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前言

關於日本人名和詞彙的說明

序章

章彙聚

第二章閃光

第三章餘燼

第四章暴露

第五章停滯

第六章破蛹

第七章餘生

第八章銘記

第九章容忍

致謝

注釋

資料來源

前言 
1986年的夏天，我接到一個緊急電話，讓我臨時給谷口稜曄（Taniguchi Sumiteru）當口譯員，他是1945年長崎原爆的生還者。時年57歲的谷口到華盛頓巡回演說，前一天晚上，我參加了他的一場演講，剛好見過他。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我和谷口待在一起的時間有20多個小時，在公共演講和私人談話中一邊聽他講述他的故事，一邊給他當口譯。


多年前，作為一名獲得獎學金的國際學生，我曾住在位於東京南部的橫濱。當年16歲的我寄宿在一個傳統的日本家庭， 就讀於鄰近鐮倉市（日本古都）的一所女子高中。對我來說， 幾乎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語言——雖然太平洋戰爭和原子彈轟炸就發生在30年前，但我對那些事情知之甚少。在那一年年末，我的日語能力大為提高，也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在 我們高中班級旅行的一次活動中，我次前往日本南部的長崎。在長崎原爆資料館內，我和朋友們手挽著手站在一起（我們像兄弟姐妹一樣），參觀那些展出的照片和物品，被燒焦的成人和兒童的照片、原爆下破碎和熔化掉的家居物品。在一個玻璃的展盒中，一個頭盔上還粘著被燒焦的頭皮。


有關長崎的這段記憶一直伴隨我到成年。然而，這次在華盛頓市中心附近，在一個燈光昏暗的教堂裡，當聽著谷口的演講時，我意識到我仍然不甚了解太平洋戰爭的歷史、原子彈的開發和使用，以及原爆給人們造成的苦難。


谷口穿著筆挺的灰色西裝和白色襯衫，繫一條深紫色的海軍藍條紋領帶，在他的西服左翻領上，別著一枚胸針——紅底上有一隻白色羽鶴。他一頭濃密的黑發整齊地梳向兩側。他個子不高（約1.68米），而且很瘦，他平靜地講述著他的故事，語速緩和，吐字清晰：在1945年8月9日上午11時2分，一枚鐶彈從天而降，在長崎市的一個地區（大約有3萬居民）上方爆炸，16歲的谷口那時在長崎市的西北部，他穿著郵政制服，騎著自行車送郵件。“在爆炸的強光中，”他顫抖著講道，“身後的一股衝擊力將我從自行車上掀下來，摔在地面上。大地似乎在顫抖，就像地震一樣。”他雖然在原爆點約1 600米外，但是由於原爆的熱輻射，谷口的整個後背都被燒焦了。過了一會兒，他勉強抬起頭來，發現剛纔在路邊玩耍的幾個小孩子都死了。


在演講的時候，谷口舉起一張自己的照片（在原爆後5個月拍攝的），他當時正在長崎北部的一家醫院接受長期治療。在照片中，他肚子朝下俯臥，很衰弱。他的一隻胳膊和整個後背（從脖子到臀部）的皮膚和皮下組織都被燒光了，隻剩下裸露的肌肉，呈鮮紅色。結束演講的時候，谷口次與觀眾有了目光接觸。“讓長崎悲劇不再重演，”他呼吁，“我希望你們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


谷口的演講結束後，我開車送他回住處，他暫住在華盛頓郊外的一所小房子裡。我們一起坐在房前的門廊上，前走廊的燈光很暗，我們隻能看到彼此的影子。我向谷口提了很多問題，問到他在原爆時以及原爆後的數周、數月、數年是怎麼度過的。他遞給我一小沓照片，類似於特寫照片（我推測是醫療照片），照片上顯示的是他的全身正面照、側面照、背面照。谷口那時候大概40多歲，照片上的他隻穿了件傳統的日本男性內衣，全身其他部位裸露著。他的整個後背布滿了橡膠狀的瘢痕疙瘩。在他的前胸中間有一個大洞，那裡的皮肉都爛掉了，這是他受傷後俯臥了4年所導致的。他告訴我，在那段時間，他痛得難以忍受，每天都央求護士讓他死。我問谷口這段時期重要的回憶是什麼。“我活著，”他說，“而且已經活了這麼久。活著既有悲傷，又有掙扎，但是我已經在生死邊緣走過一遭了，我覺得自己現在還能活著就很快樂。”


