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不安的時事與政局

豆腐跟革命的一點不尋常的關繫/002
來了假冒的孫天生/004
一旦革命成了功/011
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014
有關五四的一點感想/021
民國的三個面相/029
在民主的下降線行進的民國政府/037
失敗的自治和必須正視的難題/044
袁世凱的“選舉”/048
關於選舉的亂彈/050
選舉在近代中國底層社會的工具性悖論/053

軍事舞臺上的演員們

軍閥餘蔭與五四傳統/058
軍閥間的戰爭/062
穿長衫的軍人/065
在北洋狗與北洋虎之間/068
軍漢的審案愛好/072
借佛法鬥架的武夫/074
神仙治軍/077
兵變與政治/079
洋人遇見兵/084
撒錢的兵法/087

別樣的市場特色與社會風氣

市場世界與封面美人/092
露胳膊的女人與武人的風化/095
糞業、糞捐與糞政/098
太政治的“花業”/101
關公、漢室與火羊陣/107
大賭傷身/109
流氓大亨的臉面/111
土匪綁票的特別贖金/114

新舊文化的風雲變幻

雲南講武堂操場的沙礫/120
武夫軍漢辦大學/123
六十五年前的學生檔案/126
曾經有過的好事/129
“子見南子”的現代性事件/131
舊醫，還是中醫/134
70年前的廢止中醫風波/134
當牛記者踫到強人的時候/144
關於“餓鄉”的老生常談/147
茶壺、茶杯和牙刷/150
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152
新時代的舊式拜師禮/155
對各路名士的漫話與閑談

傻人有傻福/158
“臭棋簍子”段祺瑞/161
孫殿英和他的“麻將相術”/163
前頭捉了張輝瓚/165
總理縣長唐紹儀/167
冷寂的共樂園和熱心的唐紹儀/169
名士與老媽子之間：不得不說的事/172
順人章士釗/177
牛人熊十力/180
別個世界裡的夫人/182

      豆腐跟革命的一點不尋常的關繫
      豆腐是正宗的中國國粹，有人說，豆腐應該算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發明，還有國家在跟我們爭，而這個豆腐，連丁點兒爭議都沒有。近來，西方世界動物保護主義和素食主義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動物蛋白，中國的豆腐就成了一個榜樣，讓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塗。國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時沒有更好的工作機會，隻要有做豆腐的手藝，就可以混飯喫。我已經見過不止一個國內的教授，在美國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過得挺滋潤。那種把一粒粒的黃豆變成白白嫩嫩的方塊的把戲，在白人看來，跟變戲法差不多，隻有中國人玩得來。現在日本人也會做豆腐了，不過所謂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國人雞蛋羹的失敗版，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所以，要喫豆腐，還得靠中國人。
      發明豆腐的人據說是西漢時的淮南王劉安。關於他的傳說很多，有煉丹藥的，也有喫美食的。豆腐的發明，當屬於後者。西漢提倡簡樸，貴族不許用金屬器皿，所以大家紛紛在喫上下功夫。從馬王堆的發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貴婦們對喫是多麼地熱愛。要是現代人有本事保鮮，那些豐富而且色香俱全的出土食品準會讓世界驚掉眼鏡。由此推斷，劉安發明豆腐，倒也合乎情理。豆腐的發明者是貴族，讓豆腐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也是個名門之後，這個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鴻藻的公子。李鴻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領袖，在世的時候很有點保守的色彩，總是跟搞洋務的人過不去，但是他這個晚年得的兒子，思想卻新潮得緊，於國學沒有興趣，在科舉上沒有半尺進展，卻早早地就跑到法國留學。李石曾學成什麼不太清楚，讓人知道的卻是身為貴公子的他，在巴黎開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較成規模地讓洋人見識了中國豆腐的模樣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卻始終學不成洋模樣，身穿西裝，卻要扎個中國式的腰帶，走起路來，腰帶凸在前面，很是扎眼，據說巴黎的銀行曾經因為他這身打扮而不讓他進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邊的口袋裡，裝的不是手絹，而是蒜瓣。這樣的中西結合式人物，在西方販賣中國國粹倒也自然。為了讓國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師傅和小工，一律從國內找來。那個後來幫助梅蘭芳改革京劇的齊如山，就給他帶去了幾十位。
      就這樣，洋人們嘗到了正宗的中國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發了洋財。發了財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卻不安分，因好友張靜江的關繫，開始資助起孫中山的革命黨來。據說，隻要孫中山沒錢花了，拍封電報去，上面寫ABC等字母——A代表一萬，B代表兩萬，C代表三萬，法國方面一看就明白，錢就從巴黎過來了。李石曾父親所忠於的王朝被推翻了，這其中多少有一點他的努力。可惜“民猶是也，國猶是也”，李石曾隻好再接著忙活。李石曾忙的第二件事，從後來的結果看，也跟革命大有關繫，那就是組織中國青年留法勤工儉學。成千的有志青年來到了法國，來到了歐洲，學成什麼我們不知道，隻知道這些人中間，湧出了一大批共產黨人。而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來自豆腐。
      中國人的豆腐，賣到外國之後，就這樣跟中國的兩次革命都發生了一點不尋常的關繫。

