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士族篇
宋代新門閥
——河南呂氏家族研究／003 
一、緒論／003 
二、河南呂氏家族之發展／018
三、科舉、宦途與家勢／099 
四、姻親關繫／148 
五、宗族組織與互助／200 
六、結論／255 

新發見史料補遺／289
一、引言／289 
二、佚名：《呂氏墳域圖前集序》／291 
三、呂好問：《墳域圖後集序》／293 
四、呂用中：《呂氏墳域圖志》／300
五、呂大麟：《婺州武義縣來蘇鄉明招山呂氏墳域圖志》／308 
六、呂大器：《呂大倫壙志》／310

從墓志銘看宋代河南呂氏家族中的婦女／313
一、緒論／313
二、墓志銘所見族中婦女的一般資料／316
三、女子教育與治家／322
四、守節與再嫁／330
五、結語／338

宋代兒童的生活與教育
——評周愚文《宋代兒童的生活與教育》／340 

考試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制度
——從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論》中的中國教育史研究談起／350
一、引言／350 
二、社會流動與考試制度／353 
三、公正與開放：考試制度的精神／358
四、不可替代：作為社會制度的考試制度／364 
五、小結：讀書的苦與樂／368 

民間信仰篇
溝通古今的薩滿
——研究宋代巫覡信仰的幾個看法／377
一、引言／377 
二、回到當代人的世界／379 
三、史、論結合：從斷裂的史料上建構“實況”／384
四、立足史料，謹慎變通／390 

《清明集》中所見的巫覡信仰問題／395
一、引言／395
二、有關南方巫風巫俗的訴訟判詞／397 
三、訴訟判詞所見南宋中後期南方的巫覡信仰／401
四、小結／424 

文明推進中的現實與想像
——宋代嶺南的巫覡巫術／427 
一、前言／427 
二、化外之俗——宋代兩廣的巫風／433
三、移風易俗——文明向南方推進／445 
四、他者的想像——嶺南巫俗／458 
五、結語／479

妖與靈
——宋代邪神信仰初探／483 
一、殺人祭鬼——問題的提出／483
二、妖異壞化——官方話語中的“邪神”／491
三、靈異駭俗——民眾的視角與邪神信仰的基礎／523
四、結語／558 