在他離開華盛頓的時候，我感到自己渴望更充分地了解： 谷口和其他生還者是如何生活的，如何面對劇烈的肉體痛苦和心理創傷，被核戰爭撕裂的個人生活歷程是怎樣的。他們經歷了什麼樣的核輻射相關疾病，在原爆後的數周、數月、數年，他們的生存狀況是怎樣的？盡管我在日本生活過，並且曾就讀於很好的公立高中和美國的大學，為什麼我對原爆生還者缺乏具體的了解？為什麼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怎麼了解原爆受害者在蘑菇雲之下以及 1945 年以來的經歷？
* * *
作為一種武器，美國對日本使用的原子彈在殺傷威力上（衝擊波和熱輻射瞬間造成大規模人員死亡）遠超其他武器。超出任何人曾經經受過的大劑量的核輻射穿透人和動物的身體，造成體內細胞病變，導致個體死亡、生病或者患上嚴重影響生活的病癥。在廣島和長崎原爆的瞬間及其後的5個月內，有超過20萬人，包括男人、婦女和兒童，由於爆炸傷或者急性核輻射照射而死亡。在隨後的幾年，又有數十萬人由於創傷燒傷和核輻射相關疾病而死亡。據估計，如今有192 000名被爆者（hibakusha，這一詞彙專指那些原爆受害者）還活在世上。2015年8月，年輕的被爆者（原爆時在母親子宮內遭核輻射）也年滿70歲了。


關於美國使用原子彈的決定，有很多廣受好評的圖書進行了論述，但是關於原爆生還者個人經歷的圖書並不多。約翰·赫西（John Hersey）在1946年所寫的《廣島》（Hiroshima），以及已出版的被爆者證言集幾乎都是聚焦於原爆後短期內發生的事情；然而，關於原爆生還者的長期生活狀況，在身體、情感和社會生活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則很少有書籍提到。作為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第二個城市，長崎的知名度比廣島差很多，廣島很快就成了日本遭受原子彈轟炸的著名標志。長崎受到的關注很少，以至於人們通常把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表述為一次異常的事件，而事實上，這兩個城市的原子彈爆炸在時間、地理和軍事必要性的評估上都是有所不同的。


許多美國人對原子彈轟炸的認識存在偏差——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的高層官員斷然否認全身遭受核輻射會對人體產生嚴重影響。在原爆之後的那幾年，由於在日本的美國占領當局實行審查制度，關於原爆生還者的新聞報道、照片、科學研究和個人實錄很少能公開發表，而在美國國內，這方面的報道也是被政府限制的。美國的官員們構建了一套有效但扭曲的說辭，以便向民眾解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決定。美國的公眾很容易接受政府給出的簡單信息，也就是原子彈轟炸對結束戰爭功不可沒，保住了25萬、50萬或100萬美國人的性命。在美國和日本交戰的時期，兩國的戰時宣傳都把敵人描繪為劣等人，由於日本偷襲珍珠港、虐待和殺害盟軍戰俘並屠殺亞洲平民，廣大美國人對此感到很憤怒，美國公眾對於日本被原子彈轟炸的一個常見的反應是“日本人是罪有應得”。所有這些因素都限制了美國人公開調查和理解原子彈對人們的真正影響——遭受原爆的幾乎都是平民——他們經歷了世界上次在戰時使用的原子彈轟炸。


