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夏記——二裡頭考古揭秘早中國》內容介紹：

夏王朝是中國歷史記載的個王朝，關乎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尋夏記——二裡頭考古揭秘早中國》從一場關於“早中國”的論辯談起，通過對傳世文獻和學術史的梳理與分析，對二裡頭遺址及以其為代表的二裡頭文化基本情況的介紹，論證二裡頭文化是夏文化、二裡頭都邑是夏都，乃目前合理的學術推論。後，從政治理念、精神信仰、生產生活、興盛歷程等方面展開論述，力圖為讀者展示一幅翔實的早中國的社會圖景。本書圖文並茂，語言簡潔流暢，通俗易懂，兼具學術性、思想性和可讀性，對於加快推進二裡頭遺址發掘保護利用和夏文化研究工作、推動夏文化探索和中華文明探源、宣傳普及夏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鋻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夏王朝：中國文明的原像》內容介紹：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岡村秀典先生是日本考古學界研究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權威學者，曾在北京大學考古繫訪學，參加過著名的焦作府城遺址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

《夏王朝：中國文明的原像》一書是他對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問題研究的集成性著作，該書以二裡頭遺址為落腳點和重點研究對像，認同夏王朝真實存在、二裡頭遺址就是“夏都”，這與我國國內中華文明探源及夏文化研究的主流觀點相合。作者以海外異域學者的身份和視角對夏王朝的真實存在和二裡頭文明的輝煌成就進行了深入細致研究，是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

《尋夏記——二裡頭考古揭秘早中國》作者介紹：

侯衛東，考古學博士，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賀俊，考古學博士，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杜金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商城考古隊隊長、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等。

《夏王朝：中國文明的原像》作者及譯者介紹：

作者

岡村秀典，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所長。主要研究中國考古學，並多次來華參與考古調查和發掘。2000年獲第13屆濱田青陵獎，2019年獲“立命館白川靜紀念東洋文字文化賞”。

譯者

秦小麗，主要研究新石器、夏商周考古等，現為中國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繫及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合著作品《早商城市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獲得2017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優秀圖書獎。

中國是由古代中國發展演變而來，二者之間具有極強的傳承性和延續性。古代中國擁有世所罕見的史學傳統，不同時代的先民都曾對歷史有過種種記載或追述，由此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古史繫統。在這一過程中，古史的開端被不斷提前。那麼，在古代先民的眼中，中國歷史有哪些重要的節點呢？誰是“早中國”呢？“中國”是否能被無限制地上溯呢？

司馬遷的上古史體繫

東周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經典形成的重要時代。在這些傳世經典中，存在不少關於傳說時代古史的記載。有些記載比較零散，而有些則比較繫統。在後一類文獻中，尤以司馬遷的《史記》代表性。

司馬遷，字子長，陝西韓城芝川鎮人，約生於漢五年（前145），卒於漢昭帝初年，享年約60歲（從王國維之說）。他所處的時代，恰值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都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

從個人來看，司馬遷的前半生無疑是豐富多彩的。他出生於史學世家，家學淵源深厚。受其父太史令司馬談的影響，司馬遷在年少時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從師承來看，漢武帝時代的一些“大師級”學者（如董仲舒、孔安國）都曾是司馬遷的老師。同時，司馬遷與眾多文學名士交情匪淺，對提升自身的文學修養大有裨益。

朔三年（前126），司馬遷20歲。在這一年，他壯遊全國，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對這段經歷是這樣介紹的：“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可以說，這次實地考察，讓司馬遷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鍛煉了體魄。後來，司馬遷入朝為官，先後擔任郎中、太史令。

但是，因為替李陵辯護而遭受腐刑，成為他人生中的重大轉折點。所謂“腐刑”，就是宮刑。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這是奇恥大辱。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曾多次想到自殺。不過，想到父親司馬談的遺願還沒有實現，《史記》還沒有完成，司馬遷選擇堅強地活著。他排除萬難，忍受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屈辱，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信念，撰寫出了鴻篇巨作—《史記》。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之首。全書記述了從傳說時代的黃帝到當時的漢武帝之間數千年的歷史，由五部分所構成，分別是本紀12篇、表10篇、書8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共計130篇，52萬餘字。自其問世2000餘年以來，各個時代、各個地域的讀者都給予其高度評價。此書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被魯迅贊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其中，《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早且完整、繫統地記述了中華文明主根主脈的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歷程。整體來看，可將這段歷史分為三大階段：

階段是《五帝本紀》所記載的五帝時代。《五帝本紀》記載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基本信息與相關事跡。這個時代突出的特點是方國林立，還沒有實現大範圍的政治統一，實行王位禪讓制，即原始民主選舉制。

第二階段是《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所代表的夏商周王朝時代。從內容上看，這一時代雖然也存在很多方國，但已經出現了明確的廣域王權國家，推行王位世襲制。