      來了假冒的孫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後的一天，揚州城裡來了一隊散兵遊勇，為首的人用一匹白綢裹身，手裡拎著一支手槍，大搖大擺地衝進鹽運使衙門。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們乃喝令衙門裡的胥吏打開庫房大門，士兵每人抓寶，四散而去。剩下為首者和幾個隨從沒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著寶發獃。這時候，以為是革命黨人破城的揚州紳士，派了幾個代表前來打探，一通作揖並恭維之後，見為首的人整話說不出幾句，不像是個有來頭的，但又不敢造次（怕萬一真是革命黨）。代表們出於對城市秩序的擔心，於是要求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亂。為首者覺得有理，遂一把拉過隨紳士代表來的巡官，硬是讓人家來辦，巡官無奈，隻好胡亂寫了個告示，沒有大印（鹽運使已經帶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頂替。揚州就這樣革過命——“光復”了。
      沒過幾個時辰，有好事者查出了為首者的底細，原來他不是什麼革命黨，僅僅是城外的一個閑人，名叫孫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壺（雜役）。孫天生大概是聽說過革命黨的隻言片語，知道孫中山是革命黨的首領，剛巧又結識了幾個巡防營的老總，武昌起義炮響，沿江震動，孫天生賊心陡起，於是跟這些老總謊稱他是孫中山的族弟，奉命前來光復揚州，大家可以一起發財。老總們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著孫天生進了城。
      巡防營的士兵們發了財，一哄而散，有的鑽進了妓院，有的去大喫大喝，有的回了家。孫天生畢竟是首領，不像這些丘八這樣短視，他沒有走，雖然安民告示出得不倫不類，但並不耽誤他抖威風——每天騎著高頭大馬裹著白綢子巡行街巷，還把鹽運衙門裡的家什用具之類的東西丟出來，讓市民撿，說是革命嘛，我發大財，你們發點小財。就這樣，一個俗稱龜奴的閑人，做起了揚州的都督。
      可惜，孫天生的幸福生活沒過上幾天。大概處在高處之後，他做茶壺的歷史暴露得比較充分，或者這種手下沒幾個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買馬）難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揚州的紳士們對這個小流氓當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請來了昔日橫行江上的、已經被招撫為官軍但依然橫行江上的鹽梟（販私鹽的首領）的徐寶山（綽號徐老虎）。徐老虎帶兵進揚州，孫天生做了階下囚。在各地紛紛獨立的聲浪中，徐老虎沒有當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揚州都督。當然，任的都督孫天生被砍了頭，臨刑前孫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夠了！”不失為一條江湖好漢。
      辛亥革命揚州的光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場鬧劇。不過即使是鬧劇，也確實是對清朝政府的一個打擊，隻是這個打擊居然僅僅來自一個街頭無賴，委實讓人感到滑稽。一個長江上的重鎮，由一個號稱鹽商大本營的財賦之地，竟然在革命黨連影兒還沒有的時候，一個妓院的茶壺帶幾個散兵一嚷嚷，就變了顏色。時為揚州官的（清朝著名的肥缺）兩淮鹽運使增厚（滿族正紅旗人），聞聽有革命黨進城，從西花園翻牆而遁，一溜煙跑得無影無蹤。同為滿族同胞的揚州知府嵩峋，還算有點志氣，據說投河自盡了，可惜沒有死成，獲救之後也不知所終。需要一提的是，這兩個人，或“死”或逃，都是連孫天生的影子還沒見到就做出的選擇。
      辛亥革命揚州的光復，比起武昌起義、革命聯軍攻占南京，不過算件小事。可是恰是這件小事，告訴了我們這場革命和當時政局的某些不易為人覺察的內容。