像征符號的統一與多樣性
——《不羈之神》書評／567

參考文獻／578 
士族篇／578 
民間信仰篇／607

後記／627 

增訂本後記／633

一、緒論
研究國史者，對“唐宋變革期”一詞定不陌生，蓋唐宋之際在政治、社會及經濟等各方面均發生了顯著變化，以內籐湖南及宮崎市定為首的日本學者，遂以此認定宋代乃中國近世期的開端，著力於“唐宋變革期”之研究，形成“京都學派”。其中，在政治社會方面，他們認為魏晉以來的世族政治，於唐中葉以後趨於衰頹，而門閥社會也因唐代的科舉取士等措施，使世族的門第特權遭受破壞，終致崩潰，至宋代乃出現與前代迥異的社會結構。
國人方面，自錢穆（1895—1990）先生提出“士人政治”的觀念後，學者就以少數著名的士人作為研究宋代政治和社會的對像，而認為世家大族在科舉的競爭中旋起旋落，不足深究。孫國棟（1922—2013）先生及陳義彥則透過量化分析及運用社會流動論，不約而同指出唐代門閥世族至北宋已零落淨盡，科舉制度促使士人政治及平民社會崛興；而李弘祺師對宋代科舉與社會階級開放之關繫，也曾加以探討。
西方學者研究宋代政治社會的轉變，可以柯睿格（Edward A.Kracke Jr.）為鼻祖，他利用俄國社會思想家梭羅金（Pitirim A.Sorokin，1889—1968）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論，考察宋代科舉考生的父、祖及曾祖三代的背景及家世，得出之結論是有一半以上的進士之前三代都無人當官，故宋代之社會十分開放，無復隋唐時代門閥貴族社會之況。姜士彬（David G. Johnson）則以趙郡李氏為個案研究，發現唐代顯赫極盛的大族趙郡李氏，其家世發展至宋初已沒落凋零，從而證明門閥社會之破壞。
綜合上論，中、日、美等史家過去均認為門閥貴族社會經歷唐末五代大亂後經已崩廢，宋代以科舉取士，致令士人及平民抬頭，社會階級更趨開放。然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部分學者對此論提出異議，其中可以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為代表，他透過研究北宋官員的家庭、婚姻及出身方式，指出宋代朝廷仍為數十個大家族所壟斷，科舉制度並無打破唐代以來世族壟斷政權的情況，考試制度並非真正開放，亦無改變社會之階級結構。郝氏的學生韓明士（Robert P. Hymes）更詳細研究宋代江西撫州的精英分子，證明其師之言及批評柯睿格之論。
郝若貝師徒之論引起很大回響，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及李弘祺師等均曾加以批評，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亦有詳細的討論；而賈志揚（John W. Chaffee）則專研宋代科舉的社會影響，修正郝氏等論，提出中肯的觀點。歐美史學界的激烈討論，也促令國人重新思考檢討這個問題，陶晉生師首先繼接日本學者青山定雄（1903—1983）等對婚姻關繫的研究，出北宋大家庭透過婚姻關繫，幾已形成“新門閥”；而柳立言亦通過研究北宋吳越錢家之婚宦，進一步提出假如我們能證明北宋其他的舊族或新興名族采用同樣的婚姻策略而交錯聯結，則所謂“士人政治”可能有大部分隻算是“新門閥政治”，至於科舉制度對促進社會流動的貢獻，恐怕也要重新評估。
以上的介紹顯示我們對宋代社會及政治的認識仍很不足，宋代是否因科舉制度之施行而打破唐代以來的門閥政治及社會，爭論很多。不過，部分學者在指出門閥貴族社會在宋代已破壞之時，並無對“門閥社會”一詞給予清楚析述，致令所論頗為含糊。個人以為，維持魏晉隋唐門閥制度之一些要素，如九品官人法、莊園制、譜牒學及郡望等在宋代已經崩潰，世族及士人不能再以高門之族望求得一官半職，舊族子弟也不能憑此自貴。因此，若我們再以魏晉隋唐門閥制度之標準去檢視宋代的情況，所得的結論自然是宋代並非門閥社會。可是，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高門大族，隻是其性質有異而已，故我們必須對宋代這些所謂的“門閥”給予一個較切實之定義，然後纔可以討論其與社會結構及政治之關繫。當然，如果宋代根本不存有累世為官之高門大族，則我們便不須對不存在的東西下定義，但事實並非如此，宋人屢屢把當世之高門冠以“門閥”或“閥閱”之辭，如李宗諤（964—1012）卒，真宗（趙恆，968—1022，997—1022在位）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曹彬爾。 ”仁宗（趙禎，1010—1063，1022—1063在位）亦曾“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閥閱之盛。諸公屈指，若文臣惟韓大參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赟之家”。可見宋人確曾稱部分官僚大族為“門閥”。
