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仰慕田子方的賢名，親自請到魏國來。有一次文侯與田子方飲宴，席間樂人奏鐘樂，文侯聽了就說：“鐘聲有點不協調，左邊鐘音較高。”田子方大笑，文侯問：“老師為什麼在笑？”田子方說：“君主不應該把心思纔智用在這裡，應該專心致力於治理國家，現在君主如此善於欣賞音樂，臣就擔心君主圈於管理官吏。”文侯虛心的接受了田子方的意見。文侯之子魏擊常受教於田子方，曾將田子方所說的富貴者不得驕人的話告訴文侯，文侯感嘆的說：“如果不在賢士身邊，哪裡能聽到這樣的金玉之言？”
段干木品德高尚，學識深湛。文侯想讓他做官他不應詔。文侯親自登門拜訪，他競翻牆而走。文侯更加敬重他，每經過段干木居住的草房時，總要起身扶著車前的橫木以示敬意。他的侍從問：“段干木不過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呢？”文侯回答：“段干木是一位賢者，他在權勢面前不改變自己的節操，有君子之道。他雖隱居於貧窮的裡巷，而賢名卻遠揚千裡之外，我經過這裡怎敢不對他表示敬意呢？他因有德行而榮耀，我是因有土地而榮耀；他有的是義，我有的是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這正是我應該學習、尊敬的人啊！”文侯再三求見，段干木纔與他見面，文侯聽他談治國的大道理，站的很累也不敢坐著休息一下。
魏國人聽說這些軼事，都很高興，互相歌頌說：“我們的國君愛好正直的人，對賢者很尊敬；我們的國君愛好忠信的人，對賢者的禮節很隆重。”
一個統治者，不但禮賢下士，更是守信踐約的典範，有一次，魏文侯與掌管澤園圃和田獵的官員虞人約定同去附近的一個山上打獵。然而，魏文侯也有疏忽的時候，竟把與虞人的約定給忘了，快樂地在宮裡與幾個大臣聊天飲酒，欣賞樂舞。文侯興致極好，大臣們更是歡悅暢快，正在這時，天突然下起雨來。文侯朝窗外的雨地望去，一下記起今天是他與虞人約定打獵的日子，慌忙放下酒杯站起身來，令人備馬，去取弓箭。正高興的臣僚們不明原委，問下這麼大的雨，主公急著要到哪裡去？
文侯說，不下雨我還記不起，一下雨，纔想起來今兒個我和虞人約定了去打獵。
大臣們說，酒正飲得酣暢，天又下著大雨，打獵可以改一天再去無妨。
文侯又說，固然酒飲得快樂，但君子一諾千斤，故我不能失約。於是魏文侯冒雨出宮與虞人一同打獵去了，歷史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魏文侯期獵的好典故。
魏文侯任用李悝、吳起、樂羊、西門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國強兵，抑制趙國，滅掉中山，連敗秦、齊、楚諸國，開拓大片疆土，使魏國一躍為中原的霸主。不可否認，魏文侯是一個務實的改革者，在他看來，對於國家發展有利，能夠為國家強盛做出貢獻的人纔是真正的忠臣。而魏文侯的執政理念，也影響了其他國君的統治方式，一批能人賢士登上了歷史舞臺，造就了輝煌的戰國時代。悝是戰國初期魏國著名政治家、法學家。濮陽人。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有的古書中還將李克寫成“裡克”，或訛作“
李兌”、“季充”。李悝為魏文侯到武侯時人，曾受業於子夏弟子曾申門下，作過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經常和秦人交鋒作戰。桓譚以為李悝為文侯師，班固、高誘以為是文侯之相。由於先秦文獻缺乏記載，故此說尚難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悝能參與機密，為文侯心腹之臣。司馬遷說：“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這些記載都表明，文侯時魏能走上富強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貢獻。
李悝的改革是戰國時代場重要的革新，也為其他有志圖強的國家樹立了榜樣，隨之而來的眾多改革，都是以李悝變法為藍本，以法家學說為基礎進行開來的。
在發展經濟中，李悝提出了“盡地力之教”和“平籴法”。所謂“盡地力之教”，主要是破除舊有的阡陌封疆，鼓勵自由改闢耕地，充分利用土地。如：規定房前屋後要種植桑樹；田間地埂要種蔬菜、瓜果；為避免自然災害對單一作物的影響，規定必須同時種上五谷雜糧。這都是為了增加農產品，防止自然災害致農民貧困破產。李悝看到從春秋到戰國初，剛剛發展起來的小農經濟十分幼弱，如不扶持，遇到天災人禍，就會破產。其後果必將是人民四處流亡，勞動力喪失，土地荒蕪，稅賦無收，國庫空虛。從而造成“
