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紡織人物與政治

碑刻所見民國高陽商界著名家族與傑出人物

脆弱的“榜樣”：聶雲臺與大中華紗廠的興衰

吳寄塵生平考

民國紡織實業家束雲章與紡織工業淵源探析

第二部分 紡織原料與貿易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影響上海華商棉紡織業興衰的市場因素分析

從辦布規程看清代民國山西商人布業貿易

全面抗戰時期陝西植棉業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日商對華棉紡織業大舉投資的先聲

——以日華紗廠的開辦為考察對像

第三部分 紡織工業與資料辨析

20世紀20年代青島棉業工人狀況研究

——基於《青島日、中各工場待遇》調查報告的分析

華商紗廠對中美棉麥借款的宣傳困境與應對策略

無錫麗新、協新紡織企業發展及檔案資料研究述略

“普利全川”：《勸桑說》與近代四川蠶桑業發展

第四部分 紡織技術與教育

抗戰前民營企業的技術擴散：以棉紡織業為中心

中國近代人造絲使用與自制研究

近代私立大學經費問題再探

——基於南通學院與大生紗廠的考察

清末紡織教育制度化研究

第五部分 紡織企業與管理

華商紗廠聯合會成立及相關問題再探討

申新第四紡織廠的內遷與國民政府的戰時干預

抗戰前申新紡織公司生產效率決定因素探究

從紡織到國藥：“孤島時期”三友實業社的轉型之路

附錄

“搜集、整理、利用：中國近代紡織史學術研討會”綜述

紡織業是世界現代工業的起源，也是經濟“起飛”的行業。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一個又一個國家通過發展現代紡織業走上工業化道路，紡織業成為世界各國工業化的先導。西方國家來到中國，紡織業是其較早投資也是主要投資的領域之一，中國民族工業的崛起，也是從紡織工業起步。在民族振興和中國工業近代化過程中，紡織業是支柱產業，關乎國計民生。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學界、經濟學界和紡織工程學者對近代紡織史各領域開展研究，取得了一批優秀學術成果。作為近代中國紡織業重鎮的上海、青島、天津等城市，一方面為學者們進行紡織史研究所聚焦，同時這些城市迄今還有大量紡織史檔案資料尚未充分開發，需要繫統地整理與研究。其實全國各地，甚至國外，相關資料還有不少遺存。

就目前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的狀況來看，主要問題是資料缺乏，造成選題過於集中在企業史、經濟史。在東華大學，至少十年前，我便開始注重中國近代紡織史資料整理與研究，有意識地組建團隊、帶教學生、搜集資料、承接項目，先後創建研究基地，三次舉辦專題學術研討會。2019年我入職上海大學後，所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紡織史資料整理與研究”獲得立項。

2021年4月17—18日，“搜集、整理、利用：中國近代紡織史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行，這次會議由上海大學文學院和項目團隊主辦，來自上海大學、東華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山西大學、河南大學、西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山西師範大學、湘潭大學、邯鄲學院，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市檔案館、南通市檔案館、青島市檔案館、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上海辭書出版社、學林出版社等單位近40位專家學者，就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和資料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研討會開幕式在上海大學文學院舉行，院長張勇安教授在致辭中指出，紡織業與中國近代工業乃至歐洲工業革命都息息相關，紡織史作為歷史學界的新領域大有可為，希望借此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開展，吸引更多學者加入紡織史研究中，將紡織史開拓成一個新的研究方向。熊月之研究員、戴鞍鋼教授、王萌教授在致辭中對本次會議提出了期望和贊許，如王萌言，聽聞會議消息後，“覺得很振奮，就是恰逢其時，我們中國學界太需要對近代紡織史進行一個繫統性、全面性的回顧和研究了”。

按征集的論文選題，研討會設置了6個分會場，每個分會場安排4—5位報告人，同時安排了兩位同行專家對相關報告進行評議。兩天的學術研討氣氛熱烈，延伸出很多新的觀點與議題，為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考。朱蔭貴教授在閉幕式上高度贊譽此次會議召開的意義，他認為研討會為紡織史研究搭建了一個學術平臺，諸多學者借此可提高科研水平，交流研究心得。同時，他通過分享中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嚴中平先生對他的言傳身教，勉勵年輕學者要打好學術基礎，踏踏實實做學問。

這次研討會得到了許多名家的熱情關注和指導，得到了全國各地中青年專家及博士生、碩士生的積極響應和支持。我們把與會部分論文積集出版，就是想進一步促進有關紡織史的學術交流，推動中國紡織史及其資料問題的研究。

