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長達萬年的英國命運轉折史。自與歐洲大陸斷開以來，不列顛便被棄於世界的邊緣。沒人能料到，這片無人問津的小島將在未來稱霸全球，獨掌世界秩序，但也在自稱“日不落帝國”的百年內日趨衰落，時至今日，它甚至逐漸退居世界舞臺的邊緣。 
這片貧瘠的島嶼成為世界霸主的契機是什麼？又是哪些因素導致了英國的盛極而衰？在這本書中，知名歷史學家伊恩·莫裡斯倚靠大歷史觀和全球視野，態度鮮明地指出，決定英國興衰命運的是其地理要素，以及由此產生的有關身份認同、流動性、繁榮、安全和主權等議題。 
海上航線的連通促成了不列顛與歐洲大陸的交往與發展，也開啟了雙方長達千餘年的恩怨情仇。是為了自身的安全與繁榮，加入歐洲聯盟的懷抱，還是維護主權與民眾的身份認同，堅持獨立發展，是困擾這片島嶼長達千年的迷局。在掙扎與抉擇中，不列顛歷經三角貿易、建立聯合王國、殖民世界、工業革命……這個蕞爾小國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實現了其稱霸世界的宏圖。 
但步入近現代，愛爾蘭獨立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的消耗、對是否“脫歐”的搖擺、東方力量的崛起……內外交困的帝國日漸無力，也逐漸迷失了自己的前進方向。世界舞臺和發展核心從西方轉向亞洲，困擾不列顛千餘年的難題已悄然改變。 
是堅定地追隨美國，或開闢與中國的合作通道，還是成為連接美國、歐洲與中國的樞紐，成為21世紀的英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回望世界，地緣關繫成為各國合作與衝突的關鍵，我們或許也可在這本書中，窺見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下一步。

總序 人類歷史發展的兩大主線（葛劍雄）
推薦序 地圖中的歷史“情書”（施展）

引言 

第一篇 赫裡福德地前 6000&mdas 1497年） 
第1章 撒切爾法前6000—前4000年） 
第2章 歐洲的窮表前4000—前55年） 
第3章 帝前55&mdas410年） 
第4章 “最早的歐盟”（410—973年） 
第5章 聯合王國（973—1497年）  

第二篇 麥金德地圖（1497—1945年） 
第6章 英格蘭“脫歐”（1497—1713年） 
第7章 轉折（1713—1815年） 
第8章 擴張再擴張（1815—1865年） 
第9章 新世界向前進（1865—1945年） 

第三篇 財富地圖（1945—2103年） 
第10章 最關鍵的連接點（1945—1991年） 
第11章 保持冷靜，繼續前進（1992—2103年）  
第12章 不能再回家了（2017年）

致謝 
注釋 
參考文獻 

這套書的貢獻已足以奠定作者裡程碑式的地位。
葛劍雄
復旦大學文科特聘資深教授

就像我們常常用“性格即命運”來描述性格對個人命運的決定性影響一樣，莫裡斯的書用“地理即命運”來描述地理對國家命運的決定性作用。作者觀點鮮明有力，細節生動，精彩紛呈，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好書。但是用地理或可說明一萬年前世界格局變化的主要原因，卻不易說明近期的變化原因，所以，閱讀本書還是富有挑戰性的。
何懷宏
鄭州大學哲學學院特聘首席教授

這本書緊扣英國的文化底色，結合全球政治經濟態勢格局的歷史演進，對英國史尤其是英國對外關繫史的內在邏輯做了深度解讀。讀起來不很容易，但讀之肯定有益。
高毅
北京大學歷史繫教授

法國年鋻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把歷史分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分別對應的是自然史、社會史和政治史。過去這三種歷史基本上都是分別書寫的，但伊恩·莫裡斯這本書卻成功地將三個時段有機結合起來，完成了一部獨特的跨度達一萬年的英國與世界的歷史。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從歐洲的邊緣國家，逐漸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聯合王國，並成為全球政治、商業和文化的中心。作者運用豐富的考古和文獻資料，將歷史與地理學、考古學、人類學和自然科學結合起來，展示了一萬年中英國地理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決定了英國人的命運。讀罷該書，我們不得不問這樣的問題：21世紀的英國和世界將面臨怎樣的命運？
王笛
澳門大學歷史繫講座教授 

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又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無論在地理、歷史，還是文化意義上。這樣一個遺世獨立的島國，誕生了近代的工業文明和啟蒙思想。相比於19世紀的日不落帝國，現在的英國雖然衰落了，但依然有其活力。與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地理與心理位置，一個處於邊緣的中心，正是其生命力永恆的秘密。
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 