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些問題，為了更多地了解原爆生還者的個人經歷，我在過去長達8 年的時間裡多次前往日本長崎。我多次深度采訪谷口和其他4名被爆者——堂尾峰子（Dō-oh Mineko）、長野悅子（Nagano Estsuko）、和田浩一（Wada Kōichi）、吉田勝次（Yoshida Katsuji）——他們遭受原子彈轟炸時年僅十幾歲。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還向我提供了廣泛的輔助材料，包括個人的回憶文章、書信、醫療記錄和照片。5位生還者的故事既非凡又感人，這構成了本書的敘事主線，本書記述了原爆後的70年間，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家人和他們的周圍所受到的影響。


我也采訪了其他12名被爆者，其中有些人以前從來沒有向其直繫親屬以外的任何人講述過他們的故事。我還采訪了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方面的專家，包括在原爆資料館、醫院、研究中心、圖書館和生還者團體工作的歷史學家、醫生、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教育家、研究人員。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300多位生還者在長崎原爆後所寫的親歷實錄，以及私人印刷的文件、文集，政府部門提供的資料，長崎遭受原爆之前和之後的數千張資料照片。


被爆者的歷史是一段復雜和多層面的記錄，生還者的生活中總是有很多波折。這幾位生還者的餘生曲折，他們的經歷有時候也毫不相干，為了在敘述時比較有條理，我按時間順序和主題將本書分為9個章節，涵蓋了從1945年到現在的事件。隨著這5名被爆者的餘生的展開，我還記述了原爆更廣泛的醫療和社會影響，包括身體損傷和容貌被毀的鮮為人知的細節，與核輻射有關的急性和慢性疾病（沒有醫生知道該如何治療），在多年住院和居家養傷期間的與社會完全隔絕，被爆者在核爆後試圖重歸正常生活時所面臨的許多挑戰。由於面對社會歧視，再加上擔心後代遺傳，每一名被爆者都要想好是否公開他們的被爆者身份，是否以及何時結婚或生育，是否以及何時打破沉默，將他們的原爆經歷告訴家人、朋友、雇主或公眾。他們的故事應該置於歷史背景中介紹，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戰爭期間和戰後的美日關繫，以及戰後日本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革，而核輻射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科學信息以及美國的審查和否認政策的證據仍在影響著公眾輿論，並且阻礙人們對原爆事件的理解。除了谷口（在他50多歲的時候，我次遇到他），當我開始采訪這些被爆者時，他們都已經七八十歲了，他們以老年人獨特的視角向我講述了餘生的經歷。
* * *
這本書的寫作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其中重要的就是試圖描述那麼大規模的核毀滅和恐怖。我的寫作方法就是盡量體現被爆者的個人經驗和觀點，使敘事的維度真實並可想像，同時提供背景介紹，闡明更大層面上的社會、政治和醫療問題。與包含個人敘事的任何歷史記錄一樣，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個人記憶，尤其是創傷記憶固有的局限性和 不可靠性。為了應對這個問題，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與被爆者的口述進行對比，以核實或補充他們個人記憶中的事件、地點和人物。此外，我是一個美國人，美國的文化不同於日本，而且在年齡上，我也與本書中的被爆者不是一代人，我想要避免對被爆者故事的潛在操縱和文化挪用，何況這些被爆者曾經遭受過美國的侵犯。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我的寫作方法是使用被爆者的原話和照片，盡可能準確地呈現他們的經歷，我還引用了可以找到的清晰的政治、軍事和歷史分析，以及相關的科研和醫療信息，以便把被爆者的經歷和與之相關的更大歷史框架銜接起來。