“普利全川”：《勸桑說》與近代四川蠶桑業發展

Common Prosperity：Exhortation of Cultivating the Mulberry and Modern Sichuan Sericulture Development

李 瑞

基於“普利全川”的情懷，四川三臺人陳宛溪完成了科普性文本《勸桑說》的刊印和推廣。該書內容通俗易懂，既是陳宛溪個人蠶桑知識的集成性作品，也是勸課蠶桑的優秀範本，它不僅在推動四川區域植桑知識的通俗化、植桑活動的普及化、植桑技術的程序化等方面有重大貢獻，而且與《蠶桑譜》等蠶桑文獻一起加速了近代中國蠶桑業從傳統自然經濟向近代工業化生產的轉化。

中國勸課蠶桑歷史較為悠久，其傳統養蠶技術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不斷演進，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蠶學體繫，並逐漸凝練成了彙集蠶桑知識技術的文本——蠶書。清末民初，勸課蠶桑活動曾達到一個高潮，蠶書數量也達到歷史之最。就近代蠶絲業研究成果而言，無論是植桑、養蠶方面，還是繅絲、印染方面，相關論著都頗為豐碩，但對於蠶書的研究卻寥若晨星。蠶書作為傳統農書的一個重要門類，其中承載的蠶桑知識技術能在社會中傳播流動，此外，其內在蘊藏了不少頗有價值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信息，值得充分挖掘。王翔在《近代中國傳統絲綢業轉型研究》一書中曾提到，晚清各地勸課農桑興起表現出新的特點，可以說已經形成一個運動，中國農村的蠶桑開始與世界工業化潮流相聯繫，這背後蠶書的撰刊流傳與大規模勸課之間存在著很大的關聯性。隨後，肖克之在《農業古籍版本叢談》一書中收錄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古籍農書50部，著重對古籍農書版本鋻別考證，其中包括《農桑輯要》《農桑衣食撮要》《種桑說》《玉屏蠶書》。日本學者田尻利曾在《清代農業商業化研究》中闡述諸如《蠶桑輯要》等幾部中國江蘇地區蠶書的源流問題。高國金《晚清蠶桑局及蠶桑業發展研究》，總結了晚清各類蠶桑專著的內容來源，揭示了晚清蠶書的創作方式，展示了晚清蠶桑農書的技術來源，並對蠶書的體例與結構、蠶書呈現的新特點、蠶書的價值等內容做了分析，重在揭示晚清官員勸課行為與繁多蠶書之間的內在聯繫。

蠶書作為蠶桑技術與理論傳播的主要媒介，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中至關重要，蠶桑技術的傳承與發展很大程度上依托蠶書完成。清末民初，除刊印古籍蠶書外，勸課蠶桑的官員、有實力的鄉紳，甚至少量的市井平民亦撰寫新的蠶書，他們根據自身經歷，融入彼時新技術，增強了蠶書的時效性和應用性，因此該階段的蠶書展現了傳統技術向近代技術的過渡，具有承前啟後的歷史作用，頗值得關注。但就目前研究情況來看，相關研究成果較為有限，目前馮祖祥、周重想《周凱〈勸襄民種桑說〉淺評》一文是為數不多對晚清官員的具體蠶書文本進行分析的成果，該文通過對襄陽太守周凱所著三篇《勸襄民種桑說》的文本研讀來論述周氏在湖北推廣種桑的舉措。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懷揣實業救國理想的實業家，一方面繼承自&ldquo妃西陵氏教民養蠶”的傳統，另一方面融入西方近代科學技術，體現出“一個中國傳統農學與西方實驗農學的重要交彙過程”，他們所著的蠶書頗具研究價值。本文在借鋻、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四川三臺蠶桑巨子陳宛溪為例，通過對其所著《勸桑說》的分析，擬對植桑知識的傳播、植桑事業的普及及植桑技術趨於程序化等方面的關聯問題略做討論，進而從行業發展和社會經濟角度來觀察清末民初四川乃至中國蠶桑業的發展情況。

