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來人了！
擠破官門的悲劇
將錯就錯的歷史
領導的寬容與不寬容
清朝是被媒體毀掉的嗎？
逃官與逃皇帝
西什庫教堂與義和團的熱月圍攻
辛亥革命留下了什麼遺產？
辛亥革命與世紀轉型
中國人的膝蓋和外國人的膝蓋
隆裕皇太後的鼕天
冒賑命案背後的賑災難題
民眾信任的時代維度
乾隆年間的西峰老祖活佛案
山寨監獄的今與昔
盛世的後遺癥
勢利的社會與勢利的僧人
餿事中的餿主意
太監學校
廷杖，士大夫的屁股和臉面
蔚縣走馬觀
我的雜文緣
信息費的故事
一個公使夫人眼裡的中國
找借口不需要藝術
直線想事的腦袋沒福分
不改善教育，何以談理性？
盧美美的父親及其迷魂陣
民意缺席的公推遴選
如何面對釘子戶？
數據公開，不能徐妃半面
說話干嘛要全面？
校長的墮落是底線的崩潰
陽光拆遷的前提
一連串事故的追問

將錯就錯的歷史
時至今日，恐怕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其實百年前的變革，中國還是走英國道路更好些。英國體制和美國體制，同為代議制，都是民主制度，本無高下之分。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兩千多年帝制的國家，保留君主制的外殼，恐怕更為適宜。都說中國是個倫理型的國度，傳統倫理三綱五常，忠孝仁義，君主是其中一個關鍵性因素。一旦沒有了君主，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體繫都會搖晃。從倫理型國度轉為法制型國家，需要一個很長的轉型時期，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辛亥革命的當口，考慮到轉型平穩需要的人，在中國並不多。隻有袁世凱和他的某些幕僚，再就是接近英國公使的某些外交界人士。革命黨人自不必說，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美國式的合眾政府，雖然組成同盟會的前光復會中人，其實隻在意排滿，實行種族革命，但革命資格最老的興中會的理想，他們都是接受的。國內外的立憲派人士，很多人之所以力主立憲，倒也不見得認為共和制就不行。在他們的心中，其實也承認美國體制的先進性。康有為模仿公羊三世建構的進化三世說，君主專制是據亂世，君主立憲是小康世，民主共和則是大同世。之所以要主張君主立憲，是因為當時的滿清政府樂意改革，樂意配合，從而可以減少變革的阻力，避免革命暴力帶來的破壞。如果能夠實現“跨越式發展”，又何樂而不為呢？所以，當清政府倒行逆施，大肆收權，把所有的權力和資源，都收攬到滿清貴族手裡，被激得勃然大怒的立憲派，正好趕上了革命黨人的革命，自然會憤而支持革命，這個時候，滿人的皇位，就無論如何都保不住了。現成的皇帝不中了，在漢人中另找一個，談何容易。所以，君主立憲，就自然沒戲了。當時的名記者黃遠生說，革命黨很多人都有制度迷信，認為隻要民主共和的招牌掛在了城門上，國家就可以魔幻般地立致富強。其實，不止革命黨，立憲黨人也未必就沒有這樣的迷信。既然已經革命了，該破壞都破壞了，還不如建一個更先進的制度。共和制在今天看來，有點冒進，但在當時，就是大勢所趨。即使中國需要一個皇帝，也一時半會找不到這個皇帝。建立美國式的臨時政府，不僅革命黨高興，立憲派也欣然同意，連袁世凱也是猶豫了一陣，也隻好認賬。即使更為保守的漢人官僚們，在當時也沒有表現出對清朝的留戀。革命進行中，沒有人抵抗，也沒有人殉節。就連一些中興名臣的後代，比如曾左李的後人，也大不了就是放棄職位，一走了之，絕沒有人為對他們深恩厚澤的朝廷盡點心力的意思。真正留戀清朝的遺老遺少，是在民國建立之後纔出現的——因為他們發現了民國事沒辦好，從國家到社會的秩序，比晚清還要亂。更重要的是，民國由於國家力量太弱，沒辦法吸收這些遺老遺少，他們沒有位置了。歷史恐怕永遠沒辦法實踐“正好”兩個字，選取一條後人看來合適的道路走，走得又那麼恰如其分。如果有所謂的恰如其分，像某些美國史學家論美國的開國史一樣，恐怕都是後人編出來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後的中國，選擇了一條不適合自己的道路，選擇了國人不適應的共和制，但中國人其實卻隻能將錯就錯。某些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比如楊度，認為辛亥既然選錯了，就應該修正回來。