當和美國人談論這本書時，我被問到的首要問題就是，美國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這一決定的必要性和道德性。我發現很多人在這些問題上持有或是或非的觀點。我們該問的一個關鍵的（很難的）問題是，我們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如何定義——現在如何定義——正義的行動和勝利的代價，如果我們的軍事決定（例如使用核武器）導致敵對國家的大量平民死傷，做出這種決定並接受其後果的標準是什麼。很多學者已經分析和辯論了美國使用原子彈的動機，以及導致日本投降的多方面事件（包括原子彈爆炸）的相對影響。他們的研究為長崎事件提供了寶貴的政治和軍事背景分析，並且引發人們思考當時美軍所說的原子彈轟炸的軍事必要性，特別是關於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的必要性。他們沒有對這些問題下簡單的結論。


關於人們提出的原子彈轟炸必要性的問題，我建議他們閱讀經歷過原爆的那些人的故事，如果不了解這些，那麼對於廣島和長崎原爆的軍事、道德和存在主義問題的討論就是不完整的。至少，如果我們支持在戰時對平民造成巨大傷害的軍事行動，我認為我們也必須願意正視那些行動的後果。歷史上的親歷核爆及其後果的被爆者們已到了風燭殘年，他們的記憶中有關於核爆毀滅性長期影響的鮮活證據。


* * *
大多數的被爆者都選擇了沉默，從未公開或私下談論過他們的原爆經歷，即使對家人也不曾提及。他們的記憶太痛苦了，而且日本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對於出生在20世紀初的那些人來說）避諱公開披露個人、家庭或社會生活中的困境。被爆者可能會受到歧視，這種風險至今仍然存在——輕的歧視是，被爆者可能會遭受異樣的眼光，壞的情況是，他們的被爆者身份可能導致他們的兒孫在就業或婚姻上受到歧視。


少數的被爆者——包括谷口、 堂尾、 長野、和田、吉田——覺得有必要公開談論他們的經歷，雖然這需要他們重新 回顧青少年時的那段恐怖記憶。為了替在原爆下的死難者發聲，這5名被爆者在成年後一直致力於消除人們對核爆現實的無知，敦促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減少和消除其核武器儲備，並且不惜一切代價，防止未來發生更嚴重的核恐怖事件。


長崎是歷史上的第二個也是後一個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地方，在長崎原爆70周年之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公眾了解這些被忽視的經歷，能夠有助於公眾對原子彈轟炸（歷具爭議的戰時行為之一）的討論和辯論。被爆者在蘑菇雲下的經歷可以使我們對核爆有真切的體會，而不隻是泛泛而談。“現在，關於原子彈轟炸，”長崎詩人尾山高見（Oyama Takami）寫道，“不再那麼抽像了。”
蘇珊·索薩德（Susan Southard）
2015年7月

第三章  餘燼 

8月9日夜晚，長崎市市長崗田重吉（Okada Jukichi）在浦上地區東邊山丘的山頂上，驚恐地等待著山下的火勢減弱。8月10日凌晨3點，他開始往山下走。在黑暗中，借著餘燼的微光，他跌跌撞撞地穿過廢墟和被燒焦的尸體，他家的房屋距離原爆點隻有五六十米，昨天還完好的房屋已經不見了。在那一片廢墟中，崗田發瘋似地尋找著妻兒，他的鞋底都被燒焦了，結果什麼都沒找到。他急忙趕到自家房屋下的防空洞，看到了至少10具尸體，他的一家人都死在了那裡。他雖然很悲痛，但是頭腦還清醒，他趕到隔壁的那棟房子，發現副市長家裡的幾口人也死了。

原爆區仍在冒煙，一天之前還是一片火海，沒有人能進得去，崗田是早進入那裡的目擊者之一。他身上都是黑色焦灰，他繞過浦上地區東南部的山丘，終於趕到了諏訪神社附近的長崎縣防空總部的防空洞。崗田市長向永野知事彙報了他所看到的一切，他估計死亡人數在5萬左右——比永野知事想像的多得多。永野知事很震驚，他決定要求全市各個區的警察長官定時上報現場情況，他每隔半個小時向東京的日本內政部發一次電報，報告這種新型炸彈造成的破壞和人員傷亡的情況。