“門閥”一語，在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代均有很嚴格的內涵 ，但若撇開其於上述時代的特殊定義，則“門閥”一語或可簡單解釋為：一個家族累代繼世有族人為官，並因之成為政治及社會的精英，擁有甚至壟斷政治權力及財富、榮譽等。筆者就是用這個定義來討論宋代的高門大族及社會結構，當然這並不是唯一及權威之定義，學者可各就本身之標準界定“門閥”一語，並以之建立一個“模範”，然後從其標準角度討論。可以說，筆者希望給“門閥”下一定義，以使與讀者達成共識，循同一角度討論問題，否則便會因定義不同而造成誤會。根據這一個定義來衡量宋代的官僚家族，我們可發現宋代確實存在一些累代為官的“門閥”大族，如呂、韓、史三家均“繼世為相”；其中韓億（972—1044）及呂蒙正（946—1011）二族更與宋室相始終，成為宋代最知名的大族。不過，個別累世為官的門閥的存在，並不表示當時一定是不開放或封閉的門閥社會，除非我們證明宋代的朝廷均由這些門閥所壟斷，否則便不能指宋代的政治社會其實與唐代無甚分別，過去的研究均著重宏觀的角度，考察宋廷是否為這些高門累世所壟斷，就是此因。然而，筆者認為透過研究一些高門如本文的河南呂氏家族的個案，或可有助我們了解這些大族保持家族勢力之方法；集多個個案的研究成果後，或又可以之討論整個宋代的社會結構，這正如我們討論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時，除以宏觀角度檢視門第制度及眾多豪族外，亦有專研“博陵崔”“瑯琊王”“範陽盧”“趙郡李”等甲姓高門。
至於“士”“士大夫”和“士族”等稱呼，據陶晉生師後來的研究顯示，在宋人的筆下，士人就是讀書人。一般來說，做了官的和沒有入仕的讀書人都通稱為“士”“士人”，“士夫”則專指已當官者；而最常見關於士人家族的稱呼是“士族”，還有“世族”“舊族”“舊閥”和“著姓”等等。當然，有關這類大族的美稱大都沿襲前朝，實際上並非全都是真的世家大族；河南呂氏家族數代中舉的族人連綿不絕，加以為官一帆風順，纔成為宋代名族。
本研究開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當時有關宋代家族的論著並不多見，隻有少量學者出版了一些專題個案，例如戴仁柱研究史浩（1106—1194）一族，柳立言研究錢俶（929—988）及曹彬（931—999）二族；此外，陶晉生師研究韓琦（1008—1075）一族，黃寬重研究四明袁氏家族，葛紹歐研究湖州莫氏家族等。但是，對於宋代兩大望族——韓億（972—1044）及呂蒙正二族之研究，可以說仍處於初步探討的階段，成果不多。呂蒙正家族為宋代最顯赫的大族，代出雄纔，王明清便謂：“本朝一家為宰執者，呂氏最盛。”因此，筆者乃揀選河南呂氏家族作為研究對像，並希望透過研究其保持家世之方法，了解或以之討論前述有關宋代的社會結構等問題。就筆者所知，當時有關呂氏家族的研究，僅有日本學者衣川強及國人孔東二位的著作，其中尤以衣川強一文最富啟發性，惜其為對呂氏家族之初步研究，故無論在史料及觀點方面都嫌不足，論旨亦與本文有異；至於孔東一書，隻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觀念為本，然後將宋代史料代入硬套，所說的其實並非宋人的真貌，價值不高。
時光荏苒，在筆者完成這項研究初稿後，近二十多年來，因為以郝若貝和韓明士師徒為代表的“南宋精英地方化”論的影響，宋代家族史的研究蔚為風尚，出版的著作多不勝數，學者也多有介紹與評論，這裡就請從略。諸書中，美國學者柏文莉（Beverly J.Bossler）以兩宋的宰相世家和浙江婺州的地方精英家族為題，研究親屬關繫、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三者的關繫，深化和修正了韓明士關於撫州精英的討論，最為精彩。不過，要特別一提的是，柳立言在數年前以宋代明州個案的研究為出發點，質疑過去從家族研究士大夫的方法，將宋代的家庭、家族和宗族混淆，他甚至認為：“以‘家族’為出發點研究當地士大夫的合作，恐怕是一個假議題，因為他們背後的力量主要是家庭而非家族。同樣，以‘家族’為單位挑戰社會流動，恐怕也是一個假議題，因為科舉成功背後的力量也主要是來自家庭而非家族。”正如本書前言提到柳立言對“唐宋變革”論的嚴厲批評一般，他對宋代家族史研究的深刻批判，值得我們尊敬之餘，我認為同樣也是所有研究宋代士人、家族、宗族甚至是社會流動或地方社會等問題的學者所必須面對的詰難，筆者也深深感受到柳文的銳不可當。
要回應柳立言的責難，或許，呂氏家族本身並非一個適合的案例，因為呂氏雖然是兩宋最顯赫的官僚大族，但存世的史料卻不比近年學者專注研究的明州等地的地方大族多，尤其是北宋的地方志等史料遠不及南宋豐富，而呂家最風光的時代卻在太宗至神宗（趙頊，1048—1085，1067— 1085豐年間。不過，我贊同周揚波對柳立言的一點駁論：