一、《勸桑說》促進了植桑知識的通俗化

咸豐以前，中國實行農桑並重的國策，四川州縣官府也大力提倡栽桑養蠶，“蜀中牆下樹桑，宅內養蠶，習以為常”。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為防止白銀外流，采取“寓禁於征”的政策，四川很多地方開始大面積種植鴉片，以至於“益谷膏腴之土栽種罌粟，馴至糧價日昂，浸為民患”，四川的蠶桑業遭受打擊。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清政府禁煙的舉措下，四川地方政府積極尋求禁煙之法，培州刺史鄒耿光以“川東罌粟太盛，物極必反，因詳說種桑之利可代種煙之值”，崇慶州也勸解鄉民少植罌粟多種桑株，發文“罌粟害人，桑株獲利”，並利用白話告示散布各鄉。長壽縣縣令“已續購桑秧五十萬株，除分發外，於西門外隙地栽種”。鄰水縣縣令“復就縣城舊有潾山書院設立蠶桑公局，委紳經理，定立章程”。四川蠶桑因此有了較大發展，以三臺為例，“時養蠶達15萬戶，年繅絲約2000擔”。受到內外貿易需求的推動以及戰爭失敗帶來的創痛，國人開始力圖自強，蠶桑業作為“蠶桑為民，莫大之利”的產業，開始走向改良革新的道路。1872年，歸僑商人陳啟沅建立起中國繅絲業第一家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繼昌隆繅絲廠，並撰寫《蠶桑譜》，專教人種桑養蠶之法。1874年，浙江湖州舉人汪日楨任會稽教諭，著有《湖蠶述》一書，在杭嘉湖地區流傳較廣。1894年，保定設立官辦蠶桑局，四川人衛傑負責技術工作，並編撰了我國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蠶書《蠶桑萃編》。同年，四川蒼溪知縣姜秉善首建“蠶桑公社”。1902年，四川合川舉人張森楷集股創辦“四川蠶桑公社”，開設絲廠，設立四川第一所蠶桑專業技術學校，1903年四川蠶業巨子三臺陳宛溪創辦裨農絲廠，“四川蠶絲業邁出自古屬於農家副業和手工業工場的門檻”。陳宛溪立足蠶桑四十餘年，先後刊行《裨農最要》《蠶桑淺說》《絲廠俗歌》《勸桑說》等著作，在民間大力推廣蠶桑。

陳開沚，字宛溪，號愚溪，四川省三臺縣人，湖南客家移民，1855年生。早期家貧，佃地務農為生，兄弟五人，其母在家養蠶。陳宛溪年少時“愚直貧病”，1871年考中秀纔後在萬安鄉玉皇冠寺任私塾老師。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令陳宛溪對植桑養蠶如指諸掌，求學時期的新式教育豐富了他的知識儲備。時值世界生絲需求量巨大，陳宛溪任教同年，四川首次向國際市場出口了生絲6000包。陳宛溪獲悉植桑收益頗豐，且聽聞陳啟沅在廣東南海建立起了第一家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繼昌隆繅絲廠，便於1877年毅然放棄教學，搬回老家萬安，立志投身蠶桑。陳宛溪見其任教私塾中管理蠶桑的和尚年年植桑，費力不多，所得酬勞勝過他一年所得，又通過報刊了解到南海歸僑商人陳啟沅辦廠事跡，深受激勵。在其栽桑過程中，陳宛溪常因深究栽桑治蟲防病技術，終日立坐環行於桑樹下，以至“人莫不笑其迂”。在栽桑獲利初期，因其所佃耕地地主陳門坐眼饞桑利，強行收地並不承認補償工本費，引起訴訟，後經勸業道周孝懷關注得以公平改判。此後陳宛溪積極設法賣地植桑，並積極爭取官方的支持。1888年，陳宛溪組織成立縣蠶桑會。1890年3月31日，重慶開闢通商口岸，次年，設立了海關，外國資本加快了對四川工業原料的掠奪，作為絲織原料的蠶繭輸出額直線上升。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外商紛紛在中國設廠，“中西互市，日以奇技巧精品物，博取我四萬萬人脂膏”，中國傳統手工業屏障被瓦解。在洋人挾其富強之姿妄圖漸吞中華之勢時，陳宛溪認為：“今吾蜀救貧之際，孰有如振頓舊有之蠶桑乎！”至此，陳宛溪初步萌發了“實業救國”的思想。1903年，陳宛溪仿照日本方法在三臺萬安場的鳳凰山下興工修建裨農絲廠，並於1905年完工。第二年，陳宛溪托人購得意大利式鐵機，自此四川開始有了自己的近代工業。1908年，裨農絲廠改用大機繅絲。1912年，更新設備，引進意大利式繅絲車、英產鍋爐、德產發電機。1918年，又購回環球牌大鍋爐，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得到了大幅提高與改觀——蠶絲“均、淨、堅、韌”。在裨農絲廠機器化大生產期間，陳宛溪於1907年任四川省蠶桑勸導員，1914年至1919年間，出任三臺縣蠶桑局局長。1913年，他在樂山嘉定創辦嘉祥絲廠，1917年改為華新絲廠。裨農、華新絲廠出品的雙鹿牌生絲先後在“巴拿馬國際公賽”和“萊比錫萬國博覽會”獲獎，從此川絲名聲大振、外銷大增，聞名於歐美諸國。1926年3月，陳宛溪在樂山開辦嘉樂紙廠，同年病逝樂山。