崗田在半夜進入原爆區尋找家人時，由3人組成的記錄小分隊——資深戰地攝影師山端庸介（Yamahata Yōsuke）、作家東俊（Higashi Jun）、畫家山田英二（Yamada Eiji）——到達了長崎市郊的道之尾站，這裡位於原爆點以北約3.22公裡。這個3人小組是由日本新聞和信息局（政府的軍事宣傳組織）派來的，其任務是把長崎原爆後的情況記錄下來，用於反美宣傳。 由於長崎市的部分鐵軌被毀，他們乘坐的火車隻能開到比較接近長崎市的道之尾站。

乘坐了11個小時的火車之後，這些人在道之尾站下車的時候已是深夜，他們開始步行前往市區，去長崎市南部的軍警 總部報到。他們途中經過了一片山坡，谷口當時就躺在那附近。他們站在長崎市北部的一座小山頂上，看到了原爆後的浦上地區，那裡有一些餘燼還在燃燒，廢墟上冒出滾滾黑煙。

“我們步入了這個恐怖之地，”東俊後來寫道，“就好像是踏入另一個世界的一段旅程。”在月光下，借著零星的火光，他們找到了南北向穿過浦上地區的長崎市主路，那條路的路面幾乎被灰燼瓦礫覆蓋了。走在路上，周圍冒著火光，空氣越來越熱。他們有時會被路上的尸體絆倒，他們看到很多人躺在路邊討水喝。一位母親懷裡抱著她死去的孩子，有些迷糊，有些困惑，嗚咽著哭求幫助。他們也幫不上忙，隻能說一些善意和鼓勵的話。當一腳踩到“又軟又有彈性”的東西上時，東俊低頭一看，發現自己正踩在一匹馬的尸體上，被嚇了一跳——更可怕的是，有一個人突然從地下的洞裡鑽出來，抓住他的腿，乞求幫助，他被嚇得魂飛魄 散。

他們3個人走了兩個小時，路過了吉田躺臥的那塊田地，還路過了長野和她父親所在的那個擁擠的防空洞，終於到達了軍警總部，那個軍警總部的建築受到損害但並沒有完全倒塌。報到之後，他們3個人走到附近的山上，等待天亮。

早上5點42分，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陽光穿透被煙霧籠罩的城市。在晨光下，隱藏在山上過夜的人們下山了，躲在防空洞裡的人們也出來了，被原爆摧毀的長崎市逐漸展現在這幾千人面前，也展現在山端庸介和他的同伴們面前。他們漫無目的地穿行在城市的廢墟中，或者跌跌撞撞地逃離這片廢墟。“甚至他們的眼睛都被燒傷了，”山端庸介回憶道，“眼瞼外面又紅又腫，就好像是眼皮被由內向外翻過來了，眼睛的邊緣就像是雞的脂肪那種黃色。由於眼睛看不見，他們向前伸著雙臂，摸索著往前走。”山端庸介和他的同伴們開始向北行進， 經過了倒塌的長崎站，進入了原爆後的浦上地區，山端庸介完全專注於他的拍攝任務，這裡如一個生還者所說“就像是單色、無聲的地獄。”

一堆廢墟下面露出了一個人的大腿。一個大約18歲的女孩子站在一具遺骸旁邊，凝視著遠方。一個穿著和服的老婦人爬過廢墟；她的身材很小，與身後倒塌的工廠殘骸形成了某種對比。地上到處都是大人、孩子和嬰兒的尸體，很多尸體都被燒焦了。有的尸體張著嘴，好像在喊救命，還有一些尸體保持著雙臂張開的姿勢，“想要抓住些什麼，”東俊寫道，“那是人們在火海中極度痛苦的後掙扎。”一個男孩子，大約 10歲，背著他的弟弟，他臉上有一道道的淚痕。他的弟弟用小肉手抓著他的胳膊，把小下巴緊貼在他的肩膀上，張大眼睛看著鏡頭，而小圓臉上滿是血跡和塵土。

