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引子：一封書                  1

章讀書生涯              5

節父輩的奮鬥            7

第二節早年的讀書歲月        15

第三節終生之師孫景烈        21

第四節根基在關學            29

第二章名臣的幕僚            35

節身如雨點，心似玲球     37

第二節關中書院的那場雅集    49

第三節何時進入尹公幕府      54

第四節京師行                62

第五節人生的榜樣——陳宏謀  70

第三章“西人魁榜西平後”      79

節底定西域              82

第二節皇太後七旬恩科        95

第三節科舉的幸運            103

第四節第三次南巡            113

第四章提學福建              123

節庶常館                125

第二節臣節與士習            133

第三節首任學政              139

第四節在福建的四年          144

第五章皇上的栽培           153

節翰林院的“快車道”     155

第二節文學侍從              160

第三節恩公相隨而逝         164

第四節從南昌到杭州         170

第六章官場上的讀書人       175

節初任浙江             177

第二節人生的小插曲         183

第三節會試與秋審           190

第四節二任浙江學政         196

第五節刻詩與題序           200

第七章乾隆朝的“文治”        205

節四庫開館             208

第二節“熙朝右文古未有”     215

第三節總裁官的職責         221

第四節吏部天曹             229

第五節武英殿總裁           238

第八章樞機大員             247

節又是提學浙江         249

第二節執掌都察院           260

第三節在故鄉守制           265

第四節進入軍機處           273

第九章東閣大學士           289

節意外入閣             291

第二節平定臺灣變亂         301

第三節尚書房事件           308

第四節弘歷的八旬萬壽       316

第十章有形無形之像         329

節西藏事務             331

第二節乾隆帝的反省         340

第三節浸潤之譖             349

第四節大風起兮             359

第十一章“歸政仍訓政”       377

節禪而不讓             379

第二節微妙的盛典           386

第三節苗疆之殤             391

第四節白蓮教狂潮           398

第十二章嗣皇帝與二皇帝  407

節儲君的姿態        409

第二節和相的身段        418

第三節“和記”樞閣        428

第四節正月的劇變        436

第十三章內閣首輔        447

節嘉慶新政          449

第二節乾嘉學術          462

第三節絞殺之痛          470

第四節輔政的分寸        476

第十四章歸去來兮        487

節在籍食俸          489

第二節辭闕            499

第三節故鄉的親情        508

第四節返京與長逝        515

注釋                    523

附錄                    545

韓城王氏世繫簡圖          545

王傑年表                  546

主要參考文獻              557

跋：典範的缺憾            563

鳴謝                    566

引子：一封書

在我國數千年的史頁上，在王朝平和持續與劇烈更替的長過程中，常可看到一些輔弼大臣的身影：有的忠正清廉，有的貪縱驕妄，或勇於擔當，或遇事模稜……世人習慣於用清官、貪官、昏官，正臣、能臣、庸臣作為概括，雖不免籠統粗放，不免遮蔽廟堂人物之多稜性，倒也簡明傳神，別有一種指代的精準。而清官與貪官，又因在朝廷的並存互搏和對比映襯愈益彰顯，可若說到留給後世的印像，則往往以後者更為深刻。“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乃大詩人陸遊的千古興慨與嘆息，起因正在於此。

以本書傳主王傑與同時在朝的和珅為例，也可見出差異：當今之人誰不知道和珅，又有幾人知道王傑？

次去韓城踏訪，是在2015年5月。那時《國之大臣——王鼎與嘉道兩朝政治》剛出版，在陝西師範大學舉辦的研討會上，為王傑作傳之事再一次提起。第二天，陝西人民出版社的諸位便陪同趕往韓城。大家一起拜謁太史公祠，溯大河而上抵近瞻仰龍門闕，也參觀古柏森列的韓城文廟和重修中的王氏宗祠……為寫作本書，後來我又兩上韓城，踏訪遺跡，訪求軼墨，尋覓舊事，夜晚酒後行走在石板老街上，見明清坊巷與人間煙火打混成一片，真有點兒恍兮惚兮。