莫裡斯的《地理即命運》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讀的好書。在很長的時間裡，人們誤以為歷史是由個別王侯將相或者重要歷史事件所決定的。其實歷史的發展和今天社會的發展自有其規律，它會受到很多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地理的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我們今天講“地緣政治”這個詞，其實就是在強調地理因素對世界格局的影響。莫裡斯在這本書中，通過對歐洲歷史和現實的分析，讓我們理解了地理對於世界發展的影響。
吳軍
計算機科學家、硅谷投資人

這本書展現的，是不列顛與歐洲大陸一萬年的恩怨糾葛。在成為日不落帝國前的幾千年裡，它隻是歐洲西北海岸外一群無足輕重的島嶼。即使在成為世界強國後，它也難以擺脫身份認同、流動性、主權等大量問題。在這期間，這片大陸究竟是如何思考自己的前途命運的？歷史上的多次脫歐計劃到底為它帶來了什麼？想要了解英國，僅僅知道日不落帝國的輝煌過去是遠遠不夠的，而這本書，將為你呈現一個一萬年之久的不列顛全史。
薛兆豐
經濟學者

英國脫歐並不隻發生在21世紀，早在2世紀開始，英國就曾為擺脫羅馬帝國的統治做出多次艱辛的嘗試。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英國這樣與歐洲大陸上演如此之多的分分合合，在作者看來，其中的核心原因是地理要素。在這本書裡，作者將為我們分析，地理要素曾如何導致英國內部的分裂，又如何成為其解決命運攸關問題的核心導向。21世紀的世界舞臺早已從歐洲轉向亞洲，對於中國如何應對今後的世界局勢，或許，我們能從這本書中一窺側影。
羅振宇
得到APP創始人 

千年的尺度、全球的視野、地理的因素，這些混雜在一起讓伊恩·莫裡斯成為當代全球史寫作“地理約束論”的代表人物。
施展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伊恩·莫裡斯在大歷史作品的趣味性和通俗性上，已確立自己的領導者地位。
賈雷德·戴蒙德 
《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

英吉利海峽有大霧
在我小時候，外祖父曾一遍又一遍地對我講，當他像我這麼大時，天氣預報總是說：“英吉利海峽有大霧，歐洲大陸被隔斷了。”像眾多笑話一樣，其幽默之處在於模稜兩可。外祖父是在說這個國家墮入了迷霧中，還是英國人妄自尊大？是兩者皆有還是兩者皆無？他從來沒有說破。自從他上一次這樣說，已經過去了40多年，這笑話聽起來似乎更加犀利了。2016年6月23日，英國公投脫離歐盟。還沒等那個星期結束，首相（一連四位栽在歐洲問題上的保守黨首相中的第三位）就下臺了。工黨國會議員也給他們自己的領袖投了不信任票。世界上2的財富蒸發了。一點兒也不好笑。
全民公投後的第二天早上，我決定就發生的事寫一本書。我知道數以百計的其他作者也會做出或者已經做出了類似決定。事實上，第一批關於英國“脫歐”的書在接下來的幾星期內就出版了。我覺得這本書無論如何都值得一寫，因為我認為它會與其他書極為不同。大多數關於英國“脫歐”的書關注的都隻是從戴維·卡梅倫宣布支持公投到英國實際“脫歐”的7年（2013—2020年）。一些書會追溯到1973年，也就是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時間，少量會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末，那時建立歐洲聯盟最早的切實計劃剛剛浮出水面，還有寥寥幾本會從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或西班牙無敵艦隊談起。在我看來，這些全都不夠。隻有當我們回顧自後冰期海平面上升，開始將不列顛群島與歐洲大陸分隔開的10000年，纔能看清一直以來推動並將繼續推動英國歷史發展的更大格局。
我並不是說我們會在巨石陣的岩石上找到外交政策建議或者有關英國人特性的永恆真理。考古學家曾經恰當地嘲諷過說這種蠢話的人。然而，隻有在幾千年的時間跨度上，推動英國與歐洲和更廣大世界的關繫發展的力量纔能清楚地顯現出來。我們隻有把事實放到這個框架中，纔能看清為什麼英國“脫歐”在一些人看來勢在必行，而在另一些人看來糟糕透頂，以及“脫歐”接下來會走向何方。
從長遠看問題，並不是什麼新觀念。早在1944年，業餘歷史學家溫斯頓·丘吉爾就曾提出建議：“你向後回顧得越長，向前展望得也就越遠。”然而，幾十年後專業歷史學家們纔開始重視他的建議。直到21世紀初，歷史學家們纔對我們今天所說的“大（或深）歷史”真正產生了興趣，研究起跨越數千年、影響全世界的趨勢。大多數大歷史著作，包括我本人寫的幾本書，都是從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發生的事件細節中抽身出來，從全球視野來講故事。在此，我要把望遠鏡倒轉過來，從總覽全球轉為放大局部。畢竟，歷史是由真實的人創造的，粗線條的東西並不值得仔細審視，除非它能幫助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理解生活。我的計劃是用大歷史的方法，把“脫歐”後的英國放到後冰期數千年來英國與歐洲及更廣大世界的關繫的背景下進行考察。
即使是現在，距丘吉爾提出建議已經過了3/4個世紀，仍然隻有少數人纔能做到放眼長遠。例如，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大衛·艾傑頓在其傑出的著作《不列顛國家的興衰》中說，“‘脫歐’是近期纔發生的現像，原因就在此時此地”，“與悠久的歷史無關”，這番話本應引發激烈爭議。在本書隨後的篇章中，我將試圖展示英國“脫歐”實際上與深遠的歷史息息相關，隻有從長遠、廣闊的視角觀察纔能理解它，大歷史甚至能讓我們看到英國“脫歐”在未來一個世紀可能意味著什麼。

