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格魯吉亞的中國商人家庭

照片上的男主人公叫劉峻周，祖籍是中國廣東，19世紀末遠赴格魯吉亞種植加工茶葉，培育出了適合當地種植的茶樹品種。除種茶外，劉峻周還在黑海港口巴統附近買田置地，經管恰克瓦沙皇莊園，他還是一位養馬、馴馬的專家。這張照片是他1901年在巴統與家人的留影。

十月革命後，作為外國人，劉峻周已不能擁有私產，無法再經營自己的產業。1924年，劉峻周舉家回國，定居在哈爾濱。在哈爾濱度過的十年，雖然清貧，倒還安定。日本鬼子一來，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一家人開始了顛沛流離。九一八事變後，劉峻周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與投靠日本人的朋友斷絕了往來，並於1935年將家遷至北京。劉先生因一生愛馬養馬，與馬難合難分，獨自留守哈爾濱經營跑馬場，1942年不慎從馬背上摔下，不治身亡。

旅居格魯吉亞期間，劉峻周的次子劉維周與一位叫娜達的格魯吉亞姑娘相愛，他們不顧雙方家長的反對，於1922年離家出走，到阿扎利亞（今屬土耳其）接受教堂的洗禮並成婚。1925年，娜達輾轉來到中國，與丈夫劉維周一家團聚，從此便一直生活在中國，解放後，受聘於北京師範大學，擔任俄語教師，1980年病逝於北京，與億萬中國人一起經歷了戰亂流離與“革命”洗禮，演繹了一段充滿曲折的人生傳奇。（述弢）

身為晚清遺臣的祖輩

這張照片上是我的二祖父德裕。二祖父同治八年（1869）生於北京，歷任清朝官職。光緒十四年（1888）封二等輔國將軍。二十三年（1897）授護軍參領。1904～1905年，授任中俄邊境巡閱使，力促俄軍退出邊境。宣統二年（1910）奉旨授盛京副都統兼署金州副都統。兼充任福陵（努爾哈赤墓）、昭陵（皇太極墓）守護大臣。清末民初又受命接替墨麒任興京副都統兼永陵守護大臣。家屬跟著移居永陵鎮。

德裕來到東北山間小鎮，忠心守護祖宗第一陵，盡心盡力做些對得起祖先，有利於當地人民的事情。每逢夏季由隨從人員說評書，老百姓很歡迎。春秋佳日晚間，還出資從盛京請來演員，給大家演皮影戲。德裕往往坐上小馬扎與人們閑聊。之後打發人為困難人家送錢物。每逢正月十五臨近，放開衙門大院，進秧歌隊，唱小戲，老百姓進入院內賣果兒，然後以果匣宵贈秧歌隊。永陵在永陵鎮西北兩公裡。大樹遮天蔽日。當地士紳意欲伐林賣錢，他們選出代表向德裕遊說。德裕正色回答：此林建陵時即栽種，迄今三百多年，歷代保存完好。現在我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第十二代孫，跑這來私賣祖業，貪贓分肥，何以見先人於九泉之下？士紳們無顏退下。

永陵鎮南有蘇子河西流，德裕發現山北坡土質陽光同書本上栽培人參的條件接近，於是派人由外地請來兩位“把頭”，向他們學習研究創建參園事宜，德裕出資，請他們開闢了參園。初具規模三四年，將要出產品的時候，因1924年皇室優待政策廢止，都統衙門撤消，德裕去職回京。臨行將園子交給地方。囑將種參事業辦成永陵鎮人的一條活路。1925年德裕因病逝世。（廣莊）

二祖父德裕，（原載《老照片》第46輯）

曾祖父的全家福

我們在整理祖父王宗璽的遺物時，發現一本民國初年相冊。王宗璽（1886-1943），字尊信，遼寧海城人，清光緒朝兵部右侍郎王英楷之子。王英楷在《海城縣志》有傳。王宗璽早年在天津北洋學堂從師於一位瑞士籍工程師，學習物理和機械學。民國五年，他出任北洋政府航空署總工程師，是中國第一個設計三引擎飛機的專家。當時正值直皖大戰，北洋軍閥無暇顧及組建空軍。這架飛機連試飛都沒進行，一直放在倉庫裡無人問津。最終淡出人們的記憶。