王傑和王鼎是陝人在清朝的兩顆亮星，皆以忠清正直立世，品節英挺，吏事練達，也都有幾分老陝的執拗。二人前後銜接，又因皆從山西移陝而稱本家：王傑在鄉時與王鼎的祖父王夢祖為好友，夢祖曾寫信以孫子的前程托付，以大學士管理禮部的他雖未出面幫忙（不符合其做人做事的原則，《欽定科場條例》也有嚴格規定），卻對老友之後頗為關心，也為王鼎年考中進士由衷高興。王傑在朝的後幾年任內閣首輔，深受皇上敬重，作為翰林院小編修的王鼎則較少來府上，也未見王傑運用自己的權威為這個家鄉晚輩鋪墊謀劃。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四十年前的王傑亦如此，留任翰林後，恩公尹繼善、陳宏謀適為當朝重臣，卻極少去兩府走動。

在這裡，應能看到“清”的微光。

清，從來都不僅僅是一種為官風格，不僅僅體現在拒絕貪賄上，而出於對華夏道統的持守，出於人格上的自尊自重，也浸潤於生活細微之中，是一個人道德精神的完整呈現。

清，又有深淺久暫之別。淺暫者愛惜名聲，有意作秀，吟詩作賦時不忘自我標榜，日記信札亦留作後日之證；深久之士則我行我素，視若平常，不事張揚，也不太在意當世與身後之評價。王傑屬於後者，除了一些宮中奏折和官方文獻對任職管事的記載，幾乎找不到什麼生活細節，其文集也基本不涉及個人之事，不記述人際交往，不渲染內心感受。如此固然令人欽敬，真也難煞為其作傳的人。可話又說回來，從來做大吏者，貪賄甚易，清廉極難，深入掘發清正之臣的大節與細節，剔理追摹其生命軌跡與生活情態，從而認知典範的意義，不也是治文治史者的責任嗎？

有意思的是，在我第二次前往韓城時，市裡邀集幾位當地文史專家座談，提供了一些文獻資料，其中就有王傑寫給兩個哥哥的一封家書。這封信寫於乾隆二十七年初鼕，那是一個鄉試年，尚在庶常館讀書的王傑被欽點為湖南副考官，返京後見到二哥來信，即行回復。他在信中簡述了長沙貢院的考錄情況，說與正考官錢大昕意見相合，所取考生的前幾名皆大得時望；也向兩個哥哥吐露心聲，寫到初居京師之大不易。那時的他薪俸微薄，妻子兒女一大家子，又將母親從家鄉接來，“諸事艱難”，“又不肯壞品行向人告助”。王傑於信末寫道：

惟每日強為歡笑，以寬慰母親之心，不令知一毫艱難之狀，但未知將來作何完竟耳？

一個的拮據困窘，所面臨的巨大生活壓力，以及細膩豐沛的孝思，隨著一封書信，鮮活地浮現於面前。

一封書，乃古典戲曲的一個曲牌名，南戲《》《琵琶記》中皆有使用，而來源應出於遊子對故鄉的懷念，以及人們對書信的珍重。杜甫《述懷》“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王昌齡《別李浦之京》“小弟鄰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寫來都很動情。一般說來，家書是一種實話實說、真情流露的文體。由王傑的這封家書，引發我追索尋覓其信札的興趣，數年來所獲漸多。他是一個愛寫信的人，與家人朋友、同事同年、門生幕僚多有書信往來，又以書法名世而被珍藏，流傳至今的雖屬少數，亦頗為可觀。著名學者汪輝祖臨終前追憶生平，將座師王傑的歷次來信一一錄入；另一個門生李賡芸則把老師所寄手札裝裱成冊，“裝成留作書紳訓”，以期後輩拜讀得益。而前面提到的這封王傑家書，繫道光間一位私塾先生在韓城見到，激賞之下竟募資鐫刻。一封書被刻在石頭上，一段不便與外人道的家庭細事得以曝光，應是王傑生前所想像不到的。