第三個階段是《秦始皇本紀》所代表的秦朝。這一階段已經實現了廣泛的政治統一和疆域拓展，實現了中央集權，開啟了帝國時代。

這就是歷史學上中國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的三部曲。

司馬遷的這個上古史體繫已被中國考古發現證明其歷史主線是可信的。

早中國本姓夏

要探索早的中國，首先要辨析何為“中國”。

實際上，古代“中國”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概念，含義比較復雜。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張國碩教授曾對“中國”的含義進行過研究歸納。他指出，結合古代文獻和當今學界研究動態，可知有關早期“中國”一詞的含義主要有如下五種：一是地域意義上的中國，是指中心區域，即“天下之中”，與“中土”“中原”等詞語的含義接近。二是都城意義上的中國，是國家政治中心的別稱，專指都城、都邑及京師。三是族群意義上的中國，即天下文明的中心。四是國家意義上的中國，專指中國境內尤其是黃河流域建立的單一的國家。五是考古學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即同時並存的多支考古學文化聯繫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認定是“初的中國”或“早期中國”。

那麼，根據現有材料，哪一種“中國”出現的年代早呢？這要從20世紀60年代初說起。

1963年，陝西省寶雞賈村鎮西街農民陳堆在自家後院土崖取土時發現一件青銅尊。1965年9月3日，這件青銅尊被寶雞市博物館征集。在《文物》1966年第1期上，刊登了《陝西省城固、寶雞、藍田出土和收集的青銅器》一文。在文中，寶雞市博物館的王光永以《寶雞市博物館新征集的饕餮紋銅尊》為題向學界介紹了這件銅器，並指出它是西周初期的器物。其中，關於器形的具體描述如下：

方形圓角，下附圈足，口圓外侈，狀如喇叭。通高39釐米，口徑28.6釐米，腹圍61.6釐米。自口沿至腹底，有四個鏤空脊稜，把器物分成四等分。通體有花紋。口沿下，以四個脊稜為中線，有四個蟬紋。再下為四個蠶紋，蠶身卷曲成橫S形。體前段有橫山字和正山字形紋。腹上紋飾分上下兩部分，上部以兩個對稱的脊稜為中線，有兩個大饕餮，圍器腹一周。饕餮的眼、眉、鼻、口、角均突出器外，狀如浮雕。角有節，卷曲成渦紋形，角尖部分鏤空，高高翹出外面。角下為兩道粗眉，像新月一樣貼在上邊。眼珠突出，中心有小圓孔。下部亦為饕餮紋，形狀大體和上部分相同，唯略粗糙，並較小一些。器周身底紋為細雷紋與三角雷紋。圈足光素，無紋飾。

需要指出的是，此器雖然造型雄奇，但這一時期大家還沒有意識到它的重要性。直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纔使隱藏在它身上極其重要的秘密為世人所知。

1975年，這件青銅尊被調至北京出國文物展覽工作室。著名青銅器研究專家馬承源在清除這件尊的部分有害鏽時，發現器物內底竟然有銘文，現存12行119字。發現銘文後，馬承源、唐蘭、張政烺、李學勤等著名學者先後對其進行釋讀。由此得知，這是西周貴族“何”所做的一件祭器。因此，這件青銅尊就被大家稱為“何尊”。

單純從器形上說，何尊就非比尋常。再加上有銘文，就愈加彰顯了它的重要性。更為重要的是，銘文中竟然還有關於“中國”的記載，這就更加不得了了。其銘曰：“唯王初遷宅於成周……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銘文記載了周武王伐紂得勝班師途經洛陽時，發現這裡地近天室（嵩山），水土豐美，適合建立都邑，欲“宅茲中國”，建立更廣泛的國家統治。

這是目前關於“中國”早的記載。馬承源認為，銘文中的“中國”是指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區，也就是伊、洛之間的洛邑（馬承源，1976）。李學勤指出，“中國”就是“土中”，意為天下的中心；周人以為成周（西周都邑，在今洛陽）所在的地區為天下之中（李學勤，1981）。可見，在西周初年，人們就已經認為“中國”是指成周及其所處的洛陽盆地。那麼，周人為何會有這種認識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一地區是“有夏之居”。傳世文獻對此有不少記載，且相關內容可與何尊銘文相互印證。據《逸周書·度邑解》可知，周武王認為“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史記·周本紀》也記載：“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集解：“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於三塗，北詹望於有河。”由此可見，在西周人的心目中，“中國”就是中土之國夏王國（杜金鵬，2019）。

將早的中國指向夏王國，是由於其在中國上古史中非同一般的地位所決定的。夏王朝處在方國時代向王國時代轉變的關鍵環節，在社會面貌上與之前的時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在《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禮記》等書中都有記載，尤其是《禮記·禮運》有這樣的一段文字，頗值得玩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段文字中提到的“大同”社會，通常是指五帝時代乃至更早的社會，而到了夏王朝時期，則進入到了“小康”社會。因此，在古人心中，兩個時代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

在此基礎之上，再結合周人的認識，可知早的中國本姓夏，而此前的五帝時代乃至更早的階段，則屬於中國的奠基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