再就是柳先生的七準則偏重“硬件”而忽視“軟件”。分家分產、族譜、族祭、有組織性的互助活動、非組織性的互助活動五項均屬可見的硬性物事，而恰恰精神性的家族傳統、分化分裂的誘因兩項柳先生語焉不詳。一部中國宗族史，實質是一部精神認同史。制度設施等等，乃是之上的衍生物。無論如何，我們不應忽視宋人筆下俯拾皆是的“我族”“吾門”“吾宗”等表達。這些表達，一般都以傑出族人及其德業為中心。基於此輻聚的宗族認同，往往可以超越五服之外。樓鑰詠歸會講辭劈頭就是“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其實南宋族譜修撰，已普遍突破歐蘇的小宗譜法，世代在五世以上乃至十世以上者不鮮見。宗族認同起點繫於起家者而非始遷祖，標志著宗族傳統的成型；而超越服制，意味著宗族凝聚力的增長。這種認同甚至可超越本支，上接所從出支及其代表人物。

的確，宋人及呂氏宗人對呂氏家族的看法，不少史料就呈現這種“精神性的家族傳統”，這在本文通篇裡都可以找到例證。其實，柳立言之論，明顯是受到現代學術研究的影響，試圖為“家庭”“家族”和“宗族”定出嚴謹的準則，以便釐清和討論問題，本來無可厚非，也功德無量；不過，以現代人的目光和學術理論研究古代歷史，卻往往有削足適履的毛病，古、今觀念不同和中、西語彙迥異的翻譯及解讀，當中問題重重。陳其南多年前的一篇精彩論文就指出，family、lineage及clan等西方人類學的中國家族研究用語，本身無法分辨繫譜性的宗祧概念和功能性的團體概念，故他提出“房”纔是釐清漢人家族制度的關鍵。我相信，這個問題仍有待學者繼續探究，但柳立言提出的問題，肯定是今後研究的重要方向。
撇除一些專研呂氏族人的文學或哲學等傳記專著不計，除了前引孔東的小書在 1988年出版外，筆者的碩士論文是最早研究宋代河南呂氏家族的中文論著，也是最全面的一種。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內地湧現了一批研究呂氏家族或呂家重要人物的博、碩論文，就筆者所見，依時序計有：王志雙《呂夷簡與宋仁宗前期政治研究》、張堇《北宋呂氏官僚家族問題研究》、紀雲華《宋代河南呂氏家族研究》、趙璐《宋代東萊呂氏家族教育研究》、李成學《呂夷簡評傳》、方亞蘭《呂公著研究》、劉玉民《呂祖謙與南宋學術交流》。諸文或專論呂家的重要人物，或通論呂氏家族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的發展，頗有拾遺補闕之功，卻未見突破過去之論。此外，還有大量研究呂氏人物的散篇論文，但大部分亦隻是重復前人的研究，未見有什麼特別之處；到了近年，內地又連續出版了四部研究呂氏家族的專著，即陳開勇的《宋代開封——金華呂氏文化世家研究》、姚紅的《宋代東萊呂氏家族及其文獻考論》、羅瑩的《宋代東萊呂氏家族研究》和楊松水的《兩宋壽州呂氏家族著述研究》，可說是呂氏家族研究的高峰期。
陳開勇《宋代開封——金華呂氏文化世家研究》一書的重點，是專門探討其家族文化的內涵，他認為呂氏家族文化的內在核心是追求修心養性，而表現在聚居講學、躬行守禮、中原文獻傳家、讀經重史、借鋻釋道之學等具體外在事相中。姚紅《宋代東萊呂氏家族及其文獻考論》則分為兩部分，先全面考察呂氏家族在政治和文獻上的基礎構成，即考述宋代東萊呂氏全部成員的政治活動和文獻著述，然後從家族文化層面予以解釋；第二部分進一步從學理上挖掘呂氏家族的政治活動在宋代政治史和社會史上的貢獻和影響，揭示呂氏家族成員不同方面的文獻著述的內容、特點及價值意義。羅瑩《宋代東萊呂氏家族研究》的著作動機，是因為東萊呂氏家族在宋代的文化中極具代表性，故希望透過對東萊呂氏家族的研究，以微見著，揭示宋代文化家族的某些特質，進而彰顯宋代文化精神。至於楊松水的《兩宋壽州呂氏家族著述研究》，以呂氏家族的著述為切入點，與羅瑩的目的很相似，同樣宣稱欲借此以微見著，探索兩宋時代的學術特征。