人們最少提及的事情
英國“脫歐”公投兩個月零一天後，激烈反歐的英國獨立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出人意料地出現在了美國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他在那裡發表了講話，以支持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盡管英國鐵杆親歐報紙《衛報》稱：“在人群中隨機進行的一項快速調查顯示，80%的人從未聽說過法拉奇或英國‘脫歐’事件。”法拉奇沒有被嚇倒，他解釋說，特朗普邀請他是因為英國獨立黨激勵了數百萬普通民眾，“他們相信通過走出去投票支持英國‘脫歐’，可以重新控制自己的國家和邊境，重新獲得驕傲和自尊”，就像特朗普認為自己在美國所做的一樣。
法拉奇在其競選活動中始終如一。他認為英國“脫歐”實際上關乎5件事：身份認同（英國人認為他們自己是誰）、流動性（誰在進出不列顛群島並圍繞其活動）、繁榮（島民有多富有，他們的財富如何分配）、安全（他們在暴力面前有多安全），以及主權（誰來制定規則）。法拉奇堅稱，其中“外來移民是絕對關鍵”。其他任何東西（甚至包括現金）都無法與之相比。他解釋說：“觸動我們心弦的是，我們的GDP可能會因為大量移民而上升，但從中受益的是誰呢？是獲得廉價勞動力的大企業……生活中還有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
法拉奇的聽眾們喜歡這套說辭。“你們必須控制邊境，”來自附近密西西比州弗洛倫斯市的一位護士肯定地對《衛報》記者說，“人們說每5萬（外來移民）中纔有一個可能是恐怖分子。但如果我給你5萬顆M&M巧克力，並告訴你其中一顆含氰化物，你還會喫上一大把嗎？”這是個好問題，盡管倡導自由主義的卡托研究所的計算表明，移民成為恐怖分子的概率實際上更接近1/29000000。法拉奇比大多數人更高明的是，他認識到在辯論中事實不如價值重要。真正的問題不是英國人是誰，而是他們應該是誰，不是誰進入或離開英國，變得富有或貧窮，是否暴力或告訴英國人該做什麼，而是誰應該來做這些事情。
很多人認為法拉奇是錯誤的。在福布斯商業網站看來，似乎隻有3個問題很重要，而不是法拉奇所說的5個問題。盡管《財富》雜志也認為有5個問題很重要，但它選擇的是另外5個問題。BBC（英國廣播公司）認為有8個問題很重要，《獨立報》和《太陽報》各自提出了10個問題，激進反歐的《每日郵報》則認為重要問題不下20個。親歐小說家菲利普·普爾曼也不甘示弱，在投票後對《衛報》記者撂下重話：“這場災難有上千個肇因。”出口民調顯示，就連這都是低估：一些人投票贊成“脫歐”，是因為他們認為贊成留下的人肯定會贏；還有許多人聲稱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投票；此外，法拉奇本人所在的黨中有7%的人反對離開歐盟，這完全不合邏輯。在對12年的民調數據進行了一繫列統計檢驗後，政治學家哈羅德·克拉克、馬修·古德溫和保羅·懷特利在他們合著的《“脫歐”：英國為什麼投票離開歐盟》一書中總結道：“英國‘脫歐’的決定險勝……反映了人們的算計、情緒和各種觸發因素的錯綜復雜的混合。”他們顯然是對的，但法拉奇說的也沒錯，他提出的五大因素抓住了人們思考的足夠多的問題，所以他能贏。
事實上，法拉奇似乎比他自己所知道的還要正確。大歷史表明，身份認同、流動性、繁榮、安全和主權不僅僅在2016年是人們的首要關切：它們一直為人們所擔憂。在現存的關於英國的最古老的文獻之一中，羅馬作家塔西佗向我們表明，當地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經在爭論這些問題了。塔西佗說，隨著羅馬把不列顛尼亞拖進自己的帝國，一些不列顛人欣喜於暴力征服者帶來的先進文明和顯赫輝煌，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來自大陸的一切都是腐化墮落的。羅馬施展了它所有的魅力和軟實力，以確保前一種觀點戰勝後一種。結果，塔西佗說道：“（不列顛人）非但不討厭拉丁語，反而渴望講好它。同樣，我們（羅馬人）的民族服裝也流行起來，托加隨處可見。”然而，他補充道—怎麼聽他都像是在接受《每日郵報》的采訪，盡管“無戒心的不列顛人將這些新奇事物稱為‘文明’”，但更明智的人則認為，“它們實際上隻是他們所遭受的奴役的一部分”。