但在強人袁世凱手裡，即使宣稱君主立憲制，真正落到實處，君主沒問題，但立憲就很難說，頂多回到新政時的清朝，君主制。所以，同樣是君主立憲的倡導者，梁啟超就不同意這樣的修正，寫出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雄文，專門跟洪憲帝制搗亂，而他的學生蔡鍔，則直接舉起了反袁的義旗。事實證明，在相當一部分知識界人士已經信仰進化論的歷史觀的前提下，回到君主立憲，就等於開歷史的倒車，就是復闢。即使袁世凱這樣的強人，也依然搞不成，不僅搞不成，而且身敗名裂。民主共和思想雖然未必已經深入人心，但掌握話語權的人，卻不肯從民主共和後退半步，沉默的大多數，在當時，沒有說話。專制不成，共和也不成，這是中國的現實。沒有了君主，社會倫理在搖晃，整個社會也跟著搖晃。無論民國的北洋時期還是國民黨時期，統治者最大的困惑，是無法建立一個基於民主制度下的秩序，哪怕是統治集團內部的秩序。做了一首的督軍，如果不兼任下面一個師的師長，很快就會被人架空，最終趕走。同樣，師長如果不兼任下面一個旅的旅長，命運也相類似。每次戰爭，對陣的大人物的失敗，往往都非戰之過也，大多是因為屬下的背叛。國民黨時期這種情況，也沒有太大的轉機，各個派別的戰爭，招降納叛依然是主旋律。曹汝霖回憶，說是袁世凱當總統之初，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經常有人遲到，一遲到就是很長時間。原因很簡單，這些大佬們通宵聚賭。但身為總統的袁世凱，就是不敢動硬的，將幾個首要分子給免了。沒有了君主，效忠就出了問題。體制的嚴整和秩序感，就難以建立。袁世凱之後第二個強人蔣介石，一身奮鬥的目標，就是重建秩序，但秩序一直都沒有建立起來。借捧孫中山，樹立個人崇拜，效果不佳。借法西斯主義，鼓吹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更是沒有用。最後的失敗，與其說對手強大，不如說是因為內部的分崩離析。在民主制度下，建立民主的秩序，也不是沒有人嘗試。北洋時期的兩次國會選舉，一些省份的聯省自治，省憲的制定和選舉，國民黨時期的立憲國大，其實不能說都是假民主，假選舉。很多政治強人，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陳炯明、趙恆惕甚至蔣介石，都不能說對民主共和完全沒有感覺，他們一度也是想過嘗試實踐這個制度來的。可惜，他們的嘗試，都因為各種原因，中途夭折。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準備遵從民主制度的原則行事之時，每每踫壁，轉過來，玩起傳統的權術，卻一路暢通。歷史的弔詭，總是令人在感動無奈之餘，扼腕嘆息。將錯就錯很難，也很別扭，但又不得不將錯就錯。歷史給中國人留下的選擇，總是最難的題。顯然，做最難做的題，必須得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耐心。但是，在叢林時代，列強環窺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古老而且文化悠久的大國之民，實在又很難有這樣的耐心。急於翻身富強的欲望，每每驅使人們在受挫之際，就要改弦更張，尋找更為便捷的道路，抄小路走向富強。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150多年，而中國人做跨越式發展的夢，至少做了一百年，現在夢醒了沒有，也很難說。多少代的當政者，都沒有太多的耐心，即使臺上的想有耐心，臺下的人也不會同意。總有人傾向於用更激進的變革甚至革命來迅速改變中國面貌，一個革命完了，下一個就在等著了。將錯就錯之後，國民的啟蒙和教育，任務就更加艱巨。但是，肯做這樣工作的知識分子，卻不多見。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很多人居然認為，既然革命成功，啟蒙就不需要了。原來各地雨後春筍般的俗話報，白話報，讀報亭，都消失了。為了啟蒙而興盛的小說戲劇，上演的文明戲，都退潮了。這樣的啟蒙，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纔從新開始，但規模卻遠沒有晚清那麼大，而且由於白話文運動走錯了方向，以至於啟蒙的效果並不大好。中國需要更多的教育家，但偏多革命家。直到今天，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文化，跟民主憲政的要求還是差得很遠。辛亥革命之後，共和制在中國已經建立了一百年，但是中國的轉型卻一直沒有完成。將錯就錯一百年，我們也沒有把這個錯順過來。君主立憲，早就不可能了，當年找不到一個皇帝，今天更是找不到。唯一的選擇，是沿著民主共和的道路往前走。題目再難，也得做，耐心去做，有智慧地做。這是中國人的天命，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逃避的。