      首先，我們發現，在那個時候，時局相當動蕩，人心也相當不穩，清朝統治者的合法性受到嚴重置疑，但是革命黨的影響卻沒有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大。揚州所處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距離上海如此之近，風氣開化，不缺乏新學堂和新知識，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紳士）對於革命黨是怎麼回事，幾乎一無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孫天生）都以為革命黨就是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戴孝、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洪幫（雖然革命黨經常借助幫會，而且各地的起義也經常有人身穿白衣、打著白旗，但很少聽說有人宣稱自己是為崇禎戴孝的）。市民們顯然沒有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跟一向號稱反清復明的洪幫區分開來，大概也沒有能力分開。不僅如此，甚至還有人傳說，革命黨就是“大伙合一條命的黨”，而且在傳說中，革命黨往往變得非常厲害，說他們可以將炸彈吞進肚子裡，到時候一按機關，人彈齊炸。市民們（包括部分的紳士）將革命黨傳得很神，雖然說對破壞清朝官僚的神經大有作用，但對自己分辨真偽卻沒有什麼好處，結果讓孫天生這樣的混混鑽了空子。當然，流氓無產者一般都不會放過這種機會的，他們的動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揚州城的滿人官員也實在是廢物得出人意料。作為一方政府首腦，身邊怎麼說也有幾個兵，還有若干民壯和捕快，怎麼會連革命黨的影子還沒見到，就聞風跳河或者逃之夭夭，連起碼的責任都不想負，也不敢負呢？要知道，當時的天下畢竟是他們的天下，聞風即逃，怎麼對得起祖宗？可是，縱觀辛亥革命的大局勢，類似的事還真有不少，類似的飯桶官員還不止這兩個。處於很關鍵位置的湖廣總督瑞澂，起義的新軍士兵一開炮，馬上挖牆逃出總督府（大概由於總督府的院牆比較高），一溜煙上了停在江上的軍艦。瑞澂一走，第八鎮統制張彪心裡發慌，他本是張之洞一手提撥的“丫姑爺”（張彪娶了張之洞的貼身丫鬟），本事有限，裝模作樣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實，稍微像點樣的革命黨領袖，已經因漢口租界的據點暴露，非死即逃。士兵們之所以起事，不過是因為傳說革命黨據點的暴露使新軍革命黨的名單落到了總督手裡，總督將按圖索驥，搜捕黨人，因此所有跟革命黨人沾邊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趕上有軍官態度不好，面露猙獰，結果激成事變。如果總督大人能夠稍微堅強一點，堅持幾個小時，叛軍自潰都不是沒有可能的。這個瑞澂，據說是鴉片戰爭中背了賣國黑鍋的琦善的孫子，乃祖雖說名聲不佳，其實倒算是個有見識、有膽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還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負責，不想到了孫子輩上，竟出如此廢物，活生生斷送了大清江山。當然，瑞澂草雞不中用，別個滿人官僚的作為也好不到哪裡去。革命中，原本作為彈壓各地的駐防清兵的將軍和副都統們，大多非死即逃，隻有杭州和西安的滿城在種族滅絕的威脅下做了一點抵抗。蔭昌貴為陸軍大臣，受命鎮壓起義，連前線都不敢去，軍隊不戰，則束手無策。號稱“能吏”的端方，帶兵入川，鎮壓保路運動，結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帶的士兵抓了起來。端方不僅沒有一點藩鎮大員的骨氣，反而拼命求饒，說自己本是漢人，姓陶（他的字為陶齋），原籍浙江，先輩後來纔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沒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丟了性命又丟了人。革命黨人彭家珍一顆炸彈炸死了良弼，結果朝廷上下風聲鶴唳，滿朝的滿官如鳥獸散，連個上朝的人都沒有了。在事關滿人命運的緊要關頭，上上下下的滿人官僚們居然連一點像樣的挽回努力都不願意做。瑞澂棄職逃跑的消息傳到北京，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力主將之拿辦，隆裕太後不同意。奕劻說，封疆重臣棄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殺頭的！誰想隆裕卻說，庚子那年，咱們不也是逃走了嗎？這些滿人親貴，不僅沒用，而且自己原諒自己，江山想不丟都難。