盜賊”四起，威脅國君的統治。為解決這個矛盾，他一面采取“盡地力之教
”，一面又實行“平籴法”。
“平籴法”和“盡地力”互為補充，從不同的角度，促使農民勤於耕墾。據《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認為：“籴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為了政局穩定，就得使農民生活安定，重要的是把農民牢牢的束縛在土地上。“平籴法”就是這個目的。李悝的具體做法是：當收成時，農民交納什一之稅，留下自用的糧食外，其餘的糧食由政府按定價收購。待到荒年缺糧食時，保持糧價穩定。這樣一來就“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人民生活安定，政府財政收入也有了保證，從而達到國富民強，使魏的統治得到鞏固和發展。
在政治上的革新，《說苑·政理》中說：李悝實行“食有勞而祿有功”
，“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具體說，就是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改為按功勞大小和對國家貢獻的多寡，分別授予職位和新的爵祿。對於那些於國家沒有貢獻，而靠老子的爵位享受特權，穿著華麗的服裝，出門乘著車馬，回到邸衙又沉浸在舞樂之中，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作威作福的“淫民”，則予以取締，用這些爵祿去招攬閃方新型地主階級所需要的士人。這樣一來就打擊了殘餘的舊勢力，為新興封建階級的上升開了方便之門，有利於新興地主階級力量的發展壯大。
《法經》的編訂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春秋末年，晉、鄭諸國作刑鼎或刑書，以公布新的法律條文。到戰國時，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出現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諸國法”，修訂出《法經》六篇，包括盜、賊、囚、捕、雜、具。盜是指侵犯財產的犯罪活動，大盜則成為守卒，重者要處死。窺宮者和拾遺者要受臏、刖之刑，表明即使僅有侵占他人財物的動機，也仍構成犯罪行為。賊律是對有關殺人、傷人罪的處洽條文，其中規定，殺一人者死，並籍沒其家和妻家：殺二人者，還要籍沒其母家。囚、捕兩篇是有關劾捕盜賊的律文。雜律內容包羅尤廣，包括以下幾類：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有關盜竊符璽及議論國家法令的罪行。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規定。嬉禁，關於賭博的禁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金禁，有關官吏貪污受賄的禁令。如規定丞相受賄，其左右要伏誅，犀首以下受賄的要處死。具律是《法經》的總則和序例。《法經》出現後，魏國一直沿用，後由商鞅帶往秦國，秦律即從《法經》脫胎而成，漢律又承襲秦律，故《法經》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法經》早已不存，唯桓譚《新論》中有關於《法經》內容的簡述，《晉書·刑法忘》也有類似的記載。《新論》已亡伏，桓譚介紹《法經》的一條保留在明人董說《七國考》之中，是我們今天了解《法經》的重要依據。
李悝提出了“選賢任能，賞罰分明”的國策，主張改變舊的世卿世祿制。對於那些國家沒有貢獻，完全依靠父祖輩的爵祿享有特權的人，剝奪其宮職和俸祿，把這些官職和俸祿授予那些對國家作出貢獻的人。因此改善了吏治，同時也大大削弱了舊貴族的特權。
魏文侯在安排宰相的時候，曾經對李悝說：“先生曾經教導我說，家貧就想得賢妻，國亂就想得賢相。如今要安排宰相，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這兩個人您看怎麼樣？”P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