來自附近城鎮、鄉村的警察和救援隊，與平民志願者一起奮戰，他們使用木門、木頭板子和擔架，從原爆區把傷員們抬出來。緊急救援人員使用手動工具，把市區的南北向主路清理出了一小部分。尋親的人們從四面八方湧進長崎市，在被夷為平地的原爆區辨識家的方向。兩個男人在一具被燒焦的女尸旁邊大聲爭吵，這具女尸被發現時的位置是在他們兩家的房子中間，兩個男人都說那是自己的妻子。另一個男人從自家房屋的廢墟下救出了懷孕的妻子，但是他剛把妻子抬到一個木板上，妻子就停止了呼吸。一個小女孩在自家房屋的灰燼中發現了媽媽的戒指，但是沒有找到媽媽；另一個小女孩在自家房屋附近的路上發現了一具沒有眼睛的尸體，根據尸體嘴裡的一顆金牙，她認為那具尸體是她媽媽。一個 16 歲的男孩子跑回他家的那個街區，找到了他家倒塌的房子，從廢墟中挖出了他的姐姐、祖父和叔叔的尸體。他從他姐姐的頭發上取下一個玳瑁發夾，作為後的紀念。原爆區的廢墟還在冒煙，很多人在那裡尋找親人，焦土燒穿了他們的鞋底和鞋尖，灰燼燙傷了他們的雙手。一個 7 歲的男孩子蹲在地上，他的哥哥和姐姐已被燒成一堆灰燼，他的眼淚滴落在那堆灰燼上。“眼淚落下的地方變成了黑點，”他回憶道，“那堆灰燼上很快就布滿了黑點。”

長崎市舊城以及浦上地區的山丘那邊受損較輕，街坊四鄰們聚在一起談論他們前一天的經歷，當他們的家人平安回來時，他們多麼開心，或者如果他們的家人在外面還沒有回來，他們多麼提心弔膽。人們試圖理解這次遭轟炸是怎麼回事，一個謠言在長崎市流傳開來，轟炸的預定目標是長崎監獄浦上分獄，那裡與原爆點相距幾百米。

吉田的家在諏訪神社附近，他家的房子輕微受損，他的父母和家裡的4個兄弟姐妹都平安，他一直沒有回家，他的父母很擔心他。在8月10日早上，田淵——吉田的那個傷勢不重的朋友，他在前一天晚上離開吉田和其他幾個朋友——的父母突然來到吉田的家裡告訴他們，田淵在夜晚離開吉田和朋友們所在的河堤，走出浦上地區，翻山返回家中。田淵的父母趕緊給他們報信，跟他們說，至少直到昨天深夜，吉田還活著。吉田的父母從家裡跑出來，到浦上地區尋找他。

那天早上，救援隊的成員們發現了處於半昏迷狀態的吉田，他們用一個木制擔架把他抬到了設在防空洞裡的臨時救援站。吉田的臉和全身都被纏上了繃帶，人們又把他抬到被毀的長崎商業學校的土操場上，傷員們並排躺在地上，那裡已經有幾百名傷員。聽到飛機飛過的聲音時，那些志願者都逃到防空洞裡，吉田躺在地上動不了，完全是暴露的。毒辣辣的太陽照下來，他記得，“就像是在受刑，被緩慢處死。”終，他昏迷了。

吉田的父母趕往原爆點附近，沿途看到那麼多的尸體，他們壓住自己的震驚和絕望，踏著滾燙的廢墟往前走。路過破裂的水管時，他們會停下來，在水流下衝一衝被燙傷的腳，緩解一下腳上的疼痛。他們終於趕到了吉田所在的那個被毀的學校，他們看到一排一排的傷員們躺在學校的操場上，那些傷員都被燒得滿目全非，身上纏滿繃帶，根本分辨不出來誰是誰，許多傷員在痛苦地呻吟，呼喚著家人的名字。