      過去學近代史，到辛亥革命這段一直感到詫異：同一年內，春天，革命黨人傾盡全力準備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外籌款，使盡了渾身解數，黃興在內籌劃指揮，也用盡渾身解數。全國各地革命黨的精銳齊聚羊城（號稱八百先鋒，實際來了五百），身為革命黨第二號人物的黃興親冒矢石，帶頭衝鋒，浴血奮戰，結果呢，一敗塗地，隻留下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龍無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後全國響應，清朝統治如湯潑雪般瓦解了。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說，這是因為中部革命黨人新軍的工作做得扎實，所以纔能一舉成功。可是為什麼做扎實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畢纔回來，結果群龍無首的士兵推舉跟革命一點關繫都沒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黨隻好屈尊於這個“黎菩薩”之洪初一言不發，人稱“黎菩薩”），難道連他們自己都對自己工作沒有信心？明知道黨人名冊已經落入敵手，卻連布置撤退的起碼工作都沒做，丟下自己的兄弟不管，這工作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扎實”。還有人說，由於保路運動使得武漢新軍被抽調了兩個團（標）前去鎮壓，所以使得駐漢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勢力增加，因此得以一舉成功。可是歷史的事實是，恰是調走的兩個團革命黨人更多，也正是因為如此，帶隊的端方纔丟了性命。
      其實，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的功勞是清政府的。本來自1903年開始的新政，雖然行進艱難，但還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讓朝野溫和的改革派（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這兩者有難解難分的關繫）很是歡欣鼓舞，以為不僅可以穩步推進改革，而且可以正當地分享權力。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光緒和西太後相繼死去，朝政中樞由一班滿族少年親貴所控制，這些少不更事的紈绔子弟，上臺伊始就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將散在漢人官僚手裡的權力，收到滿人手裡，改變自同光中興以來漢重滿輕的權力格局；二是將地方的權力收歸中央，改變外重內輕的政治格局。具體表現為將袁世凱趕出朝廷，成立滿人皇族內閣，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礦權，包括激起四川保路運動的收回四川鐵路修建權的行為。正是這兩件事斷送了清朝的性命。
      驅逐袁世凱，以往的史學家往往沿襲晚清筆記的說法，以為純屬攝政王載灃為自己的哥哥光緒的復仇之舉，其實未必。如果載灃真的有心為哥哥報仇，何不在西太後的安葬問題上做點文章？不至於鞭尸，但削減規模總是可以的。如果載灃這樣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緒的政敵其實是那個老太婆，正是她讓光緒過了十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四十歲就飲恨黃泉，居然死在七十多歲的西太後前面。袁世凱戊戌是否告密，是個沒有檔案確證的事情，何以見得光緒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凱（野史上的話，怎見得句句是真理）？