在某些意義上，自那以後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1世紀和21世紀一樣，擁抱更廣大世界的不列顛人傾向於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廣闊而開明的，他們的反對者是狹隘和無知的；而那些更注重本地性而非全球性的人則認為自己纔是心胸寬廣而民主的，他們的對手是狹隘和精英化的。“他們愚蠢、守舊、落後，他們是種族主義者。”法拉奇聲稱，在2016年世界主義精英們就是這樣看待他的（就此而言，也是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者的。自古以來，親歐人士就害怕被拿著干草叉的農夫拖入深淵，而恐歐人士則憎惡被一小撮“無所不知的家伙”指手畫腳。親歐人士們曾嘲笑過前教育大臣邁克爾·戈夫，因為他在公投前三周接受電視采訪時表示，“這個國家的人已經受夠了專家們”，但他不過是在重唱幾千年前的老調。
不過，在另一些意義上，一切都變了。如今的英國人對身份認同、流動性、繁榮、安全和主權的看法，與丘吉爾時代大不相同，更不用說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雷利和德雷克的時代，或者尤利烏斯·愷撒的時代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大歷史的視角似乎表明，某種另外的因素（某種更深層次的因素）最終決定了人們對這5種力量的看法。這種另外的因素就是地理。
某種意義上，這一點盡人皆知。2010年，時任首相戴維·卡梅倫在被問及他最喜歡的童年讀物時，選擇了亨麗埃塔·馬歇爾寫於1905年的趣味盎然的《島國故事》。該書講述了島國性如何造就了不列顛人（或者像作者通常所說的，英國人）的性格。歷史學家羅伯特·圖姆斯完全同意這一觀點。他那引人入勝的著作《主權島嶼》，開篇就講述了一個不言而喻的道理：“地理先於歷史。島嶼和大陸平原不可能有同樣的歷史。”說得很對。但是，地理的意義遠比卡梅倫、馬歇爾或圖姆斯所承認的要重大。雖然英國的自然形態幾千年來變化都不大，其海岸、河流和山脈多多少少還像巨石陣建成時一樣，但地理的意義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長遠的觀點認為，地理的意義始終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技術，特別是與旅行和通信相關的技術分支；二是組織，尤其是那些使人們能有效地利用新技術的組織。因為技術和組織在不斷變化，所以地理的意味也在不斷變化，隨著它的變化，身份認同、流動性、繁榮、安全和主權的意味也在變化。英國“脫歐”隻是古往今來關於英國地理意義爭論的最新一輪表現。
法拉奇（和自羅馬時代以來的幾乎所有政治人物都）重視身份認同、流動性、繁榮、安全和主權，因為這些就是我們直接體驗地理影響的主要方式。因此，它們成了我們大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裡關心的問題，也成了政治人物在大部分時間裡談論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想知道這些力量為什麼會這樣影響我們，以及它們下一步會把我們帶向哪裡，必須更深入地挖掘。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將近2500年前就已經明白了這個道理。他那個時代最可怕的事前431年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一場野蠻的戰爭。他評論道，當雅典人和斯巴達人分析當時的情況時，“戰爭最真實的起因（雅典人力量的增長及其在斯巴達人中引起的恐懼）其實是人們最少提及的事情”。隻有當他把自己一生中發生的事件置於回溯將近千年的視野中，回溯到特洛伊戰爭時，纔能確定最真實的起因。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真正想知道英國人為什麼在2016年投票離開歐盟，以及這個決定對21世紀意味著什麼，就必須面對人們最少提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