在南宋穩定下來之後，即十二世紀中葉。

創作於十三世紀初的西廂記》開篇就唱道：“打拍不知個高下，誰曾慣對人唱他說他？好弱高低且按捺。話兒不提樸刀杆棒，長槍大馬。”十三世紀初，在北方是金末；南方是南宋中葉。此時通俗文藝作品已經有了“樸刀故事”一類。“董西廂”一開篇就這樣演唱，意在表明《西廂記》是“銀字兒”一類哀艷纏綿的愛情故事（當時分類為“煙粉”），與“樸刀杆棒”“士馬金鼓”類的武故事劃清界限，宜於閨中人欣賞。

“樸刀杆棒”這一分類早見於耐得翁的《都城紀勝》。他是南宋中葉以後人士，《都城紀勝》記錄了南宋初年至中葉杭州工商百業和服務業、娛樂業繁盛的狀況。我們從“瓦舍眾伎”的記載來看，南宋初期，由於戰亂，遊民激增，影響到了通俗文藝作品。一、由於江湖人多了，以通俗文藝為業者也多了；二、題材更豐富了，由於社會動亂制造著生死苦難、悲歡離合，“國家不幸詩家幸”，這些為文藝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因此《都城紀勝》中“說話”分類細膩（如“說話有四家”之類）正反映了當時通俗文藝的繁盛與發展。

5．樸刀杆棒的含義

歷來通俗小說的研究者們沒有把“樸刀杆棒”作為“說話”中的一類，給予充分的注意。胡士瑩先生甚至把“樸刀杆棒”“發跡變泰”一律歸入“銀字兒”之中，認為它們所表現的也是“哀艷動人”的故事。我們僅從字面上看“樸刀杆棒”的粗獷勇武與“發跡變泰”的大悲大喜，怎麼能與“哀艷動人”聯繫在一起呢？這個結論離事實太遠了，很難為人們所接受。數十年來一直研究說唱藝術的陳汝衡先生不同意這個意見，他在《說書史話》中說：

所謂“樸刀杆棒”，是泛指江湖亡命，殺人報仇，造成血案，以致驚動官府一類故事。再如強梁惡霸，犯案累累，貪官贓吏，橫行不法，當有俠盜人物路見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痛快快地申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

也就是說，“樸刀杆棒”是講述與“武”有關的故事的，但它又不是表現正規軍隊之間的對抗，其中的戰鬥所使用的多是短的或不太長的兵器，並且是以徒步和單個作戰為主，仿佛戲曲中的“短打”。陳先生的敘述使“樸刀杆棒”的故事不僅與“銀字兒”劃清了界限，而且也和“士馬金鼓”區別開來。陳先生在文中還點出了這些使“樸刀杆棒”者是“亡命江湖”的人和打抱不平的“俠盜”，“樸刀杆棒”的故事是表現他們的“亡命”生活的。

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把這類作品與古代講述的遊俠與刺客生活的故事分別開來（遊俠和刺客的故事可以稱為古代的“短打”）。還要注意到《都城紀勝》和《夢粱錄》講到樸刀杆棒、變泰發跡都把它們附在“公案”類之後，無論是“武打”（樸刀杆棒）還是“發跡”（發跡變泰）都與“公案”（也就是被官府冤枉的案子）有關。這一點我原先也感到奇怪，因為我們一見“公案”馬上就會聯想到包公、海瑞斷案的故事。其時不然，“公案”類作品一般都帶有平反“冤假錯案”和打抱不平的因素，而造成冤假錯案的一定都有官府勢力或黑惡勢力摻入其中。這就需要正義的武力去解決，樸刀杆棒就代表了出自社會底層的武力。我代的水滸戲就明白這個道理了。那些戲都是寫梁山英雄的，也就是寫“樸刀杆棒”的，但幾乎個個都可以納入公案戲範疇。水滸戲的作者認為當時官府的權力掌握在異族的“達魯花赤”（戲中往往用“衙內”來代表）手裡，受冤枉者像竇娥那樣空自呼天喊地也沒用，而替天行道的“樸刀杆棒”一來問題就解決了。於是，管他是不是戴著“茜紅巾”使用樸刀杆棒的盜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