被安排的孩子們
走到哪裡，都會發現一些被安排的孩子。這樣的孩子，家境都不錯，老爸或者老媽大抵有本事。這樣人家的孩子，從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切，幼兒園，小學，中學，如果考大學，專業肯定是家長選的。如果出國，一切也由家長定。有更誇張的，三歲四歲，就給安排成了公務員，長大之後，絕不擔心找不到工作。沒這樣誇張的，大學或者研究生畢業，家長肯定也給找好了工作。當然，找的時候，一般不問孩子的意願，隻看社會的評價。工作安排好了，接下來就是安排配偶。到了這個階段，多少會顧及一下孩子的想法，但安排相親，必須聽老爸老媽的，一個一個相下來，總得有一個成了東床佳婿或者佳媳。自然，房子早就給買好了，剩下的事就是結婚生子，連結婚儀式甚至孩子滿月酒，都是老爸老媽安排停當。可以想像，這樣的孩子，一輩子都給家長安排了，一旦到了家長不行了，孩子也步入中年了，即使想要自主，也心有餘力不足了。一輩子給家長安排的孩子，也有反抗的，反抗成功，也有能自己飛出去的，有的還小有成就。但是，絕大多數都是試圖反抗而不成，掙扎一下，發現外面的世界還挺殘酷，自己的翅膀又很軟，隻好乖乖回到父母的懷抱裡。也有的孩子，干脆不想反抗，很享受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有時候還不時地炫耀一下，炫耀父母給予他們的一切。被安排的孩子，彼此踫到了，還要比拼比拼，從皮鞋到挎包，從汽車到房子。一輩子，或者一輩子的多數時間，都被家長安排了，等於是一輩子都是家長替他們活了。一輩子沒有過自己的意願，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也沒有用，得老老實實按照父母設計的路線圖，亦步亦趨。時間長了，連想法都沒有了。這樣的孩子，看起來很幸福，但實際上很不幸。他們的一生，無非是父母的復制品，或者父母意願的實踐者。就一個生命個體而言，他們等於是行尸走肉，一個喫好喝好，生活優裕的行尸走肉。很多中國的家長，都想這樣安排自己的孩子。不能這樣安排，僅僅是因為自己的財力不夠，權勢不大。沒有辦法，纔讓孩子自己去奔。而多數中國的孩子，也習慣於接受這樣的安排。每逢高考咨詢，都看見一群群的家長，像沒頭蒼蠅一樣到處奔走打聽，結果卻讓自己考得很好的孩子報考了一些明顯是忽悠人的專業，而孩子，隻是聽從安排而已。一直讀到大四，還不知道自己為何要讀這個專業。現在，這樣的咨詢，已經擴大到了幼升小，小升初，中考，當然還有出國留學。似乎，在我們富有愛心的家長們眼裡，孩子根本就不是人，沒有獨立的意志和意願。有能力，就一輩子給孩子安排好，沒能力，也安排一半。從來不考慮培養孩子的獨立、自立精神和能力，開發孩子的興趣和潛能，讓孩子自己去飛，飛出一個廣闊的天地。而是拼了命用自己的翅膀，盡可能把孩子像小雞一樣，攏到自己的懷裡，恨不得讓他們一輩子都不斷奶，做自己懷裡的小乖乖，方纔稱心如意。我知道，我們每對夫妻隻有一個孩子，沒人想有個閃失。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做任何事，在任何情形下，都會有風險。每個孩子都是有別於父母的獨立生命，讓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是父母的義務。替孩子活一輩子，看起來富有愛心，實際上是對孩子的戕害，以愛為名的戕害。
為什麼要有大學？