為了寫作本書，我盡可能地搜輯查閱檔案文獻，充分利用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的藏書和數據庫，也借重於中國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等處的收藏，對王傑的在朝大端逐漸清晰；而他寫於不同時期的書信，則能提供正史所忽略的細節，提供可信可貴的補充。從其入仕之初寫給老師孫景烈的信，那恭謹工整的黃箋小楷，到其衰病之年請湯金釗代擬辭呈的短札，筆畫仍不減秀勁，四十年間草蛇灰線，隱約可見一個清正大臣的心路歷程。

王傑性格內斂，不喜歡熱鬧，不屑於“標榜聲氣”，但坦誠真純，心地潔淨。乾隆帝很喜歡其清素品性，曾以他為例，說君臣之間就應該這樣親如家人；也正因看重這一點，深信王傑的誠篤端正，和珅的屢次進讒纔失去作用。嘉慶帝對王傑更是如此，那份敬重信賴，甚至可以說超過了父皇。“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是嘉慶帝在王傑離京前所贈詩句，滿含褒獎，卻也是字字屬實。當時一個流行語叫“特達知”或“特達之知”，乃指皇上對某臣的特殊信任和賞識，王傑則屬於兩朝天子的特達知。王褒《四子講德論》：“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被皇上如此稱呼，應是一種極高的評價，是做臣子的殊榮。

這會引發和珅之流的傾陷，同僚間自也不無“羨慕嫉妒恨”，卻不知王傑從不刻意迎合，不攀籐附葛，也不貪權戀棧。在朝日久，容易變得虛偽蒼滑，王傑的書生本色並無改變，不假也不裝，感覺到身體難以履職即堅決求退。而朝中大佬如劉墉、紀瑞等年齡仿佛，一個個老態龍鐘，卻依然在官位上瑞的贈別詩也說到去留，曰“去亦不得為勇退，留亦不得為匪躬。適留未是戀秣馬，適去未是避弋鴻”，自辯亦復自嘲，隻能付之呵呵了。

王傑的品德性情，也決定了他是一個沒有太多色彩、沒有太多故事、沒有圈子也沒有親信的人。而在這位老臣返鄉後，仍有不少人想念他，嘉慶帝也是時常念及，問候和賞賜不斷。王傑也多次密折上疏，反饋陝地民風政情，也對時局發表看法和提出建議，皇上則每折必復。所謂密折，指的是保密，而非告密。當一個大臣退休以後，密折與批諭便成為君臣之間的書信往來……

【章】讀書生涯

提到王傑，幾乎所有的記載都會提及他的科舉奇遇：這位來自陝西韓城的讀書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得中會試第十名，殿試被閱卷大臣排在第三名，由皇帝欽定為，成為清朝立國以來大西部的個，也是。

讀書科舉，先鄉試後會試，幾乎是那個時代貧家子弟改變命運的通道，也常是一條充滿挫折、耗費青春與心智的人生迷途。以金聖嘆的學養纔情，竟也屢戰屢敗，到死隻是一個秀纔，可知考中舉人已屬大不易。而僥幸通過會試，列名春闈之榜，也多在三甲，二甲已更非所敢想像。清代共產生了一百一十，大多數出於江南富庶之鄉，或為書香門第，或為官宦子弟，或曾在軍機處“打工”，出身寒門者甚少。王傑的成功，看似一個奇跡，實則來自他的天賦和奮勉，來自師長的教導關愛，寄寓著家族幾代人的夢想，更與上一輩的艱辛付出相牽結。

節父輩的奮鬥

雍正三年（1725）十月二十七日，王傑出生於陝西韓城廟後村的一個普通農家。這是一個移民家族。明清之交，其七世祖王進順攜家由山西遷居韓城，至王傑出生之際，族人已在這塊土地上扎下根來，枝葉繁茂。僅就他的祖父王家檀一支，父親王廷詔排行老三，是小的兒子；王傑的情況與乃父相同，前面也有兩個哥哥；而大伯有四個兒子，二伯有兩個兒子，濟濟一堂。所以說他的降生，不可能為父母和宗族帶來太多欣喜。而對於一個世代以務農為生的大家庭，一個由山西逃難而來的外來戶，土裡刨食，光是讓子女喫飽肚子就大不易，長大後還要娶親、分灶，真是步步維艱，難以備述。