民國十四年，祖父應孫傳芳的邀請，出任上海高昌廟兵工廠幫辦，從事軍事工程技術工作。孫傳芳生於1885年，早年家庭貧苦，曾和我祖父在一個塾班學習，一起喫住。他的三姐嫁給了曾祖父，因此祖父稱其為舅。1925年，孫傳芳成為江南五省聯軍總司令，任王宗璽為軍械顧問，從事武備研究和配制。王宗璽也是常規武器專家，改良了許多進口步槍，使孫的部隊在裝備上與其他軍閥相比，處於最優狀態。爾後，王宗璽的興趣從軍事轉移到民用。北方旱地居多，農田灌溉是一大問題。王宗璽經過調查研究，設計一種機井設備和新式泵，為一般農戶所買得起。隻是因為資金匱乏，無法擴大再生產，因而沒有在華北普及開來。1938年保定淪陷，日寇從檔案裡知道王英楷以抗日起家，甲午海城戰役殺過日軍數百人，早有報復心理。我的叔父因參加八路軍被人告密，日軍便以祖父通共罪名，抄了家。祖父事發出走，幾位叔父被弔打，一位致殘，一位致死。祖父也於1942年流亡他省，貧困交加，客死他鄉。（王木南）

天地間的女孩

這張照片刊於《圖片中國百年史》，隻附有一行說明：“外國教會在上海王家堂聖母院開設的女塾，專收教內女生。”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辦學，起自英國軍事入侵取得了不平等條約的特權之後。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會”派遣阿爾德塞女士在寧波開設的女子學塾，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其後，又有十一所女子學校先後在五15和香港開設。傳教士辦的學校雖然采用免費入學的辦法，但進校學生不多，中途退學的倒不少，尤其是女校更不易招收學生。

照片上的這十一位女孩無疑是幸運的。識字會使她們的人生與前人不同。她們一個人的識字，也許將帶來整個家族的變遷。細細端詳照片，我發現這些滿臉稚氣的女孩那寬大的衣袍下面竟有一雙雙畸形的小腳！照片正中坐在黑板下面的那個小女孩也不過六七歲，她多麼精神，笑得多麼無牽無掛，可她的腳已被纏成了那麼一種樣子。我不知道識了字的她們將怎樣再與這一雙雙丑陋的小腳相處。好在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在她的（（我的中國世界》中有不少記述。

裹小腳——學文化，反差如此鮮明的事物，如果同時出現在一個女孩身上，也許是一種偶然。但如果同時出現在許許多多的女孩身上，便預示著一個變革時代的到來。隻是，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一個社會要比一個人艱難得多。不過，管它哪個朝代的女孩，要活得像個人樣，首先得自己邁開雙腳，走進學堂。因為，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包括女皇帝。

（馮曉春）

就讀日本女校的中國學生

這是一張中國女性離家東渡，求學扶桑的照片。記錄了晚清和民國年間，女留學生在日本生活學習狀況的一個側面。

照片中站在後排的兩人是身穿實踐女校校服的中國學生。實踐女學校校規很嚴，集體住校，統一管理，不許隨便外出。盡管這樣，在校留學生仍積極參加了“拒俄運動”等愛國革命活動。女學生們對阻止她們參加留學生集體活動的下田校長說：“無國哪有我，無我哪有學。”在女性教育未正式納入教育體繫的清末，女性的赴日留學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首先，她們的留學行為本身就是對封建禮教的巨大衝擊，此外，她們還先後在日本結成了四個女學生的獨立組織，並創辦了七種女性雜志，大力宣傳新的女性觀、愛國革命新思想。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大多數留學生都返回了祖國。

民國初年的女留學生與清末不同，中華民國成立後，她們留學的目的已由清末的“革命、改革救國”向“科學、教育救國”轉變。近代史上，中國人的留日熱潮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清末1905—1907年，第二次是民國初年的1913—1914年，第三次是抗日戰爭前夕的1935—1937年。從2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日本的部分大學開始有條件地招收女生，30年代進入大學學習的留日女學生也不在少數。此時中國政局不穩，留日學生的成分非常復雜。從政治觀點來看，留學生可分為右翼、左翼和中間派，黨派鬥爭激烈。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中堅力量。

抗日戰爭爆發後，幾乎所有的留學生都先後返回了祖國。抗日戰爭中，各地的傀儡政權先後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每年仍有數千名留學生在日本學習。（周一川）