當歐洲的中世紀末期出現大學的時候，大學無非是神學院的變種。當歐洲步入現代之際，洪堡的改革，不僅讓大學世俗化，而且種下了職業化的種子。雖然，此時的大學，依然強調人格培養和心靈的完善。但隻要大學走下神壇，就勢必要跟社會融合，回應社會的需要。盡管大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是文理學院當家，並沒有根據社會的分工，設置專業。但文理學院的畢業生，畢竟都進入了社會，能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職業。畢業生固然有從事所學“專業”的，但越來越多的人，從事的職業，跟專業並沒有直接關繫，他們從大學得到的隻是學養和素質。當然，隨著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大學僅僅作為人格和素質教育的基地，是遠遠不能符合社會需要了。必須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專業性的知識和技能。隨著工、商、農、醫和法科的興盛，大學逐漸面目皆非，越來越像職業技術學院，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對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的要求，越來越多。一度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走得最遠，在這些國家，大學基本上都變成了蘇聯式的專業學院。除了一些政治課學習之外，就是通過狹窄的專業口徑，迅速把學生培養成可以從事某一專業的技術人纔，很類似一臺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無疑，走到蘇式學院的境地，大學的職業化實際上異化了，從培養人，變成制造國家機器的零件。這就是所謂蘇式大學和美式大學的分野，好聽一點的說，是專纔教育和通纔教育的不同。從本質上講，前者的目的是國家，而後者的目的是個人，反映的是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其實，以培養人為目的的教育，從長遠看，更符合國家的利益。冷戰時代蘇美競爭蘇聯的失敗，實際上也是蘇式教育的失敗。當今的世界，意識形態已經退位。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所謂對立，除了一點殘存的意識形態碎片之外，實際上是利益之爭。即使從國家利益的考量，中國大學的變革，理應回歸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國，基於黨派利益的所謂意識形態顧慮，卻使得這樣的變革，半途而廢，隻學了一點皮相的內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導下，中國的大學，不僅沒有了培養人的目標，連以往的國家目標，也變得模糊。大學的規模在迅速擴展，但大學生的素質卻在急速下降，甚至連幾所頂尖的所謂“研究型”大學也是如此。有些大學，專業設置完全跟著市場走，市場熱什麼，就設置什麼專業，有的專業或者專業方向，幾乎就是社會和市場某種職位的轉義比如市場營銷，勞動人事，甚至紀檢和城管。但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往往既沒有人格素養，也沒有專業技能。上不著天，下不挨地，懸在半空，百無一用。人的培養，無疑是大學的目的。大學裡出來的，應該是綜合發展，人格健全的人。這樣的人，當然也得走向社會，走向市場，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尋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路徑。所以，大學肯定會有職業化的內涵，傳統的文理學院，注定沒有工程、醫療和法學商科興盛。但是，大學卻不是職業技術學院，不應把技術培訓作為主要的內容，大學的職業化成分，隻是為學生日後的職業訓練打基礎，讓他們有一個更高的起點，具有科學化做事的素質，與人合作的基本能力。在很多情況下，人大學裡學什麼專業，不見得就非得是為了日後從事跟這個專業有關的工作，僅僅是滿足自己對某些知識和理論的愛好。所以，凡是隻能從事技術培訓的大學，都應該回歸本位，改成技術學院或者學校。那些連技術培訓都做不好的大學，就應該撤銷。所謂研究型大學，如果連本科生都培養不好，就應該退回去，撤掉自己眾多的博士點和碩士點，老老實實辦專科和本科。中國的大學，正在在非常迅速的發展中迷失自己。丟掉了蘇式的學院，也沒有得到美式的大學，僅僅淪落為一個為利益集團牟利的場所，一種官辦壟斷市場裡的學店。這樣的大學，其實既不是大學，也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如果非要定義的話，有兩個中國字庶幾近之：累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