載灃拿袁世凱開刀，其實無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軍政大權，必將之奪到滿人自己手裡而已。原來都認為是袁世凱死黨的慶親王奕劻，之所以沒有從中特別地作梗，而且後來得以貴為皇族內閣總理大臣，顯然也有滿人遵行滿人政治的邏輯。無疑，這是這些滿人少年親貴們所犯的錯誤之一。當時中外公論，張之洞和袁世凱並為晚清中國重要的政治人物，張之洞行將就木，而袁世凱年富力強，批評他不學也罷，好玩權術也罷，但畢竟人家還有術，而且也有人望。驅逐袁世凱，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樣的理由，硬說人家有“足疾”，強令回家“養痾”，不僅難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漢人官僚的心（雖然袁的政敵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導致中樞失去了重心。年輕的時候讀《三國演義》，讀到袁紹兄弟組織討董卓聯盟，由於袁家兄弟處事不公，先是孫堅走了，金聖嘆批道：走了一個有用的人。接著曹操也走了，金聖嘆又批道：又走了一個有用的人。晚清此時的局面大體類似，袁世凱走了，張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滿人親貴完全掌控了中樞，權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卻不可收拾了。
      至於皇族內閣，則傷了更多的人，立憲派的一腔熱血，被劈頭澆了整整一大桶涼水，涼到底了，不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們立憲的期盼。至於收回路礦權，更是將連立憲理想都沒有的地方實力派一並傷掉了。在晚清這種動蕩的局面下，這樣的政策大手筆，隻有滿人親貴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團和階層，統統虧本。滿人集團想不眾叛親離，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黨廣州起義的時候，一來皇族內閣還沒有成立，收回權力的政策也沒有特別明確地施行，二來廣州當家的還是漢人的能吏張鳴岐和李準，所以撐住了。而到了十月，一來政策效果開始彰顯，二來又趕上瑞澂這個草包，聞風即逃，結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滿族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其統治集團的代表面相當窄。其統治的穩定，主要憑借軍事實力和由征服行為所帶來的政治威勢，在這種實力和威勢還比較強的時候，滿人（包括八旗的蒙人和漢人）在政治權力方面是處於壟斷地位的。可是隨著統治集團自身的腐化，軍事實力和政治威勢的消減，滿人統治集團勢必要做出讓步，逐步擴大漢人參政的面。待到統治出現危機，不得不依靠漢人紳士集團挽救危局的時候，整個政局的滿漢格局顛倒，則是大勢所趨，即使西太後、恭親王奕這樣政治經驗豐富、權謀老道的滿族強人，都無法扭轉（事實上，縱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認現實），何況載灃、載濤、良弼、蔭昌和載振之輩的紈绔子弟！這些人中，隻有良弼一個好歹還算是從日本士官學校畢了業，雖然被滿人捧上了天，但一天仗沒有打過，就算有本事，也需要個成長的過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錢送出了國，也不過在國外做了一回早期的留學“垃圾”（載濤、蔭昌均留學德國），連個起碼的學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滿人官僚的表現，不過是滿人統治集團腐化墮落的集中爆發而已。這個腐化過程已經綿延了百年，當年驍勇的八旗戰士，早就墮落成除了花錢和玩有本事，其他百無一能的北京大爺。在同（治）光（緒）時代，朝中還有幾個明白人，後幾年搞改革（新政）、預備立憲，清朝合法性尚未徹底消失，如果西太後死後繼承者能夠老老實實按著既定方針走下去，不妄想強化一己集團的權力，既開罪不了袁世凱集團，也不至於得罪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而且通過他們的效力和彼此間的制衡，隨著政治的逐漸改良，滿族權貴集團斷不至於有如此下場，這麼快就丟掉了政權。


