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鴻召延安時代女性生活史 

田湧延安往事

朱鴻召被遺忘的延安麗人吳光偉

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

裴毅然“多情而聰明”的唐納

王增如有一種愛情叫真摯

裴毅然老延安胡績偉的非常婚戀

郭曉惠詩人郭小川在延安（1941-1945）

劉守華塵封六十年日記茅盾之女坦露內心獨白

裴毅然延安文化人的經濟生活

薩蘇日本奇書——《延安水滸傳》

餘世存仇必和而解 

張耀傑高陶事件中的萬冰如 

野夫大伯的革命與愛情

呂雁留得重逢相對流 

邱江羊城之戀

陳華口述回憶：我與戴笠

附：延安愛情地圖

編者的話



“生死與別離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這是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描寫亂世之戀時發出的感慨。


《史客》這一輯，所要講述的，正是歷史的情感——斯人已去，故事眾口相傳，後人所津津樂道的，也不過是彼時的歡喜悲憂。其中，愛情，如花兒綻放，不論多麼短暫，即使被歲月風干，已然保留下了盛開的姿態，後人見著，也能分辨出，它開在什麼樣的土壤裡，留下怎樣的馨香，歷經過怎樣的風雨。


沒有什麼能夠阻止萬木生長，也沒有什麼能夠阻止情感的滋生，挫折、離亂都隻會成為對蓬勃的砥礪。這裡截取的是1935年到1945年間中國人的感情世界,
大多是抗戰時期國人的愛情。我們並沒有選擇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鴛鴦蝴蝶、風花雪月的戀情，而是選擇了革命、戰爭、隱蔽戰線等特殊環境下發生的愛情，比如延安的戀情，比如敵占區的戀情。我們試圖調動不同觀察者的筆，勾畫那個國破家亡、山河破碎年代中國人的情感史。


我們不刻意挖掘花邊新聞，因為我們不僅僅關心男女兩情，更關心藉由這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愛，折射出的宏闊的歷史，以及愛情選擇與主人公一生命運之間的聯繫；我們也不僅僅停留在這十年，而是將視線延伸到之前和之後的漫漫紅塵。時間猶如滔滔江水，這些人和事，也許不過是流轉的浮萍，隨著承載他們的拍案驚濤逶迤而去。人在事中或不自知，後人觀之，當有所思。所謂後浪推前浪，每個人都裹挾在歷史的巨浪中，受其影響，被其左右。野夫在《大伯的革命與愛情》中說：“一個多纔多藝的書生，一個風華絕代的小姐，在一個烽火狼煙年代的邂逅相逢，幾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樣，開始他們亂世佳人的孽緣。那一年，他們也都纔十八九歲啊。蠢蠢萌動的春心，放在國破山河之下，仿佛預示著他們破碎的今生。”


這也許是冥冥之中的暗合。掩卷沉思，除去塵世的浮華與落寞,
彭德懷與浦安修，瀋霞與蕭逸，我大伯與王冰松們的命運其實都是相似的，他們的愛情與他們所共同經歷的那個時代，以及後來那些不堪回首的年代都休戚相關。


對於歷史，我們常常想當然。站開距離，冷靜的觀察、剖析是需要的，但不能預設立場，曲解了歷史的本意；設身處地、“同情的理解”那一代人所處的歷史環境包括話語環境，纔能重新撥動舊日的心弦，不至生出隔膜和誤解。歷史，更需要歷史人物自己的聲音。比如丁玲的秘書王增如，郭小川的女兒郭曉惠，從她們的筆下還原了革命話語中的情感方式，那纔是真實發生的歷史自身的邏輯。而茅盾的女兒瀋霞，一個革命聖地青春少女的日記，坦露的內心獨白；戴笠的紅顏知己陳華，一個上海灘風雲一時的女人，絢爛歸於沉寂後平靜的訴說，所呈現出的，都是感情的原生態，和事情的本來面目。


我們無意做任何比較，也無意做任何褒貶。這裡記述的，無論賢愚，無論貴賤，都是我們父輩甚至祖輩的故事。閱讀他們的一生，讓人唏噓感嘆，直至怦然淚下。感動之餘，我們會平添一份仰視，因為正是有了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作為今日生活的基石，纔墊高了今人的視角。