這樣的家庭，與當時眾多的農家幾乎沒什麼兩樣，所不同的，在於王傑的大伯做出了一個決定：設法為三弟廷詔捐一個小官，再讓他把兒子們帶出去讀書……

一、從洪洞到韓城

作為中華古老的姓氏之一，王姓來源多且分布廣，幾乎在任何漢族聚集區都存在，並不一定同宗，韓城也是如此。王傑的家族出於太原王氏，至其七世祖王進順居住於洪洞縣地方，明末時帶領家人遷徙入陝，譜稱“法天公”，是為韓城本支之始。

明朝洪武、永樂年間，曾多次從洪洞縣向外移民，充實中原那些因戰亂或自然災害變得人口空疏的州縣。民國《洪洞縣志》有一篇《重修古大槐樹處記》，寫道：

明太祖洪武間，屢徙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成年，徙山西民萬戶實北平，復核太原、平陽、澤、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丁口以實北平；十四年徙山西民於保安州。自是以後，移徙於四方者不一而足。蓋爾時洪地殷繁，每有遷移，其民必與，而實以大樹處為荟萃之所。

這株古槐在縣城北二裡許的汾河畔，古代為水陸交通要道，成為移民記憶中家鄉的標志。“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一批批鄉民扶老攜幼，從那株像征根本之地的大槐樹下出發，散向各地。這是由官府組織的大遷徙，政府統一安排，也提供一些路途補貼和安置費用。清道光間大學士祁寯藻的祖籍也是洪洞，其弟宿藻應邀主持該縣玉峰書院，寫下“吾家遷居舊槐裡，五百年來還過此”“相逢父老話因緣，故裡重尋竟失傳”等詩句，祁家的遷徙，應是在明朝前期。

王傑家族自洪洞的外遷要晚許多。

據其家族遷韓隻有四五代推算，本支始祖王進順的生活年代應在明崇禎間。其時山西戰亂頻發，村墟殘破，百姓非死即逃，所謂“播遷”是也。王進順沒有留下什麼文字記載，今日已很難推想他是怎樣帶著一大家子人渡過的黃河，又為何選中在韓城落籍？根據《韓城王氏宗譜》記述：

進順公，字法天，號道夫，以明季不事功名，托處士以終老，桑間十畝，勤儉傳家，積數世而大發其光者，殆公之潛德焉。

由此可知，該支王氏的始祖是個讀書明理之人，且略有家資，大約見局勢不妙即攜帶家人躲避，至韓城後購置田產，安頓下來，並無在戰火中枵腹逃難之狼狽。

清道光間，王傑的孫子王篤出任廣東糧道，職事不重，較有閑暇，前面提到的《王氏統宗世譜》（一名《韓城王氏宗譜》）就是他在此際編纂，並在卷首小序中細說始祖恩德：

我王氏肇於太原，族大人眾，先世居山西洪洞縣，舊譜久湮其詳，不可得聞矣。明季法天公避亂於秦之韓城，遂家焉。法天公性嗜學，絕外緣，兢兢以道自守，不事功名，故見機而作，卒能攜家遠徙，潛德幽光，於茲可見。後之人所以遷地為良而綿延世緒、光大門閭者，自公始。

洪洞至韓城約計三百裡，並不太遠，但要乘船越過水闊流急的黃河，也是多有兇險。王進順顯然計議周詳，與家人很快在韓城的人和寨定居。王篤文中特別說明法天公生性嗜學，恪守道德原則，拒絕各種不良風習的引誘，淡泊名利，不知其何所依據，總覺得有點像照著祖父王傑的樣子刻畫的。果然他在後面話頭一轉，便寫到祖父——