在躬耕蠶桑事業40多年當中，陳宛溪留下了《裨農最要》《蠶桑淺說》《絲廠俗歌》《勸婦女繅絲歌》《勸桑說》等作品。這些作品對蠶絲生產實踐來說，具有極強的實用性和指導性，同時蘊含較豐碩的學術價值。其中，《裨農最要》多次作為勸課農桑的教材發放民間；《勸桑說》成為推廣植桑事業的經典作品，該書現存28頁，但事無巨細，涉及了蠶桑業種、產、銷、保障等方方面面，充分體現了行業分工以前農、工、商的結合。行文語言樸實通俗，“雖不識字，人聞之，亦能通曉”。該書緒論、章節標題、材料編排等方面，表明了他對蠶桑業乃至這一時期整個四川經濟振興的基本觀點。該書封面的“宛溪叟勸桑說”由原諮議局議長、保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蒲殿俊題寫，內頁“勸桑說”由四川勸業道臺周善培題寫，交由成都昌福公司排印，內含陳宛溪人像及其自志文，另有鮮英的題詞“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須發浩然，聊以自娛”；同時由四川蠶桑公社原總教習、四川農政學堂原教務長祝鼎寫序。

由於《勸桑說》最後幾頁遺失，其具體成書年份未知，但通過內容判斷，該書應寫成於1914年陳宛溪擔任三臺縣蠶桑局局長到裨農絲廠獲得巴拿馬國際公賽金獎期間。該階段四川“蠶桑漸多，絲廠亦繁”，蠶桑業實質上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以蒼溪為例，據1910年《四川省第四次勸業統計》，全縣有蠶戶11220戶（約占農戶總數的25%—30%），有成片桑園180畝、散栽桑地640畝，官桑1353株、私桑64479株；制絲戶663戶，繅黃白絲14.4萬兩（折合鮮繭約45萬千克）。僅據樂山、內江、南充、三臺、鹽亭等18府縣統計，農家繅絲戶數已經達到132669戶，年產土絲2.5萬擔。蠶絲興旺導致川人“群趨於飼蠶繅絲之一途”，而陳宛溪深知“外洋最講種植之學”，敏銳地察覺到桑葉匱缺將會嚴重威脅到蠶絲發展，於是果斷在《勸桑說》中指出“若不多植桑樹以裕蠶絲，必源恐葉缺而飼蠶不終”，最終導致“繭少而繅絲折本”。為此，陳宛溪極力“勸吾川飼蠶之人各添桑樹以裕蠶食”，“勸吾川繅絲之人自種桑樹，並勸人種，以裕繭質”。

《勸桑說》之前也有不少蠶桑刊物刊印於世，尤其是洋務運動以後，蠶桑專著的撰寫和刊刻數量驚人，但是，四川的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以三臺為例，老百姓“栽桑未及百分之一”，甚至出現“百裡不見一株桑者，隙地任其荒蕪”的景像。究其原因，一方面蠶桑在四川僅為副業，自“蜀之先，名蠶叢，教民蠶桑”起，四川蠶桑多通過口耳相傳，就地植桑，於“田邊畦畔，堤岸土埂，住宅前後”，目的是“無礙於耕種”。 四川人對桑樹采取的是一任自然的態度，鮮會有人專門為桑樹開墾土地、除草，而多選擇植桑的同時復種豆麥等農作物。因此，桑樹常常“成為喬木”。另一方面，由於過往的蠶桑書籍多為對歷代知名農書的采輯，晦澀難懂，陳宛溪指出：“采輯諸書會萃成編，全錄原文；摘數字數句而變其文；其用法而稍變換。”其文“法極詳備，惟文義稍深，篇幅較長，恐非婦孺所盡解”，並且“文辭博奧，非淺人所能盡知，或時地攸殊，非變通無以盡利”，現代化涉及的新知識技術的傳播並不是傳統教育識字所能傳遞的，需要“功能性識字率”的拓寬。這種“功能性”的識字能力在清末局限於社會上的一小部分人，廣大農民“僅滿足於世代相傳的《三字經》”。因此，轟轟烈烈的勸課蠶桑、改良蠶桑並未在川地得到真正普及。