      一旦革命成了功
      王金發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黨人推翻清王朝，一手運動新軍，一手動員會黨，而動員會黨的歷史更久。光復會的幾個干將，徐錫麟、秋瑾、陳其美、陶成章，都走會黨路線。革命成了功，革命黨人死了，但從前的會黨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發就是一個。
      王金發本是浙江嵊縣的一個浮浪子弟，從小鬥雞走狗，舞槍弄棒，加入洪幫之後，成了一個堂口的首領。徐錫麟在浙東運動會黨，結識了王金發。這期間，王金發跟著徐錫麟去過日本，讀過一個速成的體育學校，後來徐錫麟和秋瑾在紹興辦大通學堂，王金發也是其中的骨干，在裡面教體育，實際上是軍事訓練。後來東窗事發，起事不成，徐錫麟和秋瑾都被斬了，王金發卻活了下來。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王金發率領幫中弟兄，殺回紹興，驅散了已經宣布起義的紹興官紳，自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
      會黨原是地下社會的秘密結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壓迫下非法生存，過著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當家做了主人，首先想到的是擴張組織。“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會黨，無論哥老會、袍哥、三合會、洪門，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無不大散海底，廣開山堂。軍隊的組織，軍、師、旅、團、營、連、排，基本上跟會黨兄弟的堂口輩分一致，大家都弄個師長旅長干干。湖南的焦達峰、陝西的張雲山等，莫不如此；紹興的王金發，地盤小，手下的軍隊也從一個團擴成一個旅，官兵都是會黨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軍隊的紀律也就完了。擁有軍隊和幫會雙重身份的軍官和士兵進城之後，想干什麼就干什麼，從偷雞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僅如此，革命後的會黨，學會了民主，軍隊裡動輒開會表決，長官說了不算。
      幫中弟兄革命成功後想到的第二件事，是改善生活。過去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實際上兌現的時候很少，現在有條件了，醇酒婦人加煙槍，一樣少不了。湖南都督焦達峰整日忙的就是兩件事：一是簽發委任狀，二是散錢。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討了一次又一次，沒有夠的時候，你稍有怠慢，就說你不講幫會義氣。王金發和部下進城時還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氣還沒有涼，就換了皮袍子。王金發革命時，家裡欠人家不少銀兩，在衙門坐了沒多久，就派兵挑著洋油桶裝著銀圓回家鄉，四處還錢。他還把家裡人用轎子抬到紹興的衙門裡，士兵排隊迎接，鳴炮歡迎，嚇得他年老的外公差點沒暈過去。不僅如此，王金發還抖威風，洋槍挎得，美婦抱得，駿馬騎得，每日在紹興的大街小巷、田間村坊，騎著高頭大馬，排著隊，吹著鼓樂，招搖過市。
      剛進城的時候，王金發還有點殺氣，說是要為秋瑾報仇，不過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學堂的鄉紳和師爺們很快就都得到了任用。因為王金發自己和弟兄們需要錢用，而征糧征稅，搜刮錢財，不用毛錐，財賦安出？幫中這麼多的弟兄，個個要活得滋潤，錢哪裡來？還得靠這些人。王都督手裡有槍，師爺肚裡有謀，弄起錢來，比清朝的老爺還有辦法，曾經一塊兒混的私鹽販子，被軍政府逼得沒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過去農民欠稅，還可以拖上幾日，現在動輒軍隊下鄉，一條繩子就捆進城裡，關在班房裡喫家伙。紹興的《越鐸日報》批評軍政分府，王金發開始還能容忍，到後來居然派兵把報館砸了。一個幫會出身的革命黨人，幾天工夫就變成了軍閥，而且是紀律差的軍閥。
      革命沒成功的時候，王金發身為幫會人物，奔走革命，還有些俠氣，刺殺叛徒，運動軍隊，殺過汪公權，嚇過劉光漢（師培）。革命成功之後，王金發除了威福鄉裡之外，好像什麼也沒有做過，刮了一年地皮，然後軍政分府取消，自己帶著刮來的幾十萬大洋，遁入上海租界做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婦人自遣”。國民黨二次革命，浙江無聲無息，王金發奉命前來運動舊部，舊部根本沒有動的意思。王金發對幫中弟兄分得不均，他們就不把王金發當弟兄。要怪，隻怪王金發太貪，一個人拿了幾十萬。二次革命未果，王金發沒有逃亡，依舊在上海過他的好日子。一日，他忽然食指大動，帶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寶寶來西湖了，結果被力求討好袁世凱的浙江督軍朱瑞當作一件送給袁世凱的禮物，稀裡糊塗地抓了進去。但是袁世凱對這種早已喪失鬥志的小蝦米不感興趣，連押解北京都沒有要求，隻叫朱瑞將之就地正法。朱瑞沒討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凱）。就這樣，王金發稀裡糊塗地丟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