“我的父母很焦急，”吉田說，“他們大聲呼叫我的名字——‘勝次！勝次！’——答應的聲音很多，而且那些聲音聽起來都一樣。‘我們永遠也無法找到他了！’我母親跟我父親說。‘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回答說，‘那麼我們就靠近他們的耳朵，輕聲呼喊他的名字。’”他們經過幾十個傷員的身邊，在每個傷員的耳邊輕聲呼叫勝次的名字。當他們終於來到被燒傷的吉田身邊時，他們一看就知道是他們的兒子。他們把他抬起來，放進一個小推車裡，推著他走了約 7 公裡的路，穿過還在冒煙的廢墟，然後繞過山丘回到家中。他一路哭叫著，迷迷糊糊地自言自語，討水喝，他說他感到太熱了，他說他想媽媽。他昏迷了 4個月，直到12月中旬纔恢復意識。

到了中午，山端庸介、東俊和山田英二向北穿過浦上地區，經過浦上川沿岸，看到了三菱重工工廠被摧毀的鋼鐵殘骸。天空萬裡無雲，山端庸介拍攝了被夷為平地的浦上地區的全景。工廠的黑色大煙囪孤零零地高聳在那裡，地面上騰起滾滾黑煙。大多數的電線杆子和樹木都倒了，斷成了碎塊，隻有少數還歪斜著立在那裡，電線杆子的電線垂落在地上。在被毀的一個電車站臺上，一位母親和她的嬰兒都被燒死了，兩具燒焦的尸體靠在一起。在被毀的有軌電車車廂裡，坐在座位上的乘客們都被燒焦了，他們的尸體仍然保持著爆炸瞬間的姿勢。

在浦上地區，還有很多大人孩子被困在廢墟中，或者受了重傷，躺在地上動不了，他們呻吟著，哭叫著，哀求幫助，討水喝。山端庸介後來反思了他那天的精神狀態——他認為那是在慘烈情況下的不可原諒的漠然——坦言：“也許是因為太慘烈了，我沒有回過神來。”

人們穿著校服或工作服，也有一些男人赤裸著上身，走著或騎自行車穿過廢墟和灰燼，趕回家裡或者趕往家人的工作單位。他們找到家人的尸體，把尸體臨時埋葬在已成廢墟的家中，或者在荒涼的田野堆起柴火，把尸體火化掉。浦上地區的山丘被煙霧籠罩，一些人向山裡走去，帶著大包小包，包袱布裡包裹著他們從家裡救出來的財產。在路上，有些人停下來，盯著地上的尸體，無法繼續走下去了。還有一些人低頭趕路或直視前方，他們面無表情，好像是處於恍惚狀態——在日語中，這種狀態被稱為“無我夢中”（mugamuchū）。

在中午之前，山端庸介和他的同伴們到達了距離原爆點約1 200米的錢座町（Zenza-machi），長野的家就在那個街區。那天早上，她和父親從防空洞裡爬出來，跨過尸體，往家趕，“還有一些人，他們的鼻腔裡有東西在慢慢地流下來”。當終於趕到自家所在的地方時，他們驚獃了，昨天還在的房子已經化為一片灰燼。長野的媽媽、妹妹訓子和弟弟誠治都已不見蹤影。長野在灰燼中看到了一具燒焦的尸體，她跑過去，哭喊道 “媽媽！媽媽！”當她在尸體旁邊哭泣時，她的一個童年伙伴出現了。

“悅子！”那個女孩子向長野喊道，“昨天我看到了你的弟弟誠治！他躺在一個防空洞附近。我很抱歉，我沒能幫助他。”

長野和父親趕緊跑去尋找，他們穿梭在廢墟中，尋遍了附近的防空洞。“誠治！誠治！”他們呼喊著。在一個防空洞的入口，有一個全身幾乎被燒焦的孩子躺在地上。那個孩子滿臉水泡，臉腫得像個氣球，眼睛腫得睜不開。他血肉模糊，血液和體液從皮膚剝落的部位滲出來。