洎乎生齒日繁，支派日遠，而先祖先公尚未有家廟以妥在天之靈。我大父文端公有憂之，嗣於癸卯年九月由京旋裡終制，乃出俸金倡建祠宇，惟我先人始有憑依；又捐置祀田三十餘畝，以供粢盛，俾無闕乏。

此“癸卯年”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該年五月，王傑之母吳太夫人逝於京師，秋九月扶母親靈柩還鄉守喪。就在這期間，經濟上並不富裕的王傑帶頭出錢修建了宗祠，並捐資置辦了三十餘畝祀田，族人纔有了一個祭祀先人的地方。他還想要編纂一部族譜，由於朝廷事務繁忙，加上族人支派已多，需花大力氣方能一一理清端緒，僅寫了一份草稿，存放篋中。

王傑的子孫中，唯有次子垿時的次子王篤考取進士，再入庶常館深造，散館後為翰林院編修、監察御史，出任福建汀州知府，廣東督糧道。嘉道間官場的顯宦之後越來越多，似乎總能借得一點先輩餘蔭，譬如林則徐就對王篤很倚重，在虎門銷煙時，委以現場監理的重任。正是在廣東任上，王篤後完成家譜的定稿，名曰《王氏統宗世譜》，撰寫序言，並刊刻成冊。檢核譜文，可知王篤是以第四世起的本支為主，其他支派皆付闕如。

二、走出大山

韓城多山，又瀕臨黃河，土地貧瘠，歷來生民多艱。

王進順遷韓之後，子孫世代務農，然而不廢詩書。其孫汝龍，字乾若，譜稱“學富三鼕，名場屢躓，躬耕樂道，齎志以終”；汝龍之孫家檀，也就是王傑的祖父，“字棟宇，號習儒，又號像峰”，隱約傳遞出對讀書的喜愛。家檀公去世甚早，留下三個未成年的兒子，家庭陷入困境。王傑之父廷詔排在第三，少年進學，卻因家貧中輟。孫景烈曾細述其心中不甘以及對命運的抗爭，曰：

君（廷詔）少就外傅，貧不能卒業，而所誦“四子書”終身實得力焉。嘗釋耒而嘆曰：“吾不能以文字起家，奈何令子姪仍為農夫乎？”遂由營田例，得任浙之杭州府中務稅課司大使，盡子姪八人以行，至則延師教授。而君於公務之餘，亦理及舊業，與其師相質辨……

此一段文字真切，滿含溫情，敘寫的是一個農家的兄弟情誼與奮鬥精神，讀來很受感染。

營田，古與屯田相同（北魏、唐、宋皆設營田使），至清代則多指屯墾中的一項，主要是北方尤其是京畿地區營造水田，以大幅提升土地利用面積和農作物的收成。康熙年間，天津有萬餘畝低濕荒地被開墾為水田，收效甚好。雍正帝繼位後，命於灤州、薊州、天津等地創設營田機構，以怡親王允祥總理其事，大規模展開營田事宜。必須說明：營田是與興修水利工程統籌實施的，事關國計民生，很快就大見成效。雍正五年八月，怡親王領銜奏報：所營灤州、豐潤、薊州、平谷等六州縣墾有稻田三百三十五頃，京西慶都、唐縣、新安等八州縣有稻田七百六十頃七十二畝，天津等三州縣共得稻田六百二十三頃八十七畝，京南正定、平山等十州縣開墾稻田一千五百六十七頃七十八畝，加上民間自行改為水田者五六千頃，“俱禾稻茂密，高可四五尺，每畝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多處“呈送新開水田所產瑞稻，或一莖三穗，或一莖雙穗”。雍正帝聞知大為喜悅，命宣示臣下。

營田得見成效，在於朝廷的高度重視，也在於早早出臺了一套激勵措施。內閣大學士朱軾奉旨參與此事，長期奔走於各處工地，不辭辛苦，並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奏上《營田事例》，共四款：

一、自營己田者，照田畝多寡，給與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以示優旌；

一、效力營田者，應酌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