後，特別感謝著名延安歷史專家朱鴻召先生給予的幫助和支持！



編者

2012年5月4日

朱鴻召



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



江青1937年8月奔赴延安，1947年3月隨中共中央離開延安，轉戰陝北。在延安十年間，她經歷著堪稱甜蜜的愛情，美滿的婚姻，幸福的革命家庭生活。相夫教女，淡泊寧靜，此前的風言蜚語逐漸消退，此後的風生水起、惡謚罵名尚未登場，她享受著人生春夏之際的芬芳歲月。


情投意合的戀愛

1937年8月，洛川會議期間，江青與次會面。

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討論決定抗日軍事策略等問題，中共中央在洛川縣城北約十公裡的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繫問題報告，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肖勁光參加會議。8月25日，會議後一天，肖勁光夫人朱仲芷搭乘一輛紅軍運糧卡車從西安途經洛川，稍事停息。隨車同行的還有從上海奔赴延安的青年演員藍蘋，即尚未改名的江青。


據江青後來對美國學者維特克介紹，“我到洛川時，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正在開會。我很震驚，深恐在他們面前暈倒，但仍決心會見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他們全體都出來問候我，（通常對文化名人都是這樣大張旗鼓地歡迎？）我心裡給自己打氣，不能在他們面前失去自我控制，而且一定要挺直腰板。然後，我和他們每個人都握了握手。後來聽說，這次會議非常重要。”盡管江青的敘述中夾雜著故作矯情、政治誇張的水分，但是，中共中央初到陝北，迫切需要革命的擁護者和支持者，曾先後給予埃德加?斯諾、丁玲、史沫特萊等知名文化人士熱烈歡迎。藍蘋屬於比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作為奔赴延安的位比較著名的明星人物，受到如此歡迎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據當時擔任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洛川會議結束的當天傍晚，他到院子外散步時遇見肖勁光、朱仲芷夫婦和一個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談。肖勁光和葉子龍都是湖南老鄉，早在江西蘇區就很熟悉。肖勁光為葉子龍介紹說：“她叫李雲鶴，藝名藍蘋，是從上海來的進步青年，可是個電影明星哩，今天到的，準備去延安參加革命工作。”藍蘋很大方很主動地與葉子龍握手問候。第二天，中央和軍委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淺藍色旗袍，很顯眼地坐在車廂裡，搭便車同行。樸素大方的裝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靈動的眼神，藍蘋給予的印像應該是美好的。而頎長的身材，儒雅的風度，幽默的談吐，對於向往革命改變人生的藍蘋來說，也是具有心靈震撼力的。


大約在此路途顛簸中，藍蘋為自己起了一個新名字叫江青，希望此後人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對於此前的是是非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城裡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姓名時不再是“藍蘋”，而是“江青”。隨後，按照組織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寫個人自傳材料，她也署名“江青”。


江青住進西北旅社（又稱“第三招待所”），一時間比較清閑，人也很活躍。朱仲芷、朱仲麗姐妹之父朱劍凡是湖南長沙人，曾經資助進步青年創辦文化書社，與有深厚交誼。來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臘肉，讓女兒捎給。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給送臘肉，藍蘋要求一起去。據朱仲麗轉述的朱仲芷回憶：“江青跟我一塊兒去的，也真見到了。可那天正好談完話，在院子裡踱步想問題，隻和我們談了幾句話，沒有請我和江青進窯洞裡坐。我不敢多打擾，就把江青帶回來了。”這次拜訪很短暫，也很匆忙，在江青與的情感進程中有何影響不得而知。但是，幾天同行交往，江青給朱仲芷的印像是非常深刻的。