“我們真怕他是我弟弟，”長野淚流滿面地回憶道，“由於他的身長與我弟弟差不多，我們走到他身邊。”

“‘你是誠治？’我們問道。他看不到我們，但是他點了點頭。盡管他點了點頭——說出來很可怕——我們迫切希望他不是我弟弟，誠治或許沒有傷成這樣。因此我們又問了一遍： ‘你真的是誠治？’男孩再次點點頭——是。”

男孩的校服前襟上縫有一個布標簽，在破爛的校服上，那個標簽上的字還很清楚。錢座小學，4 年級；金澤誠治，9 歲；B 型血。長野悲痛欲絕。長野試圖想像他昨天的經歷，被燒成這樣，又是獨自一人，該有多麼害怕。他心裡在想什麼？被燒得這麼嚴重，他怎麼到這個防空洞的？他是否在試圖頑強地活著，直到有人來救他？他是否盼著媽媽快來？“我是說，他隻有9歲，”長野回憶道，“我很心疼他，我忍不住哭了起來。”

長野的父親決定把誠治送到附近的臨時救援站。但是孩子的褲腿底部已經被燒掉了，當長野的父親試圖抱起兒子時，誠治腿上起泡的皮膚剝落了，粘在了父親的手上。長野的父親趕緊抽回手，衝了出去，留下長野單獨守著誠治。“誠治，”她流著淚問道，“你知道媽媽和訓子在哪裡嗎？”誠治輕輕地搖了搖頭。“堅持！堅持住，好嗎？”長野懇求道，“爸爸很快就會回來……”

長野的父親帶回了一扇門大小的木制百葉窗，是日本房屋玻璃窗上用來擋雨的那種百葉窗。他和長野輕輕地把誠治放在木板上，抬著去救援站。然而，在救援站，已經有幾百名傷員和燒傷患者在排隊等待救治。長野他們 3 人隻好在烈日之下排隊等待。由於附近沒有樹木遮蔭也沒有衣物可以蓋在誠治身上，長野和她父親緊挨著站在一起，用身體給誠治擋住炎炎烈日。終於輪到誠治了，救援人員所能做的就是在他身上塗抹治療燒傷用的、白色的氧化鋅軟膏。“即使隻是這樣，”長野說，“我們還是多次向醫生道謝。”長野認為，因為誠治已接受治療，所以他會活下來的。

長野和父親正在抬著誠治趕回防空洞，在路上突然遇到了長野的母親和妹妹訓子，她們兩個人剛從金比羅山下來。她的母親，又狂亂又疲憊，轉向誠治，“完全崩潰了，哭得像個瘋子，”長野回憶道，“撲在他身上，哭著說‘對不起，誠治！對不起！你去哪兒了？對不起！對不起！’”

平靜了一些之後，長野的母親告訴他們前一天上午發生了什麼。誠治沒在家，到外面去捉蜻蜓了。強閃光之後，他們家的房屋一下子就塌了，長野的母親和訓子被壓在下面。長野的母親大喊救命，但沒有人來。過了一些時候，她推開了壓在身上的木柱子，從廢墟中爬出來；然後，她抬起一個承重柱和一臺縫紉機，把被壓在下面的訓子救了出來。異乎尋常地，兩個人都沒有受多大傷。環顧四周，整個街區都被夷為平地了，連一個人影都看不到，陷入一片死寂中。長野的母親和妹妹從自家房子的廢墟中走出來，到外面尋找誠治，但他卻蹤影全無。

周圍的大火迅速蔓延。長野的母親極度矛盾，她覺得已經別無選擇，隻能與訓子一起逃離。她們逃到了金比羅山的山頂上，在那裡躲藏了一天一夜。他們一家人終於在一起了，誠治躺在木板上，他們抬起木板，穿過廢墟，來到附近的防空洞。午後的陽光很強，防空洞裡面也很熱。他們依偎在一起，陷入沉默，隻有長野的母親一直在呻吟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