作為勸課之用的蠶書，其通俗性頗為重要，早期隻需要在晚清官紳群體內部通過贈閱、寄呈、拜序等方式交流，言語盡管晦澀但仍能得以傳遞。而後官員們開始注重讓小民獲悉技術，因此通俗易懂的蠶書成為需求。光緒年間瀋練的《廣蠶桑說》就“明白如話，絕不引征經史，蓋詞繁則意晦，不如掃去陳言”。在“師旅頻臨，饑饉交迫，賊盜蹂躪，征稅煩難”的社會背景下，陳宛溪若致力在全川推廣植桑，則需考慮植桑技術能否得到廣泛傳播，因而在知識技術的講解上，需要達到“老嫗能解”之程度。

“在桑樹種植上隻須稍加注意就一定能發展川省的產絲能力”，陳宛溪將植桑要點安排在首位。在講解過程中，他多次以人們生活中常見事物為比喻對像，以增強鄉人的理解。陳宛溪先討論了桑樹的種類，對四川地區常見的良種進行了分類，“嘉定之紅皮桑、潼川之荷葉桑、柳葉桑可比湖桑，皆古書所稱魯桑之類”，並梳理區分了家桑和野桑的淵源，“魯桑之子，種植成樹……則呼野桑是也”，最劣的桑樹被稱為“狗屎桑”。隨後，他分析了壓桑與接桑的優劣，又以“此猶嫁女者由富貴而嫁貧賤，則形容必至憔悴；由貧賤而嫁富貴，則形容必見豐腴，其所居養不同也”，形像地說明桑種、土壤與人力之間的辯證關繫。為解釋植物休眠期的重要性，陳宛溪以自身科考為例，“餘昔年歲考，進場日多不能寐，每起靜坐以待，吾兄治安、姪瀚如，熟睡若無事……餘因早起精神耗散，寫作竟覺困難，兄與姪久眠精神養足，出場時猶若餘勇可賈”。在講解接桑法時，他用民間俗語“人活心，樹活皮”說明皮接法的優點。關於病蟲害防治，陳宛溪並不急於細分桑樹的病蟲害，他認為“害桑之蟲類甚多，治法亦伙，非明學理者不能區別”，對於農家而言，如果詳說，則“苦其繁難”，反而扼殺了植桑的積極性。因此，他從病蟲害的輕重進行指導，重在講授處理方法，如“以竹片刮去其白屑，不使再有此蟲發生即得矣”，為了讓農家便於理解，陳宛溪善用比喻，“割去傷痕除蟲，敷以牛糞……其用牛糞者，如醫生之用生肌藥也”。《勸桑說》寫成後，陳宛溪一如前之《裨農最要》“兩呈錫督清弼”，通飭全川，刊發民間。趙爾巽接任後繼續推廣，加上周善培的“熱心提倡，實力保護”，“桑蠶絲業，遂以暢行”。以三臺為例，自1915年起至1919年，每年植桑畝數勻速以1000畝遞增。1915年三臺擁有絲廠6個，第二年絲廠發展至9個，並且越來越多的產品出售到外地及國外。

蠶書作為傳統蠶桑技術傳承的重要載體，是大規模推廣發展蠶桑技術的重要工具，因此能不能在大眾之間得以廣泛傳播、被大眾吸納並據此展開實踐，是衡量一部蠶書功用的最直接標準。寫作《勸桑說》時，陳宛溪既是肩負社會發展的地方官員，又是致力提高川絲競爭力的實業家，他以“安不忘危，樂不忘憂”的憂患意識，勸誡全川不能僅僅看到蠶絲價高的豐厚利潤而群起養蠶，敏銳地指出作為四川救貧之計基礎的蠶桑業，應強調廣植桑樹的重要性，以此避免在動蕩的社會和繁重的賦稅下，蠶農再次遭受損失。因此，他從桑種的類型、桑苗繁育、栽植技術及桑樹培護方面進行了通俗易懂的講解，這些內容既貼合四川人的生活習慣，又明確精準地給予技術指導，解決了以往蠶書繁雜難懂的問題，大大加強了蠶書的實用性，是為“專門針對當地情況，引進與推廣蠶桑生產的科普作品”。

（本部分發布時未加注釋，引用時可參考本書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