“25歲，好精干的人。”朱仲芷對江青的這個印像評價，應該是正面意義的。

江青離開上海經過濟南、西安來到延安，沒有攜帶黨組織關繫證明材料，隻有一本影集。她要求恢復黨籍，必須接受黨組織審查取證，這樣在西北旅社借住兩個多月。黨組織為了考驗她，曾安排她參加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巡視團，對延安縣各學校教育情況考察調研。當時農村衛生條件很差，走村串鄉，工作艱苦，江青能夠喫苦耐勞，深入細致，受到主持工作的副廳長陳正人的表揚。“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蚊子虱子成了王。”她對陝北農村的貧苦生活有了初步認識，沒有抱怨和退卻。根據江青本人提供的自傳材料線索，黨組織先後派人向李麗蓮、徐明清等人了解情況，她們都隻能證明江青在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的事實，不能證明其入黨情況。江青1933年2月在青島由俞啟威（黃敬）介紹入黨，其時與徐明清尚不認識。後來，黨組織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時任中共冀中區委書記的黃敬調查取證，得到肯定的答復。


1937年11月，江青的黨員身份得到確認後，獲準進入中央黨校第12班學習。當時黨校征用橋兒溝天主教堂為校址，共有學員四五百人，分為15個班級，其中第12、13班屬於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干部。在此後六個月的時間裡，江青比較繫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參加半個月的野營軍事訓練，整理農村教育調查報告，積極參加黨校俱樂部文娛活動，是晚會上的活躍分子。但在學習討論會上，很少發言，偶爾開口，態度誠懇謙虛：“我不大明白，請諸位指教。”


同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陳雲乘坐蘇聯運輸機，從莫斯科經迪化（烏魯木齊）、蘭州降落延安。1938年3月，與江青有同鄉之誼的康生接替羅邁（李維漢）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他們都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處於戰爭環境下的中央黨校學習沒有嚴格的畢業時間，主要根據工作需要，隨時都有被調動參加工作的可能。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經過幾個月籌備後正式成立，急需教學管理人員。江青不希望繼續從事演藝生涯，但還是服從組織分配到那裡去工作。她的行政職務是魯藝戲劇繫導演兼女生生活指導員，學校教務會議和訓育會議參加人員。當時延安文藝演出活動非常頻繁，魯藝戲劇繫承擔著主要任務，演員緊缺時，老師學生一起上，演員劇務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躍在延安文藝舞臺上。


1938年7月，建黨紀念日和抗戰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延安組織“抗戰戲劇節”。魯藝一連排練了三個現代戲：京劇《松花江》、話劇《流寇隊長》、歌劇《農村曲》。據魯藝戲劇繫期學員張穎回憶，排練《流寇隊長》時，江青主動挑選一個綽號“大紅鞋”的農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據傳統京劇《打漁殺家》唱腔，填寫現代生活內容的舊戲新唱，稱得上是現代革命京劇的濫觴。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親蕭恩。彩排那天，康生來看戲，大加贊揚，並表示正式演出時，他要請來看，江青十分高興。7月7日，延安舉行紀念抗戰周年大會，上午各界群眾冒雨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作報告，下午在延安老城府衙門舊址進行文藝演出，壓軸戲為《松花江》。正式演出時，康生果然請上一起來看戲。坐在前排，康生頻頻鼓掌叫好。演出完畢時和康生到後臺接見演員，當然特別接見了江青。嗣後，還在延安機關合作社宴請參加演出的魯藝師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編京劇《松花江》這出戲，引起的關注，主要是其成功地將抗戰的時代內容與民族傳統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穿著漁民、農民當時通常的服裝來表現抗戰生活，故事的結構和唱腔板式則套用《打漁殺家》的，內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動作盡可能求其比較合乎現實生活，而又保持京劇的特點。演出時，戲中所表現的群眾遭受慘禍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緒，把舊形式和新內容的矛盾衝淡了，獲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參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嘆，“想不到在‘五四’時期被否定了的京戲，竟在抗戰的革命聖地延安復興起來。”這次成功的藝術嘗試，正暗合了隨後在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念，主張“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像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愛戲及人，愛江山也愛美人，革命理想與浪漫愛情可以互為因果，並行不悖，相得益彰，更加關注江青其人。


“主席就是通過藝術認識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釣魚臺國賓館看電影時，頗為得意地對其秘書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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