就讀日本女校的中國學生。（原載《老照片》第35輯）

祖父的題識照

我祖籍湖南，原屬湘鄉，現屬漣源，在漣源的一處山衝衝裡。我家院子的大門上掛著一塊匾，匾上的四個大字“養春山莊”，是我祖父的手筆。他是湘軍的軍官之一。我手頭有祖父的兩件遺物。其中一件是他的朋友寫的一副對聯，寫的是：“興至也沽村店酒書來時問故園花”下款寫的是“伯和弟章壽彝”。另一件是他老人家的一張珍貴的六寸照片。照片鑲在一個中間是橢圓形的厚紙框裡。他老人家沿著厚紙框的橢圓用蠅頭小楷寫了一篇題記，最後幾個字是：“戊午暮春書，時年七十有二。”標點是我加的。戊1918年，老祖父暮春時節寫了這篇像記，秋八月我就出生了。這對我來說，其寶貴可想而知。全文一百五十三字，字字間架均勻、筆筆工整有力。今天能寫這樣小楷的七十二歲的老人，恐怕很少很少了。

1911年辛亥革命，滿清皇朝倒臺。祖父早該告老了，他立即放棄了他在杭州的滿屋子藏書回老家，在離老家二十多裡的地方買了一個小山頭，蓋了幾間茅屋，一心修道去了。

我祖父是“湘軍”，應當說是後期“湘軍”。前幾年查族譜，纔知道他是從“邑庠生”（湘鄉縣學堂學生）開始進入仕途，到浙江“補用縣丞，保升知縣”。當過兩三任知縣之後，“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卻沒有補得上去。於是他棄文就武，當過“楚軍”、“老湘軍”等許多名目的武官。他打過仗，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苦戰連月，足受炮傷”。最後的武官職務是浙江全省督練公所參謀處提調、教練處提調。後來得到“四品頂戴”。我對“湘軍”“太平軍”這雙方的看法，到老年發生了大變化，對太平軍，我少而是之、老而非之。對湘軍，我少而非之、老而是之。（李普）

祖父的題識照（原載《老照片》第42輯）

膠東的一個農民家庭

這張照片是1920年代膠東一個普通農村家庭。人物的排列，體現了男性在家族中的地位。站立在老人右側的兒子，有三分無奈和尷尬，或許和他養育的女孩太多有關。在中國，特別是北方，村莊大都由幾個或幾十個有血緣關繫相連的“家”組成。這種固化了的超穩定的姓氏宗族村莊把所有的人都編進了這個網中，構成了人的最基本社會存在方式和生存空間。宗族村莊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母體。面對眾多的家族、宗族，維繫大家（國家）的政治基礎，隻能是從小家那裡復制出來的，並凌駕於小家之上的家長制的中央集權和專制。

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其本質是反映了人和人、人和社會之間建立的平等、契約關繫。而以傳統農業為基礎，以血緣關繫為紐帶的大一統宗族社會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這種個人自由。宗族聚居，就注定了民主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路。血緣關繫，既產生了“情同手足”，也產生了另一個極端，“不可開交”，“窩裡鬥”，已經演化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因。

城市化，無疑是消除宗族困惑的途徑。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人被定位在一種被稱作“單位”的封閉體內。陸續走進城市的人們，把從“老家”帶來的觀念，改頭換面地移植到單位，並營造出“新家”的意識。“單位”，正在成為城市深化改革的“瓶頸”。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和在此基礎上的城市化及計劃生育，正在成為改變宗族困惑的“基因工程”。關注中國，關注改革，首先要關注農村。擺脫宗族的困惑，我們不僅是炎黃子孫，也是地球村的居民和人類所有文明的傳承者。（馮群力）

兒孫滿堂的喜悅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但我的父親卻不畏艱險，於上世紀初挈妻攜幼，從江蘇乘輪船溯長江而上，到成都做生意。所攜之幼是大小三個女兒，在成都定居後，母親又相繼生了兩個丫頭，這就正好是“五朵金花”。在那重男輕女的時代，“五朵金花”給父母帶來的是渴求得男的朝恩暮想。父親常嘆道：“不知猴年馬月纔會有個兒子啊！”誰知此話幸而言中：1920年，排行第六的長子呱呱落地。那年是農歷庚申，正是猴年。喜獲麟兒，全家喜極；誰知兩年後我又降生，再次給全家帶來歡悅。這下，母親心中踏實了。不想之後四年內，我的三弟、四弟又陸續出生。

這張照片是父親為抒發“多福多壽多男”、“兒女滿堂”的喜慶心情，同我們四個兒子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