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重讀攝政王”

早些天，劉大勝先生送來一部書稿《重讀攝政王》，希望我為這本書寫幾句。

大勝兄為本所在讀博士生，好學深思，讀書很多，時常到我辦公室聊天，一聊就是半天。我從他那裡獲益良多，也一直鼓勵他在保證寫好學位論文前提下，寫點自己有興趣、有心得的東西，以與同好分享。這部《重讀攝政王》，就是其繫列寫作中的一種。

攝政王載灃生於1883年，1951年去世。歷經大清、民國、共和國，但其風光，也是難受的時間段隻在清末那幾年，尤其是光緒帝、慈禧太後相繼去世後直至清朝終結那三年。在過去很多年，說到攝政王載灃，不免要將清亡的責任歸罪於他，大勝兄的這本書並不簡單這樣看。

大勝全面描述了載灃的歷史，評述了載灃的性格、學識、境界、貢獻及其缺失。文字優美，行文流暢，非常好讀。我對攝政王載灃的全面歷史缺少研究，比較感興趣的隻在清末那一段。

後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載灃上位屬於機緣，並不表明他的智慧、能力可以掌控復雜的中國。確實，載灃生長於王府大院，其智慧、能力不可能超過其兄長光緒帝。但是，也必須承認，載灃確實為晚清個出洋遊歷的宗室要員，這個特殊經歷擴大了他的視野，也是他在清後十年脫穎而出的關鍵。當然，也必須注意，載灃的見解也會反過來影響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後。

載灃真正步入政治舞臺，在歐遊幾年後，在憲政改革過程中。憲政改革是滿洲政治統治現代化的關鍵，也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重構的重要節點。憲政的實現意味著滿洲人的“私天下”必然變為“公天下”，滿洲人怎樣纔能在公天下背景下利益不受損，中國怎樣纔能避免憲政改革引發政治危機，是那幾年中國政治的焦點。載灃等一批滿洲青年纔俊在這個時候相繼加入政治改革進程，應該說合乎歷史發展大勢，是勢之必然。

假如載灃在軍機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歷練，相信隨著年齡增長，經驗積累，性格也會有很大改變，更隨和，更沉穩。歷史沒有辦法假設，歷史更沒有辦法按照人們的願望發展。載灃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不過兩年，轉正軍機不過幾個月，中國歷史發生了巨大變化：光緒帝、慈禧太後在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後不到二十四個小時相繼去世，載灃匆忙中成為大清帝國實際上的負責人——監國攝政王。

晚清後幾年的歷史撲朔迷離，許多傳聞在疑似之間，但仔細考究許多傳聞又很難成立。這段時間，是中國新聞紙的發軔期，又因為政治改革，言論空間釋放，特別是因為帝制架構依然存在，宮中的故事真相並不能及時全部向社會公開。朝廷或許認為沒有秘密可言，清者自清，因而對於那些滿天飛的傳言並不刻意糾正。信息不透明、不公開，不僅不會讓“謠言止於智者”，反而因智者的添油加醋讓謠言更像真實。因此，研究晚清那個特殊時間段的歷史，特別要注意區分正史、野史、傳聞，就像幾十年後歷史學家沒有辦法用微博、微信上的傳聞重構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一樣。

載灃出任監國攝政王的時候，滿打滿算二十九歲。他的搭檔隆裕太後四十歲，小皇帝宣統三歲。其權力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後、慈安太後與恭親王奕？配對的“叔嫂組合”。那一年，恭親王奕？也是二十九歲，慈禧太後二十六歲，慈安太後二十四歲，小皇帝同治五歲。隆裕太後的年齡比慈禧太後、慈安太後當年年長十幾歲，而且隆裕太後在慈禧太後、光緒帝身邊見習了二十年。

攝政王與隆裕太後的組合，是一個並不太壞的權力組合，在那時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個大致無可挑剔的組合，畢竟是愛新覺羅的家天下，咸豐-同治-光緒-宣統，這是保證皇權萬世一繫的辦法了。

而且，就大清當時所面臨的政治問題看，光緒帝、慈禧太後經過近十年維新、新政、憲政摸索，一路上磕磕絆絆，總算在這一年8月27日發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並確定了憲政改革路線圖、時間表。慈禧太後、光緒帝留給攝政王、隆裕太後的，就是蕭規曹隨，按部就班。隻要不出重大意外，再有幾年時間，大清完成了憲政改革，實行了責任政府，愛新覺羅家族就可以像憲政改革之初所期待的那樣：皇權永固，萬世一繫。

可惜的是，攝政王載灃接手之後，情形有變。按照帝國王朝政治的一般規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權力重組天經地義，勢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凱相繼退出政壇。如果不帶偏見去理解，這實際上是為年齡尚輕的攝政王掃除組建新班底的障礙。

或許攝政王在這一繫列問題上也有失誤，於是伴隨著這些事變，傳聞越來越多，一個驚人的看法，是光緒帝彌留之際曾給載灃一個鄭重其事的委托，讓他尋機干掉袁世凱，以報戊戌年所謂“告密”之仇。

大勝在這本書中也寫到這件事，說載灃召見御史趙炳麟，趙鄭重建議宣布光緒帝誅殺袁世凱的手詔，明正其罪，以靖內奸，任命康梁等人為顧問，實行憲政，收攬人心。這些故事的真實性，都值得懷疑，但其效果確實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不斷侵蝕著攝政王的政治權威。

真正讓攝政王陷入萬劫不復政治深淵的還是一年後的國會請願運動。大勝這本書也對這些故事有細致的梳理。現在需要追問的一個問題是，說好的“九年立憲”為什麼在光緒帝、慈禧太後去世不久生變，“有計劃的政治”為什麼轉眼間不再認賬？

對於國會請願運動，實事求是說，攝政王還是給了一些善意回應，作出巨大讓步，但是不久，當屆責任內閣名單發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出臺，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治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已經沒有辦法控制、約束了。攝政王如果在這兩個問題上繼續讓步，比如及時解散屆責任內閣，及時廢除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或許可以平息各地的動蕩，但是這種處理方式，也一定對政治統治構成極大的信譽危機。

局勢相激相蕩終於因武昌新軍嘩變而破局。稍後，灤州兵諫，攝政王在各方壓力下，一方面宣布接受加快憲政改革步伐，宣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改組內閣，授權袁世凱組閣；另一方面見機行事，宣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務，以便袁世凱協助隆裕太後從頭來收拾舊河山。

對於載灃這幾年的作為，特別是後的辭位之舉，見仁見智，各有說辭。不過我比較欣賞、認同大勝在這本書中的看法：

載灃的功績，就是和隆裕太後一起避免了國家的再次內戰，以一個王朝的退出換來了勉強的五族共和。後人多嘆惜於載灃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實這完全是內戰思維的反應。載灃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識和國家觀念，沒有在終關頭，強硬地領導王公貴族們負隅頑抗。誰又能說這不是秀的政治品質，誰又能說這不是對國家民族負責任的表現。中國幾十年的內戰，已經使得人們習慣了征伐，甚至宣揚著崇拜著渴望著暴力美學，這恰恰是一種引向民族悲劇的思維。

我在一些地方說過，歷史學可能並不是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科學，歷史學不僅需要史料，而且需要同情、理解和想像，需要知人論世，需要設身處地。我們沒有辦法起歷史人物於九泉之下問清虛實，但我們可以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前提下，擁有一個更加寬廣的胸懷，至少不能用陰謀論去猜測古人。就此而言，我覺得大勝這本《重讀攝政王》值得推薦。是為序。

馬勇，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