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中國有六千年文明史，有確鑿史料記載的官制也已經有近五千年，在這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官制沿革大體清晰，內容比較集中，特點也很突出。主要表現在：

，君主專制、個人集權與宗法血緣關繫、婚姻裙帶關繫貫穿著官制史的始終。中國屬於大陸國家，西部有高山，峰巒連綿；東南瀕臨海洋，萬裡海疆；北方有廣闊的沙漠和草原，一望無際，形成天然的屏障。封閉的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這一地區的社會歷史進程。所以，中國初期的國家形成過程中，缺少像希臘、羅馬及地中海沿岸國家那樣的較為開放的地理環境和商業因素的作用，社會分工很不發達，農業始終是主要的“本業”，畜牧業和手工業隻是作為輔助性的生產部門存在。農業與畜牧業、手工業的結合，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人們的主要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組織的發展水平。建立在這種社會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家長制家庭關繫很自然地長期被保留下來。家長制家庭的特征是：“它包括一個父親所生的數代子孫和他們的妻子，他們生活在一起，共同耕種自己的田地，衣食出於共同儲存，共同占有剩餘產品”。封閉的地理環境還使“中國認為自己居於世界的中央，它的成就是其他國家無法比較的。正是這樣一種文化的優越感，加上狹隘的自上而下的專制，使中國成為一個不圖改進，怠於學習的國家，在工業化時代落後了”。即便是如此，中國的發展從來也沒有停息過，在順應社會發展的情況下也會不斷進行改進。

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道路，並不是在家長制家庭解體，個體家庭與私有財產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後形成的，而是由家長制家庭公社內部的血緣關繫和與之相輔相成的公社土地關繫直接演變而來的。這也決定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經歷過像古希臘時期的城邦制度或羅馬人的共和制度，而是直接實行君主專制統治。君主專制和權力私有既是中國古代政治的根本特點，也是中國官制史應該關注的問題。

中國初期國家形成以後，父繫氏族公社時期的父權家長和軍事酋長的權力便直接演變為專制君主權力，公社內部的各級家長，也演變為國家機器的各級掌權者，並控制了不同的部門權力，以血緣關繫為紐帶的家長制家庭關繫國家化了，以婚姻為紐帶而構成的家族關繫也進入政治。因此，這樣的體制必然帶有濃厚的宗法性和原始性，並在專制主義政治體制發展的早期階段起著支配的作用。春秋時代以後，原有的社會經濟已經發生變化，原有的社會等級結構也在日益解體；在戰國時期更出現了中央集權專制的國家，專制主義政治體制得到新的發展。然而，宗法制在新出現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中仍然起著持久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並且與國家法律制度密切結合和配合在一起。在當時的傳統觀念上，以君主專制作為統治的核心，以君主作為國家的像征和法定的權力主體，君主和百姓是君父與子民的關繫。對此絕少有人敢提出懷疑或否定，所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尚書·洪範》），“皇帝，至尊之稱”（蔡邕：《獨斷》上）。當時許多人都認為，一切禮樂征伐都應該由君主決策和發號施令，沒有君主，就猶如失去了首腦和主宰，所謂棲棲惶惶，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正是這種認識的反映。

正因為此故，中國官制史的發展變化，總是圍繞著君主或權威這根主軸來運動，依據在位君主和權威的統治利益和運用方便為取舍的標準。其指導思想是盡可能維護和強化君主和權威的統治地位，體現和擴大君主和權威的權勢，而宗法血緣關繫、婚姻裙帶關繫常常成為維護君主和權威的權勢及地位，制定倫常綱紀的重要依據。

第二，政權與神權相結合，以神權作為論證政權合理性的依據，以政權和神權為制定制度的標準，是一切剝削階級政權的共同手段。