上述四部專著，其研究重點其實與本文迥異，但都做了不少補闕拾遺的文獻工作，對研究呂氏家族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必須肯定。其中，除了楊松水是史學出身者外，其餘三位本科都是研究文學，故要批評其著作在史學上的錯漏，似乎有欠公允，也沒有必要。不過，由於這四部著作都有部分篇幅涉及呂氏家族與宋代政治和社會的史學問題，故我還是要點出其中三個重要的缺失。
首先，正如本書前言及本章的討論提到，宋代士人、家族及其相關問題，其實牽涉“唐宋變革”&ldqu明變革”“科舉與社會流動”及“南宋精英地方化”等等重大爭議，除了美、日學者的大量經典著作外，內地和臺港的史學前輩也做了很多研究，貢獻至大，數其重要者如陶晉生、孫國棟、王德毅、王曾瑜、朱瑞熙、胡昭曦（1933—2019）、李弘祺、梁庚堯、黃寬重、柳立言、張邦煒、鄧小南等；中青輩則有包偉民、蔡東洲、鄒重華、王善軍、粟品孝、周揚波、李貴祿、魏峰等等，不能盡錄。奇怪的是，這四部著作除了個別問題偶有征引一二論著外，罕見有與上述學人的研究對話，個中原因，令人費解。忽略和沒有參考這些重要著作，客觀而言，令這四部有關呂氏家族的專著都未能汲取過去二十多年有關宋代家族史的豐富成果，致所論往往過時，徒費筆墨。舉例說，談到呂氏家族的姻親關繫，我在 1993年於《新史學》發表的論文及前引柏文莉的專著，早已全面談到呂氏家族的婚姻概況與策略問題，姚紅和羅瑩在二十多年後重彈這些舊調，價值不大。
此外，對呂氏家族、對宋代士人和士族、對宋代社會流動等等問題沒有認識，也令這四部專著的問題意識不足，未能把握研究呂氏家族的重要性和意義。即使著者的重點並非宋代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但如果對呂家在宋代政治和社會裡的位置認知不足，其實也未能深入了解呂家的自身發展。舉例說，上述著作均頗著重呂氏家族的學術和思想問題，但作者似乎對美國學者伊沛霞有關宋代士大夫生活倫理等一繫列討論一無所知，結果自然無法了解宋代士人從門閥轉向文官再演為地方精英等政治社會情勢，如何影響呂家這類大士族的生活、文化與思想。這四部呂氏家族的專著，未能參考前人研究之餘，成果就隻能停留在“文獻”與相關問題，視野不夠廣闊，無法超越前賢。
最後在史料方面，這幾部專著也常常運用後世編修的方志和族譜資料，對於研究宋代歷史而言，這其實要非常謹慎。魏峰及鄭嘉勵最近就利用出土的呂氏家族《壙志》及傳世文獻，討論陳開勇論著中經常征引的《白沙圩呂氏宗譜》（同治九年木活字本），並及另一部《上木阜呂氏宗譜》（1937年修，慎德堂木活字本）等，對研究宋代呂氏家族歷史的用途及缺失，對於前者，其實我仍抱有很大懷疑，這在後文相關的章節裡會再討論；但魏峰及鄭嘉勵至少盡了史學工作者和考古學家的責任，運用這些族譜時與出土資料和存世文獻相比對，細加考證。正如費成康指出：“要確認一條出自家譜的史料是否可靠，需要做不少考證工作。”但陳開勇和姚紅二書似乎未經縝密考證就徑用這類族譜，據之所論的往往不盡可信，讀者必須辨明。
研究呂氏家族，筆者是其中最早的一員；但有趣的是，至少截至目前，我卻是最遲出版專著者。不過，這讓我擁有上述四部著作所沒有的一個史料優勢：能夠運用近年在浙江省武義縣明招山出土的十七通呂氏家族墓志，補述我在過去研究時的一些缺失，這裡我必須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學者鄭嘉勵致敬，沒有他刊行的這批出土資料，筆者就無法重寫本書的一些章節。不過，整體而言，本書的構架仍以二十多年前的舊作為本，一方面以保留筆者最初的觀點和研究進路，另一方面則反映我對呂氏家族的發展仍抱持過去的看法，而經過這二十多年宋代家族史研究的熱潮，本書似乎仍然經得起考驗。
最後，附帶一提的是，本書會先討論呂氏家族在兩宋之發展，借此透視朝廷政治與官僚家族興衰之關繫，然後分從科舉、婚姻、宗族等（亦即從個人出發，而後擴展為姻家及宗族）幾個方面分析其保存家族勢力之方法，最後做出結論。由於涉及之年代很長、範圍很大、問題極多，故書中對前賢時彥之論，多所征